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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董竹君，生于1900年。她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她出身贫苦，父亲是洋车夫，13岁时不幸沦落青楼卖唱。她天生丽质，不久就成为青楼名媛。但是她不甘浮华，在结识革命党人以后，逃出火坑，成为民国初年的都督夫人。
母亲在日本受了资本主义的教育，回国以后不堪忍受封建家庭和夫权的统治。她抛弃荣华富贵，带着四个未成年的女儿，毅然离开身居高位的丈夫，到了当时中国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上海。
从此，她白手起家，开始自我奋斗。她筹资金，办工厂，开餐馆，还要教育子女。她百折不挠，终于在上海滩成了中国的第一代女企业家。她是闻名全国的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
30年代，母亲结交共产党，接受进步思想。她自己创办杂志，宣传妇女解放。她帮助、掩护共产党的秘密工作者，营救被捕的人。后来，她还把自己的三女儿董国瑛送到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
抗日战争时期，她流亡菲律宾，在战火中漂泊异乡。后乘难民船绕道朝鲜，回到祖国。
全国解放后，母亲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扣上“特嫌”的帽子，被关押了5年，受尽折磨和屈辱。
母亲回忆她的一生，说了这么几句话：“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遭冷落而动摇信念，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这是对她一生奋斗的最好总结。
母亲在97岁高龄，亲手完成了《我的一个世纪》。她不让别人代笔，不顾年老体衰，不顾疾病缠身，一个字，一个字，写完了这部43万字的自传。这是母亲对祖国，对人民，对后代献上的最好的礼物。
母亲13岁那年，由于家境贫困，父亲病重，万般无奈，只能向长三堂子(妓院)老板借钱，300元要抵押两年，条件是卖唱不卖身，陪客人清谈。这样的人称“小先生”或“清馆人”。小先生长大以后正式接客了，称“大先生”。
长三堂子就是清朝的青楼，是指豪华精致的妓院，又称书寓。书寓里的姑娘称女校书，又称艺妓，懂得琴棋书画。长三堂子这种高等的妓院，姑娘未成年是不接客的。这不是老板心善，而是他们要等姑娘卖唱红了，接客时才能开出高价。这是老板的经营之道。
图①是：1913年母亲进入长三堂子不久照的，这也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照相，她身穿当时时髦的黑纱透花夹衣裤，蚌壳式衣领，窄窄的裤脚，大开襟的下摆，紧口的黑缎鞋，鞋面打了一个花结。头发梳成当时最时髦的刘海剪刀式，辫根上扎着鲜红的粗丝线。手腕上带着一对水金花式手镯。
由于心情抑郁，她从来不笑，就连照相的时候也满面愁云。客人们给她的绰号是“不笑的姑娘”。但是她天生丽质，嗓音又好，水牌总是写得满满的。一张局票唱一曲，堂子收一块银元。第一天晚上就有30张，后来每天增加，每天客人不断，成了青楼老板的摇钱树，经常要唱到嗓子嘶哑。
有的客人，只是慕名专门来看她，虽然不唱，但是每天上下楼不计其数，等客人走了，她也累得两腿酸麻，精疲力尽。
堂子里的红姑娘有专门的人伺候，为她们梳头打扮。母亲的身边有一位孟阿姨，是一个颇有见识的中年妇女。孟阿姨经常给她讲青楼女子的悲惨命运。她告诉母亲说妓院不会放掉她这样的红姑娘，即使抵押到期，老板也不会轻易放手的，他们也会利用黑社会的势力，让你回不了家。多少姑娘都是被妓院榨干了血泪，年老色衰，最后流落街头。即使是从良，当有钱人家的小妾，也会因为出身青楼，在家庭里没有地位。
孟阿姨告诉母亲，要尽快找一个好人，在接客以前嫁出去。这些话都深深地印在了她的心里。她不能接受这样的命运，要等待机会，跳出火坑。于是她开始仔细地观察那些来堂子里的人。
可是这个地方好人太少了。当时有的革命党青年，为避风头到这里来聚会，他们高谈阔论，使母亲明白了不少道理，从内心佩服他们的救国志向。
一天，孟阿姨对母亲说，常来的人里面有一位夏爷，英俊诚实，我看出来他是真心喜欢你的，你自己注意一下。孟阿姨说的夏爷，就是24岁当上四川省都督的夏之时。他身材高大，性格豪放，尤其是他总是鼓励母亲读书，使母亲对他也有了好感。夏之时成了她心中的英雄，当他吐露爱慕之情的时候，母亲确实被感动了。
可是就在这时候，袁世凯想当皇帝，大抓革命党，逮捕、暗杀，无所不用。夏之时早年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反对袁世凯称帝，当然袁世凯不会放过他。袁世凯悬赏3万银元捉拿他，夏只能躲起来。但是他忘不了母亲，在流亡日本之前，他提出要为母亲赎身，和他结婚。母亲不能忘记青楼女子的悲惨命运。她说：“我不要这样，我又不是一件东西，以后作了夫妻，哪天你一不高兴就说，你是我花钱买的。那我可受不了。你一个铜板都不能花，要是花钱买，我就不跟你结婚。如果你答应我几件事，我会想办法跳出火坑。”
母亲提出的三个条件是：
1.不做小老婆；
2.到了日本，送我求学；
3，将来从日本读书回来，组织一个好的家庭，你管国家大事，我管家务，当你的内助。
夏之时都答应了。他冒险留在上海，等待母亲的消息。堂子也有所觉察，就派人盯梢，使她难以脱身。外面风声很紧，夏之时连去日本的船票都买好了，再不走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一天夜里她终于设计骗走了看守她的人，逃了出来。
婚后几天，母亲就随新婚的丈夫去了日本。到了日本，母亲开始补习日文。一年后，大女儿国琼出世。又要学习，又要带孩子，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在孩子3岁的时候，国内的局势已经稳定，夏之时带着妻女回到四川老家。
图②：1924年戴季陶与孩子们摄于四川成都将军街的夏公馆。这张照片保存至今十分不易。
1966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到处抄家，母亲的家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为了保存这张照片，母亲用墨笔涂掉了戴季陶的上半个脸，好让抄家的人看不出是谁。如果当时发现是戴季陶的照片，说不定会惹出什么样的麻烦。
1997年，在母亲的《我的一个世纪》一书出版前，我请北影厂原厂长、摄影专家朱德熊于病榻上，在腹部刀口尚未完全愈合的情况下，一笔笔地修复了这张照片。现在仔细看还能看出，戴季陶的额头有修复过的痕迹。
戴季陶与夏之时的关系很密切。戴的母亲收我的母亲为干女儿，戴季陶收我母亲的长女夏国琼为干女儿，而戴的大儿子戴安国又是夏家的干儿子。
1928年10月，戴季陶担任了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他在成都期间几乎天天都在夏家。
图③：这是母亲、夏之时和五个子女的唯一的合影，也是全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福。这张照片也是母亲带着四个女儿离开夏家前的最后一张照片，摄于1928年。
从左至右是，大女国琼、二女国、夏之时(手中抱着夏大明)、大侄女国贞、母亲、四女国璋、三女国瑛。
孩子们都戴着西式的毛线帽子。二女儿国和三女儿国瑛年龄只差11个月，打扮得像一对双胞胎，她们都穿着短裙、长袜，一年四季露着膝盖。由于母亲是在日本受的教育，思想开放，治家的思想也是西化的。周围的人都说，夏家是洋派。
在锦江川菜馆开业初期，母亲日夜操劳，总是清晨到店，深夜才回家，到家以后还要照顾孩子，操持家务。终积劳成疾，得了严重的胃溃疡。
由于年轻时母亲在日本读书，受到日本人酷爱整洁的影响。加上她天性爱美、爱艺术，因此，她对锦江茶室的环境布置十分考究。
那里有荷兰的风景画、西班牙的蜡烛吊灯、法国的壁灯，颜色和采光都别具匠心，十分优雅。每天都有鲜花放在门口迎接客人的到来。
锦江茶室开业不久就成为在上海的社会名流、文人雅士聚会的地方。在这里母亲交了很多朋友，在她生日那天，朋友们聚在锦江川菜馆的特别间为她祝贺。
母亲的住宅在上海法华路386号。那是一座两层楼的花园洋房，有红色的大铁门，可以开进汽车。房子的前面有一片草地。当时母亲和已经成为钢琴家的大女儿国琼住在这里。
图④这张照片于1957年摄于上海一个犹太人开的圣色蒂照相馆，母亲时年57岁。二战时期，德国法西斯横行欧洲，到处迫害犹太人，许多犹太人逃到上海。中国政府接受了他们，允许在上海定居。这些人多以开设照相馆、诊所谋生。圣色蒂照相馆就是其中之一。二战胜利以后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回去了，但也有留下的。（董国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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