北大故事|为什么老北大没有一个高大上的校园？|北京大学|傅斯年|红楼_新浪教育

　　曲折三十年：改善条件的艰难之路

　　1898年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在奏折中谈到大学堂基址时说：“各国大学规模均极宏广。中国创办之始，若稍存因陋就简之见，则以后窒碍必多……大约非城外旷地断不能容；非新建房屋断难合式。即使各种学堂不能同时并举，其暂从缓办者亦宜预留基址，以待异日扩充也。”日后长期困扰北大的校址问题从一开始就被说中了。同期由梁启超起草的《总理衙门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学堂章程折》也鲜明地表示：“中国当维新之始，京师为首善之基；创兹巨典，必当规模宏远，条理详备，始足以隆观听而育人才。”可见这个规划中的大学堂肯定是高大上的，但正因为大家一致认为大学堂校址应该慎之又慎、仔细调查勘测选址建设，而维新变法又刻不容缓，因此仓促中才选了地安门内马神庙的和嘉公主府作为临时校址，先办起来再说，并特别声明“大学堂应另拨公地，另行构建”。谁曾想这一因陋就简的临时校址竟成为老北大的长久栖身之地长达五十余年。

马神庙公主府京师大学堂校址

　　老城本来就房屋密集，想抠出一块地办个大学几乎不可能，何况公主府还在皇城根儿，扩充的空间少之又少，这是这处校址的先天不足。随着学校人数日增，狭小的校址远远不够用，学校主事者也在想方设法另觅新址。庚子事变之后1902年大学堂恢复，管学大臣张百熙在京西瓦窑村一带购地1300亩准备重启建新校舍的事，遭到慈禧太后反对。1905年大学堂又奏请将德胜门外黄寺一带原来武举会试的旧操场1600亩地作为新校址，这回虽然得到了内务府批准，但迟至1909年才开工建设，辛亥革命爆发时仅建成了经科、文科部分大楼。

德胜门外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建筑遗存

　　民国以后，教育总长蔡元培、北大校长胡仁源先后于1912年、1914年向政府提议恢复这处校址，最后都不了了之。1915年北大又向教育部请拨圆明园改建校舍，政府以该处别有用途为由，会商步军统领衙门准备把西苑空闲营房操场拨给北大。1922年蔡元培旧事重提申请西苑空地作为校址，未果。

　　校长着急，学生也没闲着。1929年北大学生会草拟《发展北大计划书》力陈若再谋发展，校址必须扩充，计划将西至北海、东至北河沿，北至松公府北端，南至御河桥畔划为北京大学区，在此长方形区域内的古庙旧屋应由学校陆续收买。1931年北大学生会再向校长建议接收景山并称“如交涉不成，再行自动接收”，最后还是被校长挡了回去。

　　眼看着新校址指望不上，只好在原地修修补补了。1916年，校长胡仁源、预科学长徐崇钦与比利时仪品公司借款20万大洋兴建预科学生寄宿舍，1917年蔡元培就任校长以后将其改为教学楼，这就是著名的北大红楼，这里做过文科法科教室、教员办公室、图书馆、印刷厂、甚至还当过宿舍，这是北大校舍拥挤的生动写照。三十年代蒋梦麟掌校后，北大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基会”）的补助，才买下了汉花园以北松公府全部地皮，动工兴建了四大建设——图书馆、地质馆、学生宿舍、大操场，这是老北大第一次财大气粗一口气盖了这么多楼。再往后，随着北大在这里的家当越来越多，慢慢产生了路径依赖，也就只好将计就计，不再有人提出另谋新址的事了。

　　偌大个北京城，一个最高学府要块地建个校舍按理说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可为什么几十年来就这么难？生不逢时是个重要的时代背景。这段时间里军阀混战、北伐、中原大战轮番上演，教育经费被挪用充当军费是家常便饭，二十年代末甚至连教授的薪水也发不出来，酿成北京国立九校教职员索薪罢教风潮，时局如此，还能指望政府给北大建个新校址吗？

　　其实说了半天，一句话就是缺钱。整个老北大五十年里，就没过哪怕一天经费充裕的日子，缺钱与北大始终如影随形，成为制约学校一切发展的限制条件。即便是三十年代北大，也只能勉强说是稍微有了点钱，松了口气，但绝不是土豪。且看这“四大建设”修的有多艰难：设计师请的是大名鼎鼎的沈理源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三座建筑全部采用现代主义风格，所谓现代主义其实就是没什么装饰，造型简单，一切服从功能。虽说这种风格当时在欧美风行，在北平也开风气之先，但不能不说缺钱还是一个重要考量。图书馆预算22万，中基会补助15万，还差7万，北大向全校教职员发起募捐，每个人连续四个月在薪水中扣除认捐款才勉强开工。地质馆由丁文江先生提议修建，他建议积累中基会补助三年有4万多，外加学校经常费，并由丁文江、李四光两人捐款，总共6万6千元，由梁思成、林徽因先生免费设计。到了1935年，这种持续大兴土木的做法已经让北大吃不消了，从下学期开始只能做一些改建和修缮工作，建筑大礼堂和体育馆的计划只好搁置，以后迭经抗战内战，也就没有这种建设的机会了。

　　校长与校园建设

　　其实要说时局都是那个时局，可为什么有的大学一贫如洗、抱残守缺，有的却趁势而上、广厦千万呢？除了先天不足、生不逢时、阴差阳错、将计就计，还跟校长有关。一校之长，内树风气、外争资源，大学因校长的不同发展程度有云泥之别。老北大历史上发挥重要影响的几位校长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傅斯年无一不是卓越的教育家，难道是校长影响了建设校园吗？还真有点关系。

　　首先，最重要的是校长和政府的关系。国民政府虽然立了不少法，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治政府，政府要职由蒋介石的亲信把持，任何机构要想获得资源，就看与蒋的关系到什么程度。不管是办事还是要钱，无须开会论证全凭蒋的手令批条，王奇生教授说蒋“有时候手令下得太多，连他自己都忘了，以至于有的军官存有蒋介石一箱子的手令”。

　　中国近代大学起步在甲午战争以后，但大的发展还是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当初草创大学时大多先利用城里的老旧府第，后来规模扩大很多大学都面临建设新址的问题。国立大学里，与北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武汉大学和中央大学。武大珞珈山今天早已成为驰名中外的最美校园之一，被誉为“山高水长、流风甚美”的“物外桃源”，从1929年开始勘测到1937年战前两期工程占地3000亩，共修建大型建筑30余项，耗资570余万银元。这一切都跟武大首任校长王世杰有关，为了筹款，王世杰亲自游说湖北省财政厅、财政部长宋子文、行政院长谭延闿、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并通过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落实了这笔钱。1932年一期工程落成后，规模宏大的武大让王世杰声名远扬，蒋介石在此期间住进武大邀王氏为其讲学，并慨然为武大拨款，王世杰受到蒋的赏识后来直接被延揽至政府历任党国要职。

王世杰与武汉大学新址

　　另一个例子是罗家伦，这位北大英文系的高材生游学欧美归国以后，出任中央党务学校教务长，校长正是蒋介石，逐渐受到蒋的信任。罗家伦在31岁出任清华大学首任校长，34岁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两校任上他凭借与高层的关系都大有作为，特别是在中大，他认为四牌楼校址区区300亩没有发展空间，打算另辟新址建筑万人大学，获得蒋介石首肯。1934年国民党四中全会通过了提案，建筑费暂定240万元，由行政院按月拨付。遗憾的是，新校址刚开工全面抗战就爆发了，这个“理想的学术都城”成了罗家伦一生萦怀的“玫瑰色的甜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