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先生突然去世了，12月2日上午，离他的九十大寿还差6天。

　　大约一个多月前，一位朋友告诉我卞先生就要过九十寿辰了，许多老人都要来看望卞先生，包括现代文学史上“九叶诗派”硕果仅存的袁可嘉、郑敏、杜运燮三位老诗人，卞先生还要算他们的师长辈。一向深居简出的卞先生准备下楼跟大家见见面，出席他的文集出版座谈会。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目前尚还健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将在卞先生生日那天集合，这应该是他们在本世纪最后一次会面了。我开始查找资料，盘算着请哪位摄影记者，为老人们拍一张“历史性的照片”。我还请一位朋友帮忙，想提前去看看卞先生。副刊的编辑也来约稿，说要为卞先生做一期封面文章。现在文章是做了，写的却不是在卞先生的寿筵上老朋友们如何言笑晏晏、追忆往昔，而是卞先生无奈的离去和永久的遗憾。

　　在我不算太长的新闻生涯中，已然经历了许多文坛前辈的去世：冰心、汪曾祺、刘绍棠……现在是卞之琳先生。每次的感觉都很类似：先是惊讶，然后忙作一团寻找他们的生平资料，采访故旧亲朋，写稿，还要尽可能地写出“感情”。

　　作为一个新闻从业者，有责任以最快的速度把消息传达给公众。然而在这样紧张的工作中，我又每每对自己“报丧者”的角色感到厌恶。我忘不了汪曾祺先生去世的时候，我给他的师母、沈从文先生的夫人张兆和打电话，我获得了必要的新闻素材，然而老人在电话那一端难过的声音让我至今感到内疚。这次，我又为卞之琳先生打扰了宗璞女士。

　　记得多年以前，沈从文先生去世，媒体迟钝得几乎没有反应。放到现在，当然会有铺天盖地的大文章。这是时代的变迁。然而老人们真的需要这样的热闹吗？

　　他们在另一个遥远的世界，看着尘世的种种纪念、颂歌，会不会淡淡一笑、转身离去？有时候我会怀疑，真的有谁在意这些老人的辞世吗？他们的年纪已经够大了，经历的事情已经够多了。他们被供奉在文坛的最高处，早就变成了牌位。有一位作研究的朋友，近年来一直忙着采访老人们，他经常很着急地对我说：“那都是历史啊！晚一天都来不及了！”老人就是历史，活的历史，这是对后辈人而言。对于老人，那是寂寞中的回忆、青春年华、风云岁月，是已经离去或正在离去的朋友们日益模糊的面容。

　　关于卞之琳先生，我这样的年龄能知道些什么呢？唯一的渠道是现代文学史教科书：“(卞之琳是)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之间的一座桥梁。他既受到了徐志摩为代表的后期新月派及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一位具有自觉哲学意识的诗人”，“他的(另一个)贡献是‘诗的非个人化’，人们说他的诗‘用冷淡掩深挚，从玩笑出辛酸’”……这些冷冰冰的文字，就是评价、就是历史吗？

　　我在脑海中反复搜寻与卞之琳先生有关的记忆。收获之一，是卞先生翻译的《哈姆雷特》中的名句：“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收获之二，是卞先生早年的著名诗篇《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现在，卞之琳先生再也不必像诗人那样思考生与死的永恒问题，他正在天国悠闲地观看人间的风景呢。(记者尚晓岚摄／沈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