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句实话，我在书店里第一次翻看韩寒的《三重门》的时候，注视着他那难以掩藏的些微稚气中强烈的桀骜不驯，我确实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羡慕，甚而是嫉妒。韩寒何其有幸，崛起于机会日益开放的时代，遭遇上挑战高考八股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一举成名天下闻，而且还构筑了举国议论的“韩寒现象”，于是我的脑海里突然联想到自己中学时代，回忆起了那个时候另一个姓“韩”的风云人物。

　　1989年，我正在念初二，顺应着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文学热潮，其时也是中学生文学创作风起云涌的颠峰阶段。我虽然身处偏远的西南一隅,但是从父母为我订的报纸杂志中也隐约有所了解。

　　当时我所在的班级同学手中正在传阅的一本几位几乎与我们同龄的中学生创作的“什锦”作品集--《夏天的素描》。我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那是一本黄色封面印刷和装订都非常简陋的书，由于经手的人较多，已经有些破旧，摸在手上都有些发腻。这本合集的标题作品《夏天的素描》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部小说的作者也姓韩，可惜我已经忘记她的名字了。尽管为此我还特地询问了一位高中同学，

　　《夏天的素描》描写的是一群大约是80年代中期高中生的生活，只是我已经无法完整地还原拼凑出这部小说的全貌，收拾残留的记忆碎片，我搜索到小说的男一号姓沈，开篇即是他因为母亲突然去世没有参加班里的考试，这是一个带着些80年代特有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出身贫寒，父亲是一个落魄的艺术家，而本人聪颖刻苦，成绩优异，为人正直，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担任班长，深得同学的信赖和敬重。男二号叫邓海涛--我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后来高中有一个同班同学也叫这个名字，他是沈的对立面，邓的父亲由于出身的关系经历坎坷，在遥远的边疆因工作过于辛劳而故去。邓的父亲每年“七·一”前都要给组织呈上一份入党申请书，但直到过世也未能如愿。邓在处理父亲的后事过程中迅速地成熟世故，娴熟地运用抚恤金和成人世界的关系技巧为父亲争取到追认为共产党员的资格。

　　我已经无从追溯当年的自己对《夏天的素描》的偏爱和迷恋，唯一留存的证据是，我不知从何处了解并清楚地记住了这部小说的作者韩是北京作家韩少华的女儿。她那时曾经狠放过两句厥词，其一是将来希望有一天别人介绍到韩少华的时候说这是我韩某的父亲；其二是如果她不能进北大读书，将来就要进北大教书。

　　但是，就我所知，我们那个时代许多名噪一时的中学生作者结局大都不甚美妙，尤其是那些来自农村和小地方的孩子，因为沉迷缪斯之梦而难以顺利升学，后来就不知所踪了，来自城市的机会则多一些，结果似乎好得多。我隐约听说韩没有进入梦想的北大，而是进了人大，毕业后进了一家电脑公司，似乎是联想，再后来我就没有精力顾及追星的事情了。

　　1990年我进入一所省级重点高中，班上颇有几位文艺情调浓郁的女生，我与她们通过《夏天的素描》寻找到对话的快乐，就象某些野生动物用臭味确定同类一样。我与其中一位同学Cathy成为“互捧够友”，我们的情谊一直从那座西南小城市延续到今天的上海。Cathy当时担任了市里一家报纸的学生记者，还经常在《中外少年》之类的杂志发表文章，而且，她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理所当然她是我暗中设定的目标，也是我的身边偶像。高二文理分班，我和她都选择了理科；高考后，她进了一所一流的工科大学，我进了一所二流的工科大学；大学毕业后，她成为一家IT公司的部门主管，我改换门庭读研究生，开始酝酿自己的文艺梦。

　　我看到韩寒的《三重门》后，莫名其妙地从记忆的抽屉里翻出了一大堆陈年旧事，然后莫名其妙地给Cathy打了个电话，与她对证有关《夏天的素描》的记忆片段。可怜的Cathy正沾染上重感冒，还在准备MBA的考试，可一听到我的问题好象就来了精神，她还提供给我一个线索，这部小说发表于当年的《十月》，临挂电话时还反复保证如果一旦记起小说作者的名字马上给我打电话。

　　“韩”与韩寒，蓦然将两者放置在一起加以比较不知是否有些牵强，我只觉得他们不同的人生道路的设计也许能够折射出一些变革与转换的痕迹，或者说两个时代的差异。70年代生人的“韩”遵循冲击千军万马闯独木桥的正常途径，似乎她还是汇入了所谓主流渠道，文学似乎是回首梦已远；80年代生人的韩寒在名动天下和作品畅销上榜后选择离开挂满七盏红灯的高中校园，他外出游历去也，而全国人民都拭目以待这位十七岁少年的未来。

　　也许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情态特征，于是催生出各自特定的文学作品，于是孕育出各自特有的阶段偶像，对于我以及许多我的同龄人来说，我大胆地使用时尚的话语做一个放肆的判断，《夏天的素描》是我们七十年代人的一处青春的暗伤。我们必须通过1：100甚至是1：300比例的筛子进入重点高中，再通过1：6至1：8比例的筛子进入大学，时代只给予了我们这样的羊肠小道，我们哪里有勇气去推开另外那扇门？我买了一本《三重门》给自己的高中语文老师，我对应该划分进60年代人的她说，韩寒的勇气更多的是这个机会日益开放的时代赋予的，他所构筑的所谓现象更多的属于这个时代，无论是启示，亦或是问题。

　　我很赞同曹文轩教授在《三重门》序言中所说的，韩寒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只是，我在他后来在《萌芽》上发表的文章中觉察出一点不妥，我发现了重复，我认为这种重复是可怕的。韩寒的确可以从书本的间接经验中汲取写作的原料，可是，十七岁的他应该如何使原料的供应可持续发展，如何将可能性转化成现实性，这是个问题，不仅属于他，也属于他的时代。

　　聪明的韩寒选择了出行，可是他将往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