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评论专栏作者 薛涌(发自美国)

　　“国考”暴热，是今日特别引人注目的新闻。据报道，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招考，截至10月23日晚上8点，通过审核人数已经突破100万人。国家能源局的一个“节能与科技处主任科员及以下”职位，竟有四千人以上参加竞争。当今的国考，仿佛是当年的科举。怕是连出国热、托福热都望尘莫及。

　　科举的问题，不在于考试制度本身，而在于这种制度所培育的文化，在于大量有前途的人才成了范进、孔乙己。眼下国考暴热，也同样揭示出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深层问题。

　　想想看 ，中国经历了三十年史无前例的经济起飞和社会转型，制造了大量财富以及大量成功人士。别的不说，从私营企业中奋斗出来的大款小款们有多少？他们的成就和财富难道不是很令人羡慕吗？在我上大学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考上大学首先意味着城市户口、干部身份，毕业分配，有着稳定的46元月薪，一年后转正到了56元，照老辈规矩，这个工资也许会拿一辈子。但是，除此之外，你也不可能有什么其他渠道过上更好的生活。大家都想要这个干部身份，也可以理解。改革开放后，社会多元了，成功的途径多了，通过五花八门的途径成功的例证，更是数不胜数。成功人士所获得的奖励，也是过去一代所不能想像的。按说，他们为年轻一代树立了不同的典范，年轻一代应该追逐他们的足迹才是。奇怪的是，现在的年轻人好像不想当私人企业的大款，不想当文化界的明星，不想当科学家、大学教授。大家争的，竟是个机关里的小科员？！

　　这在我们这一代看来，似乎是无法理解的。我1983年从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时，大家争的是去文化性的单位。记得一位同学被分到经贸部，大家都觉得他很惨，有点受欺负了。据说他临走时黯然嘀咕了一句：“想不到要去做生意了。”小科员的日子是什么？是“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注意，那时的报纸可不是今天的报纸，就四版，内容全和机关文件差不多。以我也许不太准确的记忆，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即使面临的出路要狭窄得多，大多数也不羡慕这种小科员的日子，远没有当今的大学生那么实际。大概也不奇怪，如今这种多元社会，也大多是在我们这代人手上创造的。

　　那么，怎么来解释当今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呢？他们的价值取向，其实是对社会变动趋向的一个反应。第一，当今的中国社会，确实是“官进民退”，已经没有改革开放初期的那种生机了。要不然大家为什么都往衙门里挤？第二，私营企业创造了许多财富，但是，在人们的常识中，这些财富大多和权力有关。什么自主创业成为企业家等等，不过是说说而已。大学生们看到的，是有了官能拿鲁迅文学奖，李刚这样小小一个芝麻官，竟也能把河北大学的学生们吓得不敢出来指证他的恶少儿子犯罪的过程。这确实和我们那个时代不同。我们那个时代，腐败也不少，但是很少听说这么小的官能有这么大的威风。

　　国考暴热，说明中国如果再不继续改革的话，过去的改革果实也将在现实中腐烂掉。当一代人都成了范进、孔乙己之时，中国的前途就真的不免令人担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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