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便把这一想法同她谈了，把我的弱点也告诉了她。并且，决心一如既往象对小妹妹一样地心疼她、对她进行更加无微不至的党一般的关怀。

　　为了进一步对她表示真诚与信任，同时还把填写Time-sheet的大权也彻底下放给了她，不再检查她究竟填了多少小时，甚至对秘书说好我不用签字。

　　当然知道她多填工时多拿钱。可为了咱的骨肉同胞，俺就睁只眼、闭只眼，来个对美帝国主义的反剥削吧！坏蛋的墙角，我们不挖，谁挖？！

　　学期很快将要结束。一天她说将要从校园里搬出去住，但缺少很多家具。当时正好我也快搬家，于是答应她：等我搬时，一定把一大堆还不错的家具都给她；而且，如果她搬出去住后，不大方便来学校，我还可以每天开车接送她。她听了很是高兴。

　　看着她可爱的小脸，不由由衷感到那种相依为命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于是又补充说：今晚我再带你去吃饭，好吗？她马上点头答应了。但紧接着又突然低头笑了一下，是十分意味深长的那种，是忍不住的、过后又极力试图掩盖的那种。一时感到什么地方有点不对头。

　　然后她请假说：马上要期末大考，这是我在美的第一次，可否请求下两个星期不来上班？考完后马上就是假期，我就可以为你一周做四十小时了，所以不会耽误太多。

　　同胞嘛！阶级姐妹嘛！难兄难弟嘛！当然立即批准，尽管这很出格。也幸亏当时办公室里一些人正在搬动，每天乱糟糟地大闹天宫，所以，也可能没人会注意她的长时间“失踪”。不然，在这亟需用人之际，要我向各个头儿们对此做交代，着实很难。不过，咱还是担了这份风险、终于为革命立了可歌可泣的新功。再接再励之下，甚至在办公室这“动乱”之中、另一个小头儿出去度假之际，还专为咱这保护对象抢了个电脑和办公桌。事后那得意幸福的胜利之感，同杨子荣智取了威虎山差不多。

　　两星期过去，办公室复归平静，活儿更扑天盖地般压了下来。但想到“苦难同胞”就要全力以赴来帮我，心里并不是十分急。

　　第三个星期的星期一，是她原答应回来上班的第一天。可我到办公室后的第一件事，却是收到了她留的Message：要搬家，不能来。

　　第二天，一进办公室便让人一喜：远远已听到她在那谈笑风生。等一眼见到她时，却很吃了一惊：她穿了最最时髦的服装，脚踏长靴，一改原来女学生样，简直象个地道的办公室小洋秘书，令人差点认不出她。

　　她很热闹地同一个素来对小女孩们很锺情的办公室男同僚聊着、笑着。很过了一会儿，才终于回来。

　　因为她那么大的声音在那里扯侃大山，全然不顾旁边便是对中国人并不真“感冒”的大老板的办公室，便多少想对她表现出一点不高兴。然而我的脸还没开始挂，十分敏感的她却早已感到，马上先自把脸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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