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姚平

　　这个月八号就是卞之琳伯伯的九十岁生日，正好《卞之琳文集》出版，星期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要开个会祝贺他。这几天，我一直热切地等待着，并且想好了要穿一件喜庆的红衣服去见卞伯伯。不料噩耗传来，卞伯伯竟于今天上午离去了。

　　卞伯伯是我父亲冯至的好朋友。我认识卞伯伯是抗战时期在昆明的时候。那时候，虽然穷，却很热闹，常常有客人到我家来。后来我知道，他们是杨振声、闻一多、闻家驷、朱自清、沈从文、孙毓棠、卞之琳、李广田等诸位先生。他们当时都在西南联大教书，由杨振声先生建议，大家每个星期聚会一次，互通声息，讨论些共同关心的话题。可能由于我家位置适中，聚会地点就选在我家。当时我还小，弄不清来的都是哪些伯伯，可是有两位印象却很深。一位是李广田伯伯，因为他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儿，每次见了我，总要向我传递一些她的信息。另一位就是卞伯伯了，当时他还没结婚，自然没有孩子，而且也从不和我说笑，但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那时候我的父亲和他的朋友们都是出门穿一件长衫，可卞伯伯与众不同，总是一身西装，我记得是咖啡色的，戴着金丝边的眼镜，又年轻，又精神。后来我学会了“风度翩翩”这个词时，马上想到的是卞伯伯。他常来，来了就坐到父亲的桌前打字，父亲有一台从德国带回来的打字机。原来那时他和闻一多伯伯正在协助英籍教授白英编辑《现代中国诗选》。当时我还知道我父亲、李广田伯伯、卞之琳伯伯都是诗人，可是在我的心目中只有卞伯伯才像个真正的诗人。我还曾试图读他的作品，听到父母谈论卞伯伯译的《紫罗兰姑娘》如何如何，我也找来看看。本以为既是“姑娘”，又有那么好听的名字，必是容易懂的了，翻翻却没能看明白，只得作罢。这是些儿时的印象。后来的几十年，他们在一起工作，来往密切，但由于我只顾忙自己的事，却没有多注意，不过有几件事印象很深。

　　十年前的一天，父亲身体不好，我正陪着他。电话响了，我去接，是卞伯伯打来的。卞伯伯精神很好，原来刚好在所里开完庆祝卞伯伯八十寿辰暨学术生涯六十周年的“卞之琳学术讨论会”。父亲没能去，但写了一首诗《读〈距离的组织〉———赠之琳》，请人在会上代读。卞伯伯说，他太喜欢这首诗了，但忙乱中诗稿不知被哪位记者拿走，他很担心地问是不是存有底稿。我告诉他还有，他放心了，就在电话里聊了起来。谈纪念会，谈这首诗，还谈到在昆明的日子。他说起1943年中秋节前，他曾住在我家为躲警报而在昆明东郊林场租住的两间茅屋里，写完了长篇小说《山山水水》的初稿。他满怀深情地叙述父亲怎样带他上山，怎样教他用林中的松果引火升炭炉做饭，他一个人自理生活住了半个月等等。我们聊了有半个小时，父亲就坐在沙发里笑眯眯地看着我。我似乎能感觉到两位老人心底的热流。

　　他们怀念昆明，那时他们年轻，精力旺盛：他们相互交流，相互启发，他们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吸取外来的养分，创造自己的风格，不断写出好作品。也是在卞伯伯住过的“林场茅屋”，我父亲写出了诗集《十四行集》和中篇历史小说《伍子胥》。现在人们谈起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时，写过《十四行集》的冯至的名字常常和卞之琳的名字同时被提起。至于《伍子胥》，和卞伯伯也有关系。这个题材在我父亲的胸中孕育了16年，当他第一次读到里尔克的散文诗《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后，深深被感动，就萌发了用这样的体裁写伍子胥逃亡故事的想法。后来他又曾多次思量过这个计划。直到1942年的冬天，卞伯伯准备把他旧日翻译的《旗手》印成单行本，在付印前给父亲看了他重新修订过的译稿。又读到这本年轻时喜爱的书，父亲想起16年前的计划，一时兴会，便写出了现代色彩的《伍子胥》。

　　还有一次我和父亲说起《哈姆雷特》，父亲告诉我一定要读卞伯伯翻译的《哈姆雷特》。我读了，那么完美，使我感到震撼。他们都是搞外国文学的，父亲对卞伯伯的翻译非常推崇。

　　卞伯伯老年体弱多病，但他以坚强的毅力工作着，仍然是那样严肃，那样踏实，完成了我们难以想象的工作量。如今，卞伯伯突然离我们远去了，我震惊，我悲痛。我想，我们怀念他，我们纪念他，就要学习他，以他这种严肃的态度和踏实的学风对待工作，对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