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友：须弥山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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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践坐在柴草堆上，抬眼看了我一眼，说：“你这是倒过来说话了，端木先生是圣人的高足，我能见着你才是我的光荣呢。端木先生的高见，我是十分爱听的。”

　　我这时只想赶快离开越国，可是我知道其实我已经离不开了，除非做完他想要我做的事情。我只好硬着头皮说：“如果要……”我的思路已变得迟钝，说话也有点儿结结巴巴，精神紧张，不知所云，“如果要成为天下强国，让诸侯争相朝拜，实现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事业，当然要用智勇双全、才能和人品俱佳的人来辅佐了。像我这样见少识浅的人看来，一个强国的威力不在于吞并弱国。如果对老百姓不好，国王的王位很难稳固；如果不能使国家强盛，做臣子的也没什么意思。”

　　勾践说：“你们先生的思想我们越国也流传很广，圣人毕竟是圣人啊，他的见解深刻，思路敏捷，对治国的看法，十分精到。本来今天我们可以抵足而眠，彻夜长谈，可是让端木先生也来个卧薪尝胆，这事传出去，大家都要说我不尊敬圣人门下，那就不好意思了。这样吧，我们明天再聊聊。聆听端木先生的高见，是我最快乐的事情啊。”

　　他把这几句客气话说完，就把我送出去，而且礼数周到，一直送到旅馆。我知道我刚才说话笨嘴笨舌，不着边际，连我自己都快绝望了，他当然更是听得不耐烦。不过今天晚上还有那么长时间，我可以理清头绪，弄点条理出来。这么多年来我自我感觉不错，现在怎么变得这样窝囊？

　　这天晚上没有月亮，本来我想在旅馆后院的树丛中看看月亮，呼吸些新鲜空气，清理一下头脑。我在后院徘徊了一会儿，又在石凳上坐了一会儿，心里越想越烦，乱糟糟的安静不下来，只好回房去躺下了。

　　我想起在齐国军队里，陈成恒虽然粗鲁些，但也没有像在吴国那样，夫差一会儿把我晒在姑胥台上，一会儿又以礼相待，弄得我心里尴尬，再加上伍子胥一副冷眉怒目，逢同装腔作势，白喜笑里藏刀。这些阵仗，其实我是不怕的，最可怕的倒是越王勾践，他对付人可以说是把你卖了你还得感激他。

　　越国还有两个人名头很响亮，我在鲁国也听到过，一个是范蠡，一个是文种。可是我来了一天，这两个人连照面也没有打过，不知是勾践不信任他们呢，还是他们的公务确实很忙？照勾践刚才说话的口气，提到他们时好像也没有特别之处，如果能见见他们，回鲁国后在同学们中间也可以吹上一番。可是现在这种情况，我只要应付得过去就万事大吉，见不见那两个人，也无所谓了。

　　我想起刚才与勾践的对话，简直不在一个档次上。明天必须拿点货色出来给他瞧瞧，否则连我们先生也都给他看轻了。我记得我曾问过先生怎样治理国家，他是怎么说的？

　　我拿出笔记本，借着松枝灯一页页翻着，好容易才找到了，原来他说一是要有足够的粮食，二是要有一支可以应付任何变故的军队，三是要老百姓有高尚的情操，要诚实不欺，因为这是做到“仁”的基础。

　　那个时候我的头脑比现在清楚，还继续问了下去：“这三者之中，如果不得已的时候只能选择两样，那么先扔掉哪一样呢？”先生说：“当然先解散军队了。”我又问：“剩下的两样，只能选择一样，扔掉哪个呢？”先生说：“那就不吃饭吧，人总是要死的，饿死的人自古都有，但如果大家都不诚实了，互相骗来骗去，那不是乱套了吗？”

　　我跟陈成恒、夫差和勾践谈论的事，恰恰相反，我只是要他们首先用兵来互相残杀，然后让自己吃得好些，活得好些，也就是说，先让别人活不了，才能保证自己活得好，至于做个诚实的人，不但不在我们考虑的范围之内，而且骗来骗去，正是我现在的工作。

　　不过先生也有不诚实的时候。那时子游在武城当官，用先生的礼乐之法治理武城，先生到武城，听到有人在弹琴唱歌，知道让百姓学礼乐一定是子游的主意，不禁哑然失笑，说：“杀鸡焉用牛刀？”子游觉得自尊心很受伤害，就反驳了：“过去我听先生说过，君子学到了就会有爱心，小人学到了呢，就容易管他们了。武城虽然是个小地方，但老百姓与别的地方有什么不同吗？”先生想想自己说漏了嘴，不好意思承认，又没办法挽回，只好说：“你说得对啊，我刚才说的话不过是和你开个玩笑罢了。”

　　这件事里面，先生至少有一个地方不诚实，如果他说杀鸡焉用牛刀时是真心的，那么后面说开玩笑是假的，是骗我们的；如果说开玩笑是真的，那么就像他自己否定的一样，杀鸡焉用牛刀这句话不是出于真心，是骗我们的。当时如果子游不反驳，我们该不该相信杀鸡不必用牛刀呢？总而言之，他先是说错了话，后面改过来了，但又不肯认错，所以说是开玩笑，得出结论是先生骗了我们好几次。虽然他对我说诚实是要紧的，甚至比性命还重要，但关系到他自己的面子，只好不诚实一下。这也是要紧的，否则他的光辉形象会受到损害，我们作为学生也不会答应。

　　还有一次，楚王的弓弄丢了，他倒不介意，说：“楚人丢了东西，总归还是楚人捡到了，有什么不同？”先生听说了，就说：“如果他把这个楚字去掉，那就好了。”听上去他很讲平等，各国、各民族都应一视同仁。但他在别的场合就不这样说了，比如他说过：“北方东方那些小国家，虽然有国王统治着，还不如内地没有国王好。”这就是一种民族歧视和大国主义观点。又比如他对君子小人的区别十分严格，弄得人精神紧张，惟恐做了小人，这也不是一视同仁。

　　先生本事是有的，但也喜欢吹牛，总是说这个国家那个国家如果让他去治理，不出三年就能繁荣富强。不过我要在先生门下混日子，也只能从这些小事上说说，大的事情比如他从这个诸侯国奔到那个诸侯国，吃尽苦头，想谋一官半职，谋不到还跟我们生气，但他却从来不到洛邑去看看周天子，对礼乐不兴的时代没有负起责任来。这事太大，我是不说的。我想混下去就要赞美先生，把他比作高天、日月和木铎，赞美得越起劲，日子也就越好混。有时颜回要跟我比赛，说先生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什么的，我心里就不舒服。

　　这些事使我明白一个道理，什么都是可以变通的，如果只知道死守着条条框框，不知变通，那是条教主义，是百无一用的书呆子，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无法立足。

　　可是我明白了这个道理，只是学着曾参的模样一日三思罢了，明天怎样应付，心里还是没底。我本来是主动做说客来的，现在却连要应付一下也困难得很，可算没用，说不定天下辩士排名，还要在师弟宰予之下了。先生说，君子说话不利索，但做事情很利索。我现在是什么都不利索了。

　　这时，我听到窗外有人嘿嘿嘿地冷笑了三声。

　　我推开窗，却什么都没看到。想起子路说，行走江湖，听到窗外有声音，第一件事是吹熄屋里的灯，就忙吹熄灯，躲在窗边向外张望。但后院一个人影也看不到。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正想关窗，又听见嘿嘿嘿三声冷笑。这次我看见了，一个白乎乎的人影，坐在一株树上，一只脚挂下来，一晃一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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