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友：lieke1150

　　　影视作品虽说只是艺术的表现手法，没有必要承担灌输人文精神和历史常识的观世音式的角色形象，但现代影视的无限扩展延伸又要求其一定要引导和教化众人于正常审美空间来，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启发式教育应是积极向上的，而不光是以娱乐而娱乐，这样文化教育和艺术追求才能有机的统一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来，我这里谈的虽然是“中国的”这样一个大前提，实质上不可能把中国(包括台、港、澳地区)所有的电影和电视剧来分析一番，事实上我也不可能做到，也没有必要，之所以要说“中国”，无非要人们清楚影视创作还是有民族差别和风格差异的，少不了也会涉及国外的影视剧。为了克服认识的局限，我只说明我们熟悉的影视剧。

　　近年来荧屏上出现的各种题材的影视剧，有戏说剧，历史剧，古装片，青春剧及武侠剧等，综合起来也不外乎是写情、写人、写故事、写景色等，而这些影视剧的创作大多有自己的模式，让人一分而明，二分清醒，三分觉醒了，其中的奇特究竟在何处，我们不妨看之。

　　一、影视剧的“喻世明言”：如何看待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

　　从早期的戏说剧《戏说乾隆》、《戏说慈禧》到近期的《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记》等虽说都是反映皇宫生活题材的电视剧，严格来说这种戏说剧不是历史剧，它只是一种商业片，它的畸形繁荣就成了一种不太正常的文化生态，是与目前人们的娱乐需求相适应的，对严肃的主题有一定的消解作用，但胡说更可怕，胡说剧的问题是歪曲历史、宣扬错误的价值取向。戏说剧从一开始就标明了它戏说的身份，打明了招牌旗号，大家就有一种预防，就不会把它当真。戏说剧在嘲讽和自讽的双层功能中求得娱乐愉悦，这也是商业时代的一个必然产物。例如《宰相刘罗锅》，开头就打出“不是历史”的字样，大家就不会太当真；而胡说剧则会让观众、尤其让青少年误为信史，比如《雍正王朝》中的某些剧情就属于胡说。一个古代的暴君对读书人采取的灭绝性行动却得到当代编导的充分肯定和赞扬，支持那种“读书人是天下祸害根源”的说法，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完全没有遵守历史剧的历史观念和人文观念，违背了人道主义的人文价值取向，这就连戏说都不如了。虽然戏说剧不是历史剧，但戏说之作尚且需要编导有一定的基本功底，而胡说之作，则十之八九是出于编导的无知。今天的文化环境、艺术观念和历史剧的创作方法与形式比以往都有不同，我们今天再谈这个问题应该有新的角度。所以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是不相矛盾的，关键要看影视剧的创作是否符合宣扬正确的价值取向和正视历史观。至于一些胡说剧收视之火爆，可能有三个原因：除了高投入大制作及声势、频道、时段上的优势外，我以为主要有两条：首先是人们已经厌烦了泛滥已久的戏说式宫廷剧，因而风格迥异的所谓“正剧”实即“胡说”剧有耳目一新之感。其次，经历20年后我们的改革已进入新的阶段，利益、公正问题凸显，社会出现了新的矛盾，加上某种文化积淀的作用，人们隐约期待有人能以铁腕扫清积弊，赐予社会以公平与安宁。

　　二、影视剧的“醒世恒言”：人文精神的普遍欠缺是当今影视剧的一大缺憾。

　　时装片和古装片都有历史，都反映了一定的人文理想。著名金学家陈墨先生说过，中国人的心理上有四大梦想：神仙之梦、明君之梦、清官之梦，还有就是侠客之梦。现在的影视作品中还是这些，使人不能不疑惑：历史在哪里？人民在哪里？个人又在哪里？神仙、明君、清官、侠客都是理想道德人格的典范，那么，历史与人性的真实及其人生的美感又在哪里？从《渴望》、《突出重围》、《荆柯刺秦王》到《鸦片战争》、《少年包青天》、《水浒》为代表的四大名著等剧，都逃脱不了中国人这心理上的四大梦想的庇护，创作者在揭示一个故事内涵时，有没有经受过人文精神的洗礼呢？从历史中见到当代，见到当代社会观念、存在形态的历史渊源。但并不是把有关的历史剧搞成影射史剧，牵强附会地借古喻今、讽今。这里我要插一句，就是华人在海外的奋斗史从来没有进入正史，更没有被历史剧光顾过，这也体现了陈墨先生所言的我们在“人文历史”上的偏离。其实中国人在海外的奋斗、生活经历可谓波澜壮阔，为世界文明作出过很大贡献，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你想，一个将希望寄托在“包公”上的社会怎么可能进步？社会的发展依靠的是法制和每个个人的努力。不过我要说，我不同意这类有关历史的题材剧，但是我允许它们的存在。因此，我们只能说期待什么、提倡什么，而不能说禁止什么、规范什么。中国文化对“人”的认知始终没有深入，一旦去“想象”，就容易陷入简单把人分成好人与坏人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童话式的二元对立之中。表现在影视创作中，往往为了求“善”而可以舍去求“真”，甚而以道德教化之“善”取代人生故事之“美”，这样一来，怎么可能好看？《鸦片战争》没有40年前的《林则徐》好看，就是作者的想象方式出了问题，《林则徐》是讲人的故事，而《鸦片战争》则是在做爱国主义的历史报告。所以我们必须警觉的是我们的影视剧的创作正在偏离一个良性的轨道，一定要将值得宣扬的人文精神注入到影视剧的创作中去，这样影视剧的发展方可如日中天。

　　三、影视剧的“警世通言”：历史和文学两个领域，各有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和游戏规则。

　　目前影视剧在关历史题材创作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历史，没有信史、信息，在现有的历史剧中大量的是统治者在闪光。鲁迅说过，“一部历史都是成功者的历史”，即“成王败寇”，那么，那些代表正义、代表真善美和民族良心的失败者们，便从历史中隐去了，随之消失的当然还有不可估量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足以垂范后世的道德伦理及引人向上的精神力量等等。直到今天，我们的一些历史剧依然在继续传播和维护历代帝王封建统治的统治经，宣扬野心家、阴谋政治家的成功，如何攫取权力、巩固权力、党同伐异，如何稳坐皇位等。(如电视剧《太平天国》)

　　这与我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何等地不相称。

　　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导下，再加上拜金主义的支配，历史自然也就戏说得一塌糊涂了。历史剧的创作需要编导有相当的历史文化素养和思想艺术功力，但是，现在很多电视剧编导的历史文化素养差得让人瞠目结舌，有人简直是史盲，如《少年包青天》剧中公孙策有关“本草纲目”的一段啼笑皆非的对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曾经有一位导演说：我想拍一个清朝的英雄人物，他就是文天祥，清朝是不是晚了点，他说那就算明朝也行，简直是无话可说了，真是“无知者无畏”。类似《康熙微服私访》这样的戏说剧，在很大程度上向无知的青少年灌输了“皇帝可爱”的意识，在无形中美化了皇帝，和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制度。如此一来，还有什么必要肃清封建主义呢？邓小平同志在20年前说过：“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的切实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我认为中国的历史剧创作，应该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这个精神去搞。但近几年的影视剧却为封建帝王大唱赞歌。历史剧的创作应该以信史为依据，按照审美法则，向观众揭示封建帝制、封建专制集权政体是如何残暴、血腥，如何泯灭人性，扼杀个性，又是如何成为贪官污吏和假恶丑滋生的温床。这样讲并不是历史虚无主义，皇帝并不是一出生就是阴谋家、刽子手，他们也是“传位”的牺牲品，如果把某一帝王本有的人性如何在帝王位置上消磨殆尽、转而变成政治动物这个被异化过程可信地揭示出来，就是上档次的艺术了。可惜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出现一部这样深刻的力作。历史学与文学是两个领域，各有其不同的“游戏规则”与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别说“戏说”类作品和创作性古装剧，就是所谓严肃历史剧，也不能当成真历史来看待和要求。因为历史文学的“严肃”与历史科学的“严谨”并不是一回事。严谨的史学家不能允许编造史实，而对于严肃的历史文学我们只能要求它不篡改、歪曲已知的史实，但必须允许它用想象与创作来“填充”故事细节，刻划人物感情与心态，而这些在现存历史记载中几乎是没有的。我们甚至不能以新史学的进步去要求历史文学或历史剧的同时“进步”，因为历史“科学”中的事实真伪有无乃至因果解释的对错是不能含糊的，而文学表达的感情与审美意向可以十分复杂和模糊。因此在历史学中论证“清官救世”是十分陈腐的(如电视剧《海瑞》，但文学艺术领域的“清官戏”仍然有审美价值(当然，如果只有清官戏，那就又是文化生态的问题了)。比如美国史学界在南北战争这类问题上历来有人做翻案文章，引起主流史学的反驳，但对于像《乱世佳人》这样的“亲南方奴隶主政权”作品，文学评论界自可臧否，史学家却不会有兴趣介入。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史学家需要站出来以历史真实驳斥“胡说历史”，那就是当作品的价值取向和思想性很糟糕，而且它又标榜以所谓“历史事实”作为价值取向的依据时，史学家出来还历史以真实就成为必要了。《雍正王朝》如果只是“戏说”历史，我不会批评它，如果它只是价值取向有问题，我不会从史学的角度批评它，但它一方面鼓吹趋炎附势的家奴哲学，仇视仗义执言的清议传统，吹捧专制暴君杀言官、诛谏臣的恶行，另一方面又打出“历史正剧”的旗号，否认是在“戏说”历史，这是很荒谬的。影视剧虽不能当作历史教科书，但实际上对广大历史知识尚嫌贫乏的青少年来说已经承担了这个作用了，影视作品就是他们主要的了解历史的途径，这也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如果一部重大历史题材剧，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如若媒体报刊只局限于对拍摄花絮、演员个体之类的追踪报道，而不去把真实的历史告诉读者，久而久之就会对我们的读者赞成一种误导，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四、“初刻拍案惊奇”：青春偶像与实力派演员谁更有市场。

　　最近几年的以青春偶像为主的时装剧拍得很多，有没有可以称赞的呢？当然是有的，如《永不瞑目》的袁莉，把欧阳兰兰这个角色刻画的很到位。但大多所谓的青春偶像的演技并不令人佩服，如《夏日恋语录》的陆毅等。相反，有实力的演员的作品能够很好地把握主人公复杂的内涵，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如《英雄无悔》的李婷，《围城》中的陈道明，《来来往往》的许晴等。但是都市题材的电视剧或电影由于面向大多数少男少女，处于该年龄段的观众本身处在梦幻般的欣赏阶段，因此追求偶像是理所当然的。而有一定生活磨炼的观众肯定不会喜欢诸如《还珠格格》中赵微等人的演技才能，因为这一干人等论美丽不算美丽，论气质也远不够登上如此高的境遇。遗憾的是在去年长沙金鹰节上的最佳评选上无一例外的不是青春偶像型的演员当道，有实力的演员甚至连候选人的资格都不会有，这难道是网上评选的结果？这难道就反应大多数观众的意愿吗？值得怀疑？所以中国影视行业这种奇特的现象值得惊奇！

　　五、“二刻拍案惊奇”：武侠影视热长盛不衰，特别是金庸武侠剧独25年来尽领风骚。

　　从80年代《射雕英雄传》播放时的万人空巷，到前两年重拍《神雕侠侣》再次引发热潮，再到刚刚过去的央视《笑傲江湖》，由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似乎又走了一个轮回：忠于原著——天马行空——“回归原著”。今天金庸小说的几地同拍也再次证明了它的雅俗共赏、跨越时代和年龄上不可比拟的包容度。金庸的武侠小说红足五十年，他可说是近五十年最佳也是最红的通俗小说家，而且不限于香港，更是包括了所有中国人的地方。

　　忠于原著：80年代初香港无线曾拍摄过一批可称为经典的金庸武侠剧，此后陆陆续续台湾、新加坡、内地也推出了一些各自不同的作品，但似乎都难以超越无线的成绩。90年代中期，无线台又翻拍了包括《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在内的金庸武侠剧。

　　天马行空：90年代初，内地、港、台合拍了一部《雪山飞狐》，由孟飞主演，这部戏让扮演袁紫衣的内地演员吴宇娟红了一把。然而除吴宇娟、龚慈恩两人的表演尚说的过去以外，其他演员的挑选显得与书中描写的形象相差甚远。个头矮小的孟飞演辽东大汉胡一刀(即胡斐)，颇有讽刺之感；王璐瑶扮演的苗若兰则甜得发腻。从1992年开始，无线在翻拍旧的金庸武侠剧前，先拍摄了几部前传故事。1993年的《射雕英雄传之九阴真经》就是代表。由姜大伟、梁佩玲主演的《九阴真经》，讲述的是黄蓉之父黄药师和其妻子的故事。这部作品同当时的电影武侠热潮配合，是个应景之作，但它在拍摄技术、场面设计上同无线早期武侠剧相比已有了极大的改善。这部连续剧一方面体现出金庸笔下人物巨大的号召力，一方面也流露出无线决心翻拍金庸武侠剧集的意图。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女导演杨佩佩开始了她的系列金庸武侠剧的拍摄，《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为这股金庸潮又添上了一笔。但是台版《倚天屠龙记》差强人意，除扩展杨逍的故事让人感觉到女导演的温情和细腻外，因琼瑶片而得名的“吼狮王”马景涛实在引不起金庸迷们的兴趣。

　　“回归原著”：尽管香港武侠剧中的人物鲜明，但是由于投资、场景、人员等诸多原因，也使得港剧无法体现金庸武侠剧气势磅礴的宏大场面。因此，中央电视台的《笑傲江湖》一开始就寄予厚望，按照导演黄建中的意图是“不按传统的武侠剧来拍，也决不拍成《水浒传》之类的历史剧”。可结果却出人意料成了沾上《水浒传》等央视恶习的金庸武侠剧，尽管该剧主创人员以各种途径来证明他们的作品还是“忠于原著”的，是“神似的”。并且一再表明央视版的《笑傲江湖》还是有独特魅力的等等，但铺天盖地的斥骂还是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顺应民意的问题，毕竟不能用打肿脸来充胖子，好就是好，差就是差，无须争论太多，希望央视在以后的作品中好自为之。

　　在金庸的小说中，一代一代，不知叙尽了多少英雄人物，绘尽了多少沧海桑田。就算是以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中，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不违背常理，不违背常识，这是武侠剧创作的两条底线。让族群记忆存在于虚幻的江湖武林纷争中，而让个人记忆在艺术天地中自由驰骋，但愿能看金庸小说笑傲影视更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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