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B.蓬塔里斯是精神分析学家和小说家，法国《读书》杂志的记者请他就作家与母亲的关系谈谈自己的看法。

　　母亲能够起到启示性的作用吗？

　　您读过加缪身后的自传性的记叙《第一人》。他在书里提到了他的母亲。她一贫如洗，目不识丁，而且是聋子。她除了能爱之外一无所有，而爱却是最重要的。我设想加缪之所以成为作家，是为了他的母亲。似乎是想让这个文盲看到、让这个聋子听到她无法支配的词语，永远做她的深情的儿子。

　　 正如普鲁斯特的母亲一样？

　　确实如此，怎么能不想到普鲁斯特呢？《追忆逝水年华》从头至尾都可以看成是写给母亲的一封长达几千页的信，一个既被热爱又受到亵渎的母亲。他其实一直想离开她和让她离开。

　　 我们现在谈的是存在的、或者深情的母亲，那么对不在的、或者死去的母亲能说些什么呢？

　　乔治·佩雷克的母亲死在集中营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的《消失》出版的时候，批评家们都把它看作是一种文字游戏，因为在这部小说里竟从未出现E这个最常用的，必不可少的字母。佩雷克不用任何夸张的辞藻，以此来使我们理解他内心的痛苦：他所说的消失就是指失去了他的母亲。

　　 那么写作是为让母亲看的了？

　　想让母亲看是毫无疑问的，人们在取得成就之后往往会这样想：“啊，要是我的母亲看到我就好了！”

　　 我想起了鲍利斯·施莱贝，在他小的时候和青年时代，他的母亲都预期他有当作家的光辉前程。面对这样一种期待，一种苛求该怎么办呢？这是够吓人的。

　　一点不错。弗洛伊德说过，他确信被他的母亲所爱——他运气不错——使他对自己有了永不失去的信心。相反，一个母亲若是不惜一切代价地要儿子实现她的愿望，并且因此禁止他实现自己的愿望的话，这就肯定会易于产生抑制而不是促进创作了。这样一种母亲往往会造成一个同性恋者。

　　 母亲的作用对于作品的形成是决定性的吗？

　　不能一概而论。就我而言，我小时候是一个几乎沉默不语的孩子，很晚才从事文学。这也许是一种告诉我的母亲的方式：“你看，你的难得开口的儿子说话了，他对你说话了。”我想起了捉迷藏的游戏：人们乐于躲在一棵树或一个树丛后面，可是游戏时间一长，每个人都不再找你，把你忘了，这就使人感到屈辱了。

　　您说过您很晚才从事写作。那么写作使您有什么改变吗？

　　我一向有写作的愿望。开始时写一些精神分析学方面的著作。可能是我的孩子们的出生决定了我投身于文学的虚构。这时候虽然失去了幻想，但总是认为作品在这里，会存在下去，它们就证明了有过我这么一个人，人在日常生活里没有成功的东西，通过这些书变得不一样了。

　　母亲在孩子的后面消失了。

　　她没有消失。不过“当孩子出现的时候”，世界确实又变得趣味盎然了，词语也恢复了它的魅力。（吴岳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