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友：任意0859

　　我的父亲已经去世整整三个年头了，可我经常梦见他。

　　我父亲一生很普通，也很平凡。矮小的个头、微驼的背和一张饱经风霜的脸。笔挺的鼻梁和端正的五官，表示年青时我父亲还是一个美男子。

　　我父亲说自己的命很苦。他11岁时就没有了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那时家里剩下奶奶、父亲和一个姑姑。姑姑当时只有5岁。为了生计，我父亲11岁就只得到离村不远的墙头，给地主当长工。奶奶说，那时你父亲人还没牛背高，但也得和其他长工一样起早摸黑。奶奶那时大概30来岁吧，没办法，也只得到地主家烧饭、洗衣、管小孩，当佣人。地主每天除了供饭外，再就是送一碗米作为我奶奶和父亲两个人的工钱。奶奶和父亲就用这一天的劳累换来的一碗米，烧成饭，作为留在家的姑姑第二天一天的口粮。姑姑饱一顿饥一顿，有一天饿的实在受不了，就到一个邻居家的地里挖了个番薯，结果被骂了个狗血喷头。

　　父亲是一个很勤快的人，终年闲不住。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父亲个子虽小，体力活干不过人家，但一直凭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折服人，被村里人称为“周喻”。大概我还是两三岁的时候，我门村还是一个传统手工纸的专业村，我父亲便是其中的高手。我影响最深的是那个冬天，滴水成冰，我们小孩穿着厚厚的破棉袄还冷得直发抖。而父亲它竟然要赤脚站在冰冷的水中“腾草团”(就是把已经掏碎、腐烂的稻草泥用袋子包好，在水中淘洗，滤出泥浆，留下草筋)。这活最辛苦也最讲技巧，所以总是由我父亲承担。那时生产队还是没有农业机械操作，耕田、耙田等农活都用牛耕。而牛耕的质量关键要看犁田人的技巧，深浅要适度。犁太深了，种田的要陷在泥浆中没法种田；太浅了，秧苗就不容易分孽。父亲则是这方面的好把式。所以在没有机耕之前，牛耕活几乎都是我父亲一人承担。那时生产队还是人民公社体制，没有副业也不敢搞。可我父亲看到社员收入那么低，竟组织办起了全村第一个豆腐小作坊；在不适宜种粮的低洼田里种茭白，增加生产队的收益。正是由于我父亲的这种勤劳和敢想敢干的精神，生产队长一职我父亲居然一干就是13年，直到家庭联产承包取消生产队为止，是全村任生产队长一职最长的人。

　　我父亲不识字，所以对我们兄弟几个的读书是倍为重视。奶奶去世后，我也正好11岁，上四年级。我还有一个哥哥正在读高一，一个妹妹和一个刚5岁的弟弟。全家6口人，全靠父亲和母亲两人一个半劳力，年年是亏支户。但为了让我们兄弟几个安心上学，我父亲使出了浑身解数。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最厉害的那几年，我父亲买来了一辆双轮车，偷偷到百里之外的诸暨次坞等地拉石灰。每次去次坞都是在晚上12点左右出门，大概走到次坞正好天亮，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左右石灰出窑时，要一筐一筐地枪到自己的双轮车上，约10点左右装满，然后再往回拉。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母亲是要跟着父亲一起去的，遇到星期六、星期天，学校放学了，先是我哥哥要带上饭菜和开水(有时是干菜汤，据说喝干菜汤人有精神，而且不容易中暑)，去接父亲他们。有一次，因为天特别热，我外婆怕父亲和哥哥他们带的水不够，又给我准备了饭菜和开水，让我挑着去接一下。谁知这一接我竟接到了萧山与诸暨交界的一个小山坡上。天已黑，人正怕时，才在汽车灯光的照射下发现了父亲他们。第二天，还要把石灰拉到离家10里外的临浦或义桥卖掉。一车石灰好时能赚5-6元钱，一般只能赚3-5元钱。就这点钱要省吃俭用，帮我们交学费。

　　我父亲虽然不识字，但记忆力极好，无论是绍剧、越剧还是京剧，看过后过目不忘。尤其是对京剧《铡美案》、《狸猫换太子》等包公的戏、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和越剧《梁三伯与祝英台》等等，父亲都能把其中的唱词一字一句背诵下来。我最早知道动人的梁祝故事和刚正不阿的包公的故事，全都来自父亲的教导。那时生产队因种植了茭白，夏天采收季节，天天要派人去管。轮到我父亲时，我总是吵着要去，而父亲也总是喜欢带上我。睡在空旷寂静的田野里临时搭建的草棚中，父亲总是又说又唱，有时还要做舞台上那些滑稽的动作。虽然那时我并不明白其中的许多奥秘，但我总是听得如痴如醉。直到今天，父亲的这些故事依然历历在目。

　　父亲，我真的很怀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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