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老公吧，也是自由恋爱结婚的，现在孩子都15岁了，按说也应该安安生生过日子了，可……以前在中国我老公的脾气就不好，这我也知道。男人么，有点脾气也不是什么缺点。但是现在，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下去了。他打来了也找不到什么专业工作，你说我们都四十几岁的人了，到一个新的地方来真是找罪受……他也一直打工，越打脾气越坏。回家就沉着脸，一句话不合就和我打架。是真打呀……你知道么？有时候做饭时吵架，他就拿刀威胁我，我怕啊……我真的怕他会做出点什么事来……我根本就没有能力反抗……

　　于兰的声音有些抖，说得有些伤心，也有些说不下去。停了一下，她调整了自己的情绪，继续说了下去。

　　我吧，就是想问问能不能跟他分开，不是说这单亲妈妈能领补助么？实在不行，我这几年就守着儿子过吧，吃几年救济，等孩子18岁了，或者上了大学或者工作了，我就回国。这地方真是没法呆了……

　　我轻轻的说：“大姐，你自己多保重，这里有很多地方可以为妇女儿童提供保护，什么事情都会有解决办法。如果你需要我可以给你一些资料，华咨处这种机构也会有。”更多的话我没有办法说。我没有办法说因为文化的不同，我们华人妇女要得到相应的帮助有多么不容易：不是过不了别人，是过不了自己。我没有办法告诉她离婚对女人的伤害有多么严重，多么持久。我也没有办法对她说：有时候男人的暴力仅仅是因为他们面对的社会压力比女人更大。这一次临别时我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给她，希望必要的时候能提供一些帮助，心情沉重之余也不免自嘲：还自以为学心理学的，有什么用？

　　一直我没有再打扰于兰，因为我不清楚她究竟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毕竟记者的职责并不是翻开别人的伤口去哗众取宠，用血和泪吸引眼球。

　　直到最近，她一个电话惊醒了我。电话里她的声音听上去居然比较轻快，而且有了不少客套话：她想让我替她翻译一点东西。于是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天气很好，于兰的气色也好了一些，依然是有些太红的口红，款式保守的衣着。不同的是，衣服的色调亮了一些，质地很随便，她也不再那么在意自己的服饰。她整个人显得有活力了许多。我和她的话题是由她那些要我帮忙翻译的英文题引起的，不过为了叙述的方便，我还是按时间顺序继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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