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眨眼就过去了40天，这40天里，郎朗比上学还忙。既需要各方面的应酬，还不能耽误分分秒秒弹琴，还得看球，郎朗再天才再精力过剩，也有个疲倦的时候，老虎还有打顿的时候呢！郎朗病了。很少生病的郎朗病得不轻，上吐下泄，可吓坏了他的父母。郎朗每天得到医院打点滴，身体虚弱，一动就冒虚汗。即便这样，他也硬挺着练琴。他记住一位钢琴家的话：一天不弹自己知道，两天不弹，老师知道，三天不弹观众知道。他坐到琴凳上两手关节酸痛不已，胳膊抬起来发软，额头冒虚汗。周秀兰心疼儿子，不让他弹，但是，硬汉郎国任站在琴旁，一声不吭。郎朗刚学琴那会儿，有一次病了三天没摸琴，郎国任使了招法，他对儿子说：你病了没弹琴，能不能不会弹了？郎朗一听惊怔得眼睛大大的，立马爬起来，晃晃悠悠地爬上琴，开始弹了。他边弹边说，我还会弹！你看，我还会弹。弹着弹着竟忘记了自己的病，再坚持一段，就把病弹好了。这回，郎朗懂事了，郎国任也用不着像过去那么使招了。

　　还没到开学的时间，但是，郎国任决定提前回去，准备迎接新的挑战——角逐“星海杯”。

　　母亲觉得儿子病刚好，还想留他再呆几天把身子养养，可是，郎国任既然决定了，她也只能照办。当妈的千叮咛万嘱咐。儿子舍不得离开妈，妈更舍不得儿子，她答应儿子，等“星海杯”比赛获得第一名，她就去北京。儿子表示一定要拿第一名。

　　郎朗和父亲打起背包，又兴致勃勃地回到了北京。开学第一天，作为中央音乐学院附小最低年级的小学生郎朗走进了一个新的环境。这是一个热爱音乐的孩子梦寐以求的地方，不妨计算一下，一个城市有成千上万个孩子在学钢琴，而全国几十个省会城市，如果仅算这种省会城市的话，那么也有几十万大军。在这几十万大军中，能够有勇气把钢琴当作专业来努力的人，也为数不少。把这些人如果喻作一个宝塔的话，那么，能够考取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就应该说是登上宝塔尖了。

　　登上宝塔尖的这些个娇子们聚集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队伍。在这个新的队伍中，展开了新的一轮竟争。都是各地区的尖子，尖子选手汇到一起，竟争异常激烈。谁也不服谁，都憋着劲。孩子们不仅比钢琴，还比文化课学习，比跑步，比跳远，郎朗爱比，别的孩子也爱比。人家拿郎朗当靶子，只要有一项能比过郎朗，无论家长还是孩子，可高兴坏了。好胜的郎朗能否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势头呢？在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附小时，一位老师就对他说过，你这一次考第一是不错，下一次还能考第一吗？在第一位的位置上坚持住，那就行了。

　　“星海杯”少儿钢琴赛是国内一项很有影响的大赛，许多有天份的孩子都要在这种赛事上一展才华。郎朗全班同学都报名参加比赛。为参加这项比赛，郎朗又换了一套曲子。从进度是得往回收，得收到740。赛前，附小学科主任凌远给他们上了一课，这是她为郎朗唯一上的一次课，内容是740的第31课，还有肖邦的圆舞曲。凌远非常认真地为郎朗修整了一遍，一点小毛病也不肯放过，使郎朗收获不小。

　　比赛前，郎朗走了一遍台。这一次走台，他弹得比较一般，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兴奋起来。走台时，有一个叫金刚的孩子弹得比郎朗好，他们班级的同学也都认为这次星海杯比赛第一名肯定是金刚的了。这使郎朗父子增加了心理压力。这时，发生了一件让郎朗永远难忘的事情，那是因为他在上文化课时不守纪律，放学后，让老师留下了。老师对他要求很严，批评起来也绝不留情。结果，正巧老师在批评他时，让郎国任看到了。他气不打一处来，上去就踢了郎朗两脚。郎国任绝不惯孩子，他不打则罢，打一次，就是狠的，就能让郎朗记住。郎国任是在学校里当着老师的面打的郎朗，旁边还有同学，这对于郎朗而言，很没面子。但是，他被打怕了，他从心里怕郎国任，怕得不得了。他揉着被踢痛的部位，想哭，还不敢出声。当数年后，郎朗跟我讲述这一幕时，他还心有余悸地说，我爸真狠，我爸是法西斯。

　　玉不琢，不成器。严师出高徒，严父，才能教子。郎国任在儿子面前确实有威望，这种威望不光是打出来的，还有平时的一言一行，都得给儿子做出榜样，让儿子佩服。许多弹琴的孩子家长也都打过孩子，问题是有的打完就去哄孩子，这等于白打了，有的虽然没去哄，他是，从表情上流露出心疼的意思，那也不会收到好效果的。郎国任从来都不让郎朗看出他的一丝柔情，他从来没亲过儿子，儿子取得了再大的成绩，给他争了多少脸，他也不亲儿子，即使儿子平时见他高兴了，跟他皮脸时，他也不忘保持着父道尊严。这对于郎朗成长确有好处。

　　郎朗眼泪没干就跟着爸爸去比赛场地抽签。他们去晚了，只剩下四个签了，郎朗在这四个签中小心翼翼地摸出一个，打开一看，居然抽了个2号。郎国任一看这个2号，脸色就阴沉下来了。他很忌讳这个数字，因为这个数字让他敏感于比赛的名次。莫非这是暝暝之中的莫种暗示？郎国任由此想到了那个让人们普遍看好的孩子金刚，在那天走台时，他郎国任听了他的弹奏，确实具有相当的势力。这次星海杯比赛在郎国任看来，就是他跟郎朗争第一。而郎朗偏偏抽了个2号，这是在预示着第2名吧，岂不太晦气？敏感的郎国任在这时小聪明又冒出来了，他把一个刚抽完签的孩子叫到一边，想跟他换个号。除了2号之外，换任何一个号他都认可，却不曾想这一举动让一位老师看到了，很是生气，差点没有因此取消郎朗的比赛资格，弄得郎国任更加沮丧。但是，他不能让儿子看出自己的情绪，于是，他对郎朗说：2号就2号，干吧！

　　郎朗也不喜欢2号，不过，他不相信抽了2号，就意味着得第二名，他说他偏要争第一。郎朗对第一是非常渴望的。他与妈妈通电话了，妈妈说如果他在“星海杯”赛拿了第一名，她就马上来北京。言外之意，要是拿不到第一，妈就不来了。为此，他也一定要拿第一。

　　那个金刚果然了得，他家在食堂旁边，练琴时，郎国任前去偷听，那是最重要的情报。为了知彼知己。他边听，边对儿子说：你听，他是这么弹的，这地方弹得好，那儿弹得不怎么样，你应该如何如何。爷俩一块儿找出了金刚的优缺点后，制定出自己的弹法。

　　到了比赛时，金刚弹740第31课。弹得相当之好。但是，郎朗并不慌张，他显得胸中有数。他自信能够比对方弹得更好。应该说，他们两个人都弹得不错，究竟第一属谁，那还得看评委的最终打分。

　　还是郎国任晚上出去打探情况，然后把打听到的消息带回家。郎朗这回没有睡下，他在等着爸爸。郎国任一进门，郎朗就从爸爸的脸色上观察到了结果：“第一？”爸爸笑了。郎朗转问韩老二：“二叔，是真的吗？”二叔肯定地说：你第一！祝贺你又取得了第一名！

　　郎朗乐蹦高了：太好了！第一名！他喊叫着，马上去给妈妈打电话，他要让妈妈马上知道，要让妈妈马上就来北京。

　　妈妈说话算话，接到儿子的电话，就星夜乘车赶到北京。对于郎朗来说，能够以自己的优异成绩促成妈妈来北京团聚，该有多么自豪。

　　提供给郎朗自豪的时刻确实不少。在“星海杯”比赛前夕，附小五年级的钢琴系两个班中，几乎同学们都相信那个叫金刚的男孩子能获第一名。金刚与郎朗不在一个班，他们班的同学更是希望金刚夺冠。金刚是他们班的钢琴白马王子，班级弹钢琴的男生就他一个，其它全都是女生，金刚这个男孩子在女同学的羡慕眼光中自然是十分渴望夺取比赛的第一名。郎朗班级有六个男生，全是公费的，女孩只有一人是公费的，剩下的那些自费生也都是女生，所以，郎朗班级是男子汉天下，人家说他们班重男轻女。当两个班级聚到一起，参加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的校会时，郎朗最露脸的时候到了。主持会的是金刚他们班级的班主任，她用清亮的音乐般的嗓音宣布昨天结束的“星海杯”比赛结果。同学们都不知道结果，金刚大概也不知道，只有郎朗知道，但是，他也装出不知道的样子。会场静极了，当老师宣布一等奖的得主是郎朗时，那个班的同学愣住了，金刚更是愣住了。而郎朗他们班的同学却欢呼起来，他们拼命为郎朗鼓掌，郎朗的班主任也给郎朗使劲鼓掌。郎朗为班级争得了荣誉，也为学校争得了荣誉。他又一次成为同学们羡慕的对象。在此之前，他无论在沈阳的宁山路小学还是在北京丰台区的小学，他都曾因为给学校争了光而尽享这种受宠的场面。他是被夸出来了，是受宠出来的。他是那种越夸越上进的孩子。这个星海杯的第一名对于刚进入校门不久的郎朗来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他日后向更高目标跳跃铺好了一块跳板。

　　1993年11月第五届全国“星海杯”少儿钢琴大赛中，郎朗夺得专业组第一名。这是郎朗第一次在全国大赛中夺魁，自然更加具有了奋进的动力。郎国任并不满足，他瞄准了学校最受宠的孩子，鼓励儿子一定要赶超。他的哲学是只要发现有比郎朗强的，就一定得想法撵上。第一名考入附小还远远不够，星海杯夺冠也是不够的，只能说明郎朗与他们这一届孩子相比是最好的，但是，与学校高几届年级的孩子相比呢？与附中学生相比呢？还有比郎朗好的，那就二话别说，憋足劲追就是了。郎国任的神经始终是绷紧的，始终是牢牢抓住儿子打冲锋。不仅要横向比，还得竖向比。至少还有两三个比他年级高的孩子在中央附小比郎朗叫得更响。郎朗仍然像当年在沈空大走廊瞄准了那两个同姓的对手拼命与之比赛一样，瞄准了新一轮的对手。只要有对手，郎朗就能激发出干劲，就能有足够的信心和意志去追赶。

　　他每天练琴时，高喊着那两个孩子的名字，以激励自己的斗志。特别是到了困倦的时候，他就会站起来，挥着拳头高喊：某某，我要超过你！我一定要超过你！这一喊，就来劲了，等弹了一会儿，就又疲倦了，他就会再喊另一个孩子的名字，以同样的方式发出自己要超过对方的决心。这就是郎朗每天弹琴的兴奋剂和强心剂。

　　人们惊叹郎朗何以会有那么旺盛的永不衰竭的激情时，人们大概不会知道这个11岁的男孩发明的这种独特的兴奋剂吧。这种兴奋剂对于郎朗受益无穷。他在不同的阶段喊不同人的名字，喊一个名字，就要超越一个人；他把中国最好钢琴家的名字喊完之后，现在他在美国练琴时，就喊世界最好的钢琴家的名字。越喊越有上进心，越喊越有紧迫感。

　　钢琴作为贵族的乐器，显然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考进宝塔尖上的这些孩子们其家庭经济状况并不都是那么好的，贫富差异很是悬殊。有大款的孩子，出入乘坐豪华轿车，可以大把地甩钱，可以花高价打通各路关系，更可以高价聘请最好的老师。同样的学习环境，同样的竟争，有钱人总是可以通过金钱的魔力为自己的孩子开创一个特殊的局面。而没有钱的孩子，就没有金钱方面的优势，就只能凭借自己的发奋去争取自己的地位。这种争取有多么艰苦！还要蒙受许多委曲。公平竞争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中央音乐学院只有一台9尺斯坦威三角琴，放在高高的14楼上，格外珍惜。平时是不允许学生随便去弹的。只有到了临近比赛时，才能有弹这种好琴的机会，而参加比赛的学生都想弹好琴，怎么办呢？采取发票制。中国有许多发票的经验，特别是困难年代发放粮票、肉票、油票布票什么的。而发放琴票，这也够一说了。有什么办法？还是经济条件制约，学校买不起这种好钢琴，人多琴少，不发票又有什么办法？发票也有说道，你的票是什么时间，早晨是最好的，精力充沛，气温也适宜，而到了中午或下午时，大夏天的，那琴房热的受不了。所以，要票，最好是要时间好的票。而这也得看关系，在音乐学院没有关系怎么能占到便宜呢？

　　郎朗的琴票在时间排列上是最不利的，正好赶上大晌午头。北京到了夏天是最闷热的，没有风，城市的树木都荡手，烈日下的枝条披垂着，一点打不起精神。郎朗母亲周秀兰当时在北京休假，她陪着儿子在学校练琴。当他们娘俩上到14楼推开琴房门时，一股灼热扑面而来。说不清室内和室外哪里更热。当时北京的气温高达零上40度。在这种天气里别说弹琴，就是呆着都令人心烦意乱。郎朗见到这种好琴有股子不要命的劲头儿，他光着上身，只穿一条游泳裤头，浑身的汗眼见着从后脊梁滚滚流成串。周秀兰的汗并不比儿子流淌得少，因为她从进屋就不停地忙活。为了把室内温度降下来，她把窗户关上了，然后，就往水泥地上洒水。水泥地是热的，洒上水一小会就干了。没有可供盛水的脸盆，她就用平时给儿子带水的塑料瓶子，一瓶一瓶地打水，一瓶子一瓶子地倒到地上，瓶子里的水伴着她额头上的汗水一同浇湿着地面。数年之后，周秀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是一幅狰狞的表情，她的口气是这样的：唉呀妈呀！那个罪遭的……

　　郎朗在这种环境里弹琴都快把汗水流尽了。他懂得珍惜好不容易得来的练琴机会。他舍不得耽误一分一秒，他感到头晕目眩，他几乎要中暑了。他从粘湿的琴凳上下来，竟不管不顾地躺倒在水泥地上。湿润的水泥地面透出丝丝缕缕的潮气，那潮气贪婪地在郎朗的嗅觉器官绯徊，郎朗觉得头脑清醒了，马上爬将起来，再挥汗如雨地弹下去。他知道还有下一个学生在等着上琴，到点了，人家就会进来，这么好的琴他不能不抓紧练。如果说这是在练琴，莫不如说是在练意志和品格。这种场面够“酷”了吧？

　　1994年，中国首届国际钢琴邀请赛要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大规模高水平的赛事，著名钢琴教育家周广仁先生亲自出马，邀请来了十多个具有国际声望的评委。全国各地音乐院校都将派选手参赛，还有一些国外的留学生也要回国参加比赛。高手云集，竟争肯定会异常激烈。而这种大比赛，对于郎朗这种孩子而言，无疑是一次绝好的机会。中央音乐学院有才华的学生也都想参赛，但是，少年选手只能限定4名。这4名选手只能通过选拔赛决出名单。选拔赛第一轮是在外边举行，到了第二轮才回到中央音乐学院的大礼堂。评委们大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专家。周广仁、李其芳也都是评委。参加选拔赛的选手一共十人。有缪宁伯、王洵、张菲菲等，他们三人曾是全国比赛的前三名。他们参赛时弹得都是李斯特的狂想曲和肖邦的练习曲，古典曲子弹得是海顿。应该说，这几个选手发挥得都不错，都赢得了评委们的好评。郎朗是十人当中最后一个出场的。他与前几位选手相比，年纪要小三、四岁，个头也比人家矮一截。

　　郎国任对儿子参加的任何一次赛事都记忆犹新。每次参赛的曲目，都是老师认真挑选的，也是他们爷俩精心策划和刻苦演练的。郎国任是儿子的真正指挥，他在每一次赛事上，都经过周密地思考，然后，充满信心地指挥着郎朗打冲锋。儿子上台前，他总要照郎朗的后背拍一下，坚定地说：上！第一肯定是你的了！

　　郎朗被父亲一拍，精神百倍地出台了。他迈着与他的年纪不大相称的庄重的步态，走到钢琴前，朝台下行了个礼。他选的曲目是肖邦练习曲和肖邦的回旋曲。古典曲目他选的也是海顿。对于一个不足10岁的孩子而言，弹肖邦那首回旋曲难度确实不小。这是个大曲子，弹这首曲子超越了他的年龄。在技术上有难度不说，音乐上要求非常细腻，其中有一段还特别辉煌。变化之大，是他这种年龄段的孩子所难以把握的。老师都担心郎朗弹这种曲子是否有把握，但是，郎国任就是要让儿子突破，就是要让儿子创造奇迹。

　　郎朗确有创造奇迹的可能。他的进度一直是够快的了。前边几位全国获奖的选手是在中学二年级弹的李斯特狂想曲，而郎朗在小学六年级就已经拿下了这首曲子。他的进度并不比附中学生慢。他的先天条件好，手指长，机能好，弹性好，他能跨12度。手指软起来像面条，硬起来像钢棍。他的基本功扎实，在技术与音乐处理上尽管还有稚嫩之处，但他身上唤发出的那股感染力着实达到令人惊讶的程度。

　　郎朗最后一个出场，这使郎国任在听完前九名选手演奏之后，对于郎朗的演奏更加充满信心。果然，郎朗发挥得比他预想得还好。当郎朗结束最后一个音时，他把手用力地往斜上方一甩，非常帅气地干净利索地嗄然而止。安静了片刻，场内响起骚动。这种骚动热浪一样朝郎国任涌来。他觉得儿子即便拿不到第一名，但是，前四名是板上针钉了。只要进入前四名，那就是被选拔上了，就可以参加国际钢琴邀请赛了。对于郎朗来说，这确实是个机会，郎朗这种孩子太需要通过参加大赛来尽快提高自己。

　　郎朗确实发挥得极其出色，令评委们刮目相看，特别是让李其芳激动不已。当郎朗从琴凳上起身朝台下工工整整行个礼，然后，一板一眼地往台侧走去时，李其芳盯着这孩子，她很惊讶她怎么平时没注意过这么好的学生呢？她马上朝身边的人发问：这孩子是谁的学生？李其芳是个智商极高的上海人，曾多次在国际大赛上获过大奖，是那一代钢琴家中的姣姣者。可以说，她与周广仁先生以不同的特点，成为中国钢琴界的代表人物。

　　人家告诉她这是赵屏国的学生时，她真诚地向赵屏国祝贺，她对赵老师说：这孩子是个天才！

　　赵老师憨厚地笑了。每当有人夸他的学生时，他总是那么一幅憨厚的笑态。

　　正是那次郎朗的出色演奏，给李其芳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她开始注意这个不可多得的钢琴天才。不仅演出时她注意，就是平时练琴，她也很关注。郎朗不仅引起李其芳的关注，音乐学院很多人都在关注着他。杨峻评价郎朗说：这小子潜力无穷。郎朗在那次选拔赛上大出风头，他与比他大几岁的中学选手同台竞争不仅毫不逊色，甚至比他们更抢眼。但是，只能选拔出四名选手参加国际邀请赛，十名选手相差无几，到底选谁呢？评委们按着自己的印象在打分时，有的给郎朗打了最高分，但也有的分打得不高。高分与低分之间相差悬殊，但有一点是共识，那就是郎朗显示了巨大的潜力，都认为这孩子发展下去会不得了。最后，评委们在研究确定入选名单时，觉得郎朗毕竟还小，稍显嫩一点，以后还有得是机会参加比赛。这一次，就只能割爱了。

　　郎朗在十名选手中正好排在第五名，取前四名参赛，痛失一次机会。有的评委深为郎朗感到惋惜。

　　落选对郎朗打击不小，但是，他已经不是当年在太原时哭闹着冲击评委以泄内心之忿的郎朗了。如果算上坎坷的话，这是郎朗钢琴生涯中第二次挫折。这次挫折带来的遗憾不仅仅是一次国际钢琴选拔赛失去了参赛资格问题，而是他由此失去了一次到德国埃特林根参加第四届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的机会。因为参加这种国际性的比赛，选手要由文化部确定，而郎朗如果在这次国际钢琴邀请赛和选拔赛上夺魁，那么他一准能够代表国家由文化部派到德国埃特林根去参加国际钢琴比赛。他在选拔赛上的成绩仅排在第5名，那显然不能进入文化部的视野。

　　埃特林根举行的第四届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的那张通知书是直接寄到赵屏国老师手里的。赵老师与凌远老师每届赛事都能接到这样的通知，他们会根据自己学生的情况，在指定的时间内报名参赛。能公派的更好，不能公派，还可以自费。自费出国参赛，自然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赵屏国掂量着那份赛事通知，他觉得在他的学生中，最有希望的还是郎朗。他为郎朗在国际钢琴选拔赛上落选而深感遗憾。他太了解他的学生了。他那种极强的上进心，正适合在更多的大赛中磨练。但是，他知道郎朗的经济状况，父亲没有了职业，没有了收入，仅靠母亲一个人挣钱，能够在北京维持下来就已相当不容易了，他们怎么可能拿出一笔资金自费去德国参赛呢？然而，他没有想到，当他把这份赛事通知拿给郎国任看时，郎国任几乎连想都没想，就当场表示要自费参加比赛。

　　郎国任是那种只许儿子成功不许儿子失败的主儿。选拔赛得了个第五名，他牙根就没想到。他以为进入前四名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却偏偏来了个第五，与他过不去。他不服气。他绝不承认在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和附中学生当中还有四个人比郎朗强的。即使有一个比郎朗好的，他都睡不好觉，何况还有四个。他生气的时候一句话不说，一整天都不说。爱说爱闹的郎朗最怕爸爸不说话。爸爸不说话，这家里的空气可把他憋坏了，他只能尽量表现得乖一些，努力弹琴，努力弹好，他想以此改善家里的空气。

　　跟郎国任交往不错的老师也劝他，郎朗还这么小，潜力这么大，一次比赛参加不上算不了什么，还有得是机会，来日方长嘛！郎国任也觉得话可以这样讲，只是心里边不得劲，他不想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正在他一筹莫展时，从赵老师那里得知了埃特林根国际钢琴比赛的消息，他怎么能放过这次机会呢？

　　机会确实不错，国内选拔不是没上去吗？那就到国际上比试比试。郎国任是憋着一股劲跟赵老师表态他要去埃特林根的。他说得很肯定，他认准了的事情是一定要做的，只是当他回到那个白纸坊的空空如也的家时，他的决心不能不为之动摇了。

　　郎朗当时在音乐学院上学时，是同学们当中最贫穷的一个，有条件的学生家长早就给孩子配上了一套音响设备。都进入CD盘时代，可郎朗家还是用那个破旧的录音机。录音机的声音常常会把大师演奏的曲子弄得变了味道，那些堆积的录音带也大多陈旧得无法保证质量。郎国任是最明白听音乐对郎朗的作用，尤其是听大师的精典演奏，能够从中吸取营养。看看大师是怎么处理的，再看看自己差在哪能儿，虽然录音机破旧，却是他们父子每天离不开的工具。但是，郎国任知道录音机的声音不好，将会给郎朗带来怎样的损失。他早就在筹划着买一台音响了，只是到了音响专卖店一打听，他就只能望而却步。在郎朗与别人进行竟争较量时，可以说他们是以小米加步枪的条件。而人家则早就进入了“现代化”。当父亲的因为买不起音响，而不能改善儿子的听音乐环境，这让他心里边一直不好受。然而，音响买不起，却要自费出国，他初步打听了一下，大概得5万元人民币。5万元，对于当时的郎国任而言，这是个天文数字，上哪里筹措钱呢？俗话说得好，一分钱难倒英雄好汉，何况5万元！

　　郎国任真正犯愁了。何止是郎国任一个人犯愁，周秀兰一听这个价码，也惊出一声：“哎呀妈呀！这可上哪整这么多钱。”

　　因为钱太贵，放弃这种参赛机会的家长并不少见。别说像郎国任这样一贫如洗的条件，就是一般能够积蓄这五万块钱的家庭，又有几个舍得往外拿这笔钱呢？除非做买卖的大款人家，不在乎这几万块钱。对于郎国任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借钱出国。借钱平时也许并不觉得怎么难，可是，到了节骨眼上，能把人急死。原本以为能借到钱的亲友，却不曾想你刚一张口，人家就找理由拒绝了，钱没借到不说，让你为亲情友谊在关键时刻靠不住而伤心难过。有的人也许出于好意，劝郎国任不一定非要急着去国外参加比赛，这种自费参加比赛是件不合算的事情，就算借到了钱，背着一身债去国外比赛，那种心情很难有好成绩，万一比不上名次，岂不白花一大笔钱？还不如从长计议，等郎朗更成熟一些，找个公费出国参加比赛的机会，岂不两全其美？

　　这些话听起来入情入理，尤其是郎国任为借钱焦头烂额之时。睡不着觉时，他也曾反复这么核计过。但是，他觉得不能等到公费出国，那得等几年？时间对于郎朗来说是最为重要的，早一年出外开开眼界就是早一年的收获。如果仅仅为了钱的问题把儿子的前途耽误了，那么他认为就是本末倒置了。尽管他没有钱，但是，他从来不把钱看得高于一切。他认为钱是人挣的，只要有了事业的成功，挣钱还不容易吗？他决心已定，谁劝也没用，他不心疼这笔钱，他认为花上这笔钱为郎朗争取一次机会，值！

　　那些天，周秀兰也四下里张罗借钱。她打电话方便，可借钱却未必方便。她只能找亲戚借。郎国任金口玉牙，给她下了指示，让她借两万。而且限定在三天内。周秀兰嗓子都因上火而嘶哑了。她给大哥打电话，总也打不通，好不容易打通了，她急的声音都变了，而且没等说出什么理由就以急切的口气让大哥快把她准备两万元，马上送来。大哥还以为家里出了什么大事呢，紧张得够呛。周秀兰对大哥的感情一直很深，大哥对这个唯一的妹妹始终是关照的，特别是在郎朗到了这种紧关节要时刻，大哥二话没说，真就立马把钱送来了，令她感动不已。直到今天，周秀兰说到当初为了郎朗出国比赛时到处借钱的情景，情绪还是很激动。郎国任是个硬汉，遇到困难，他绝不低头，周秀兰也是个女强人，她到了要劲的时候，更是能够冲上去。他们夫妇都有那么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这哪里是一个孩子的事情，这是一个家庭的综合势力的较量。正是凭着这样一种劲头，他们闯关夺隘。

　　钱总算凑齐了，但是，报名、办出国手续却异常麻烦。一切事情都得自己操办，任何地方哪怕稍有闪失，都将铸成大错。护照办好了，机票也提前预定了，去签证时，却遇到了麻烦。德国领事馆充分体现了日尔曼人的一丝不拘的办事态度，他们审查材料时，发现郎国任递上的材料中缺少两项内容：一是他与郎朗的父子关系需要公证材料；二是缺少德国那边的医疗保险。拒签之后，需要尽快补上所缺的内容。时间逼近了，郎国任心急如火。父子关系得到户口所在地办理，他得马上回到沈阳。一个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在我们的办事机构却常常办得复杂了，你着急上火都没用，只能把事情搞糟。好在可以寻找关系，总算把这一项内容补充上了。郎国任马不停蹄赶回北京，却对另一项内容——德国的医疗保险不知所措了。打听明白的人怎么办，人家说，用不着这个，其他人去德国没有这个保险，也照样签成了。当然了，如果就是因此卡你，不给你签，你也得自认倒霉了。郎国任忐忑不安地又一次去了德国大使馆办理签证。德国人还是那么认真地看着材料，抬起头来打量着他问：你怎么没有工作呢？郎国任简要地述说了自己如何为了孩子弹琴，辞掉工作从沈阳来到了北京，德国人听得几乎楞了神儿，在他们的国家，大概不会有这样一位宁肯牺牲自己，一切为了孩子奉献的父亲吧？他那双海蓝色的眼睛直直地盯着郎国任，显然是受了感动。他让郎国任下个周四来取签证。

　　郎国任充满希望地等待着。每天，他都到音乐学院收发室去查找来自德国领事馆的信件。按规定，要取签证得拿到一个证件，就是所谓的票，这个票是由领事馆寄给你。你只有接到了这个票，才能进到领事馆里边取签证。郎国任天天盼着来自领事馆的信件，可一天过去了，音信杳无。由于他天天去查问，管收发的人一见到他不等他发问，就对他摇头。肯定出差错了。郎国任已经把机票拿到手了，时间是下周五，就是说，取完签证的第二天一早，就得动身起飞。到了星期四那天，他还是没有见到取签证的票，他心急火燎地赶到了德国领事馆。

　　德国领事馆门前那天排队等候签证的人太多太多了，队伍排得很长，每人发个号，按号一个一个叫着，叫到你才能放你进去。郎国任一到这里就傻眼了，如果按号排队，得排到下个礼拜，可是，他的飞机票就在明天。上午要是签不上，那就彻底砸了。因为德国领事馆只有半天办公，到了下午，就不办公了。

　　眼见时间在一分一秒飞逝，他恨不得插翅飞进去见那个负责签字的领事。然而，领事馆戒备森然，看门的军人手持枪枝，一副威武的拒人千里之外之感。怎么办呢？他把可以求援的人逐一想过，只有找文化部的人帮忙了。因为德国埃特林根比赛是由文化组织代队，所以，他给文化找了电话。还算顺利，他找到了文化部有关负责此项赛事的人。他说明情况后，那人表示理解，并表示马上给领事馆这边打电话问询。郎国任挂上话机，焦急地等待起来。排队的人往前移得很慢，那么长的队列，排在后边的人可真够有耐性了。郎国任却完全失去了耐性。

　　他反复给文化部那位同志拨打电话，对方说一直在跟领事馆那边的熟人打电话，却始终联系不上，从那人的口气中可以听出对方同样的焦急。郎国任觉得惟一的希望破灭了，他的心猛地往下一沉，沉到了一片绝望中。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是这样的孤立无援，这样的无能为力。从借钱到买机票，一直在紧张中忙碌到现在，难道这一切辛苦都白搭了吗？他郎国任绝不甘心。

　　如果换了另外一个家长，面对这样的绝境肯定束手无策了。但是，郎国任是个意志力极其坚强的人，即便只有千分之一的希望和可能，他也毫不犹豫地做出九百九十九份的努力。他抱定一个信念，一定要设法进去，哪怕从地下钻进去。他必须要见到那个被他感动过并答应他今天来办签证的领事。他来到那个威武的把门的军人面前，设法说服他，放他进去。这种可能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他也在部队呆过，他知道当兵的只认命令，不会被任何理由所说服。如果没有那个票，就休想凭空进领事馆，要是这个战士放他进去了，那么这个战士岂不就是失职吗？明知不可为，却偏要为之，这就是郎国任性格的特征所在。

　　郎国任想方设法跟人家讨近乎。郎国任在这方面也是很擅长的。他首先从口音上断定对方是东北人，他知道，在部队是讲乡亲乡情的。然后，他进一步与对方聊天是东北什么地方的。当他得知是吉林人时，郎国任的眼睛灿然一亮：吉林老乡。他们郎家是吉林省东风县杨木林乡的，他的爷爷郎纯义是当地一位很有名气的教育家，自己创办了东风县的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张作霖大帅都曾为他爷爷创办的学校送过匾。当郎国任把这段历史讲与战士听时，他们之间的对立感消失了，两人的距离拉近了。命运就在这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真是巧合，这个战士也是东风县的，他所就读的学校正是当年郎国任的爷爷创办的。也许是郎老太爷在天有灵保佑他的重孙，也许是郎家祖辈积下美德，那个战士老乡竟然破例为郎国任开了方便之门，放他进去了。

　　郎国任找到了那个签证的窗口，那个普通的铝合金制作的让他朝思暮想苦苦以求的窗口，找到了那个正在签证的领事。在他说明情况之后，领事起身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过了一会儿，领事转回来，把两个小小的护照递给了郎国任。郎国任接过他和儿子的护照时，激动得差点掉下泪来。他想跟人家说句感谢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来了。原来，早在五天前就把他的签证签好了，不知哪一道程序出了疏漏，害得他差点怡误大事。谢天谢地还得谢那个把门的老乡，当然，最应谢的还是他郎国任那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否则，岂不前功尽弃？

　　走出领事馆大门，郎国任腿都软了。他把护照揣在兜里，像命根子一样用手紧紧护着。到了家，他发现护照的封皮已经挂上一层汗湿。爷俩又是高兴又是庆幸，赶紧往沈阳打电话。沈阳那边的周秀兰更是紧张地左等电话不来，右等电话还不来，差点没把她急出个好歹。接到爷俩明天就要动身的电话，她才常出了一口气。

　　第二天动身前，周广仁和凌远二位老师来给他们送行。赵屏国老师跟他们爷俩乘坐同一趟班机。同行的还有一位女选手，也是自费前往。周广仁是德国望重的老师，她是中国钢琴界的泰斗地位。她多次出任国际钢琴大赛的评委，她对国际赛事有着丰富的经验。郎国任一向很敬重她。她能够前来送行，使郎国任很是感激。他抓紧点滴时间跟周广仁先生(人们对于有成就有资历的女士可以称先生。)征询出国比赛的经验。周广仁先生很看重郎朗，她鼓励郎朗，她说郎朗非常有希望。她还告诉郎国任这次文化部公派前去参赛的两名选手是陈韵颉和吴驰。

　　郎国任一听到陈韵颉这个名字，一下子怔住了。本来和谐的谈话气氛此时一下子卡壳了。在郎国任的心目中最有份量的一个名字就是这个上海的少年钢琴天才陈韵颉。尽管他从未看过他的演奏，但是，从来自各方面的信息使他感受到这是全国最好的少年选手。当然还有那个四川的吴驰。吴驰是但昭义教授的弟子，其才气和名气也是享誉全国。他们都在国内重要赛事上夺过冠。就是说，此番埃特林根之行，他们要与郎朗同台竟争，甭说国外还有多少不知道的强手，仅从国内这两位娇子，就已经足够郎国任深深不安了。他从心里往外不希望这么早就与这两个选手遭遇，他觉得郎朗与他们相比，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不占优势。他从心里边打怵。借了那么多钱自费出去，不就为了图个获取名次吗？要是得不到名次，岂不白花钱吗？他们爷俩等于背水一战，而他们面对的对手该有多么强大。这种压力使得郎国任沉默了好一阵子，才总算意识到不能让聪明的儿子在心里上留下半点阴影。于是，他故作轻松地对儿子说，这样也好，迟早要与他们撞上，躲是躲不过去的，在国外撞上比在国内好，评委都是外国人，他们不带框子，谁弹得好就给谁打高分。只要我们发挥好了，就一定能战胜他们！

　　懂事的郎朗附合着父亲，表示有信心战胜他们。相依为命的父子相互鼓励相互安慰着踏上了漫漫征程。

　　第一次踏上国际班机，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感到海阔天空，第一次对所要参加的比赛心里边没有底。

　　沉重的父亲，沉重的郎国任呵，祝你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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