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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全真模拟试题卷二(2)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8月04日 18:11   华图公务员

  4、虽然媒体频频以“群体性事件”概括类似事件,不过,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坦言,目前学界对此“还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定义”,“大概指的是以群体形式出现的非常态的事件”,而过去常以“骚乱”来代替类似提法。

  尽管没有准确的认定标准,但从公安部在2000年4月5日下发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的规定》中或许可以一窥对“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定义——“本规定所称的群体性治安事件,是指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行为”。这里,并未使用“群体性事件”这一提法,而是使用了“群体性治安事件”一词。

  2004年,国务院委托专家完成了“中国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对策研究”的报告。2005年7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一次亮相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指出,当前中国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有些矛盾集中显现,并因此发生了一些“群体性事件”。李景田特别纠正了国外记者所谓“骚乱”这一说法,而代之以“群体性事件”。

  按照“转型期突发事件”的说法,中国最早的群体性事件可以追溯到30年前。1979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仅1979年1至5月,广东省偷渡外逃人数高达12万人,逃出的近3万人。如此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并得到了得当的处置。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事件数量增多、涉及面广、规模不断扩大、参与人数多、行为越发激烈等特点。学者胡鞍钢曾根据政府公开资料统计,1994年后,全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呈现出不断增多的趋势,“1995和1996年增长速度在10%左右,但1997年后迅速加快,1997至2004年期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5.5%。”这些数据充分反映了近十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态势。而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

  爆炸性数字的背后是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日益突出。2003年发生在湖南省嘉禾县“株连九族”式的野蛮拆迁事件更是官民争利的典型,在该县政府门前张贴的一则标语“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更是成为当年的流行语。

  针对近些年来的群体性事件的集中爆发特点,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认为,“现在中国进入了风险社会时期,突发事件易发频发。受全球化的影响,简单的突发事件容易演化成复杂的群体性事件,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扩散到整个社会甚至国际社会。”

  那么,为何一些老百姓要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声音?其实很简单而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找不到常规的说话渠道。”毛寿龙这样理解。在他看来,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个人无法找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

  有关研究表明,群体性事件往往直接起源于群众利益被侵害。毛寿龙就认为,群体性事件凸显出来,是因为“中国这一阶段也是产权、利益关系不明确的阶段”。在他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包括土地等在内的财产“越来越值钱”,但财产的产权、利益关系不明确的局面未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群体性事件的流变,最早提出“潜规则”一说的知名学者吴思也有独到的看法。他认为,群体性事件是在调整利益边界。“以前的争执主要发生在税费的边界上,后来取消农业税,基层政府更缺钱了,于是重点转向土地伸手。农民的土地产权边界一向模糊,最近几年群体性事件很多是围绕着土地权益。这种收益没说不是农民的,但也一直没说是农民的。这种模糊地带最容易出事。”

  王长江认为,多数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尽管有偶然性因素,但根本上还在于群众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其合理诉求的表达、反馈渠道不畅,长期得不到地方政府党政部门的有效回应,以致干群矛盾、商民矛盾持续累积,最终酿成冲突和对抗。”

  5、有关方面预测,2009年可能是一个群体性事件高发年。那么,真实情况到底如何?有一种说法认为,现在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经济建设中,每个方面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矛盾产生是不可避免的。还有一种论调认为,对“刁民”要硬气,不加以强硬对付不足以显示国家机器的强大。当然,秉持这些态度的人毕竟是极少数。正确应对群体性事件,必须加强科学研究,谨慎从事。同时,不得不承认,的确有极少数一些人,横征暴敛,老百姓稍有不从,就随便动用警力,甚至干脆把人逼上绝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单光鼐研究员长期关注这一领域,并对最近几年中国社会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做了深入研究。与一般研究人员不同,单光鼐多次亲赴事发现场做实地调研。熟悉基层调查的社会学方法,能驾轻就熟很快“进入”现场与各方面的人士沟通,使得他能够在掌握比较真实全面的材料基础上,对目前的群体性事件进行较为理性而客观的深度分析。

  单光鼐认为,现有的群体性事件蔓延,大多呈现为两种形态:其一是无诉求、无组织、多带有情绪宣泄的集体行为,如前几年的万州事件(重庆市万州区一名自称局长的男子与其妻当街暴打挑夫后,引发公愤致使出现群体性事件);其二是有明确诉求目的、组织化程度稍高一些的集体行动,其中有的事件因其持续时间较长、组织化程度较高,已见“社会运动”的端倪,如前些年的汉源事件(四川汉源因移民对补偿标准有意见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而有的事件起初是诉求、目标明晰的集体行动,随着其他人裹挟进去,又演变为没有目的仅是发泄愤恨情绪的集体行为,整个事件表现为两种形态的混合体。如前两年的广安事件(因医患纠纷引发群体性事件)、大竹事件(因女工离奇死亡引发群体性事件)和去年的瓮安、孟连、陇南事件。

  此外,目前群体性事件的诉求以经济、民生利益居多,如提升劳动福利待遇、提高移民补偿标准、抗议企业污染环境、追索医疗责任、要求查明亲属死因、抗议客车涨价等等。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则这样认为,群体性事件破坏性升级,不是因为老百姓的诉求多了,而是由于一些干部的责任心少了。为什么干部的责任心少了?因为他们的利益不是与群众,而是与投资者和官场联系在一起。看到了这一点,就更容易掌握群体性事件蔓延的“症结”。 

  要积极关注与关心农民工和大学生群体。凭借新闻人的敏感,新华社重庆分社新闻部主任黄豁认为,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正在加剧,沿海不少中小企业已经停产、倒闭,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必然增加就业压力。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超过600万,加上截至2008年年底尚未就业的100万左右“老毕业生”,2009年将有700多万大学生同时抢“饭碗”。与此同时,2009年国有企业下岗或失业人员将比往年增多。一旦因就业困难,失业率“高起”导致个人生存危机,社会矛盾就有可能尖锐化——农民工和大学生两个群体将成为当前最敏感的领域,它们中间有可能隐藏着群体性事件高发的主体。因而,要高度关注和解决农民工和大学生的就业、社保、思想政治教育等问题。其一,回乡农民工有可能成为“新闲民”危机。现在已经出现估计超过1000万的农民工返乡,问题是他们能在农村和小城镇找到生计吗?他们留在城市的话,会不会成为新贫民;回到农村的话,会不会成为失去了土地的“新流民”?农村能不能成为城市经济荣枯的蓄水池?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认为,受金融危机波及后城里的工作岗位就那么多,春节后将有更多的农民工会选择不出来打工。大部分农民工在家乡多少还有一点土地,短期内他们的基本生计不会出现太大问题,但是如果较长时期内没有得到改观的话,对输出地的治安稳定也是一种挑战。因为这些农民工虽然还不至于成为“新流民”,但是其中的一部分成为“新闲民”是肯定的,闲下来了,没正经工作了,没事做了,总有人会自己琢磨点别的事做。于是,如何化解“新闲民”危机就成为当前的一个热门话题。其二,大学生是劳动力市场高风险人群。2008年12月4日,郑州的一次招聘会上发生踩人事件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他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自己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在社会不能满足其就业要求的情况下,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不完全就业问题,但是要有一个“度”。目前中国这么多的择业人口,现实显然无法满足。国家相关部门已采取措施,可能会缓解就业压力,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因而,失业及就业的巨大压力有可能成为导致大学生与社会间紧张、冲突关系的第一因素,并有可能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高风险人群。

  单光鼐认为,大学生从来就不是什么社会不稳定因素,他们是最有朝气、最有希望的社会力量。今年的大学生就业在金融风暴的背景下确实有很大的压力,党和国家对这个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且正在积极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应该看到这个问题确实很严峻,因为中国的对外经济依存度很高,外需减少以后必然会影响国内的实体经济,必然会导致经济总体的趋势下滑,这就有可能给就业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任何人都不可小视这个问题。

  6、有些转变正在地方官员的层面悄然发生。对于河北省元氏县县委书记李义增来说,这个冬天,他的“学习任务”非常紧。11月17日,他刚刚结束全国县委书记大轮训,又被要求参加河北省党校的干部研讨班,李义增说自己最近的“学习任务”一个接着一个。不仅李义增一个人很忙,11月份,全国2000多个县委书记都很忙。按中共中央要求,从11月10日起,用二十多天的时间,对全国近两千名县党委书记进行一次集中培训。李义增说,这次学习内容不仅有中央文件,还有经济管理、基层治理和突发事件应对等实际操作。

  正是因为群体性事件矛头往往指向与群众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基层政府。在此背景下,迅速提高基层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水平,避免新一轮与群众利益相关的改革政策在基层被虚化、异化,已经成为中央高层越来越重视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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