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整体环境看，人民群众拥护执政党，思稳、思进、思和、思富的主流民意基本面没有改变，政治局势稳定，经济基础雄厚，构成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基础。苏州市纪委书记王天琦在接受采访时说，“稳定的社会政治大局，是十分可贵的机遇”。

　　重点突破：转型从结构调整着力

　　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要转型，而且到了不得不转的关键时刻，这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抓住战略机遇期，关键就是要实现发展的转型，这其中，经济结构调整又是重中之重。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官员和产业界人士认为，当前我国实现这一目标有着较好的基础，应在未来5至10年时间内，以“市场化”改革驱动经济转型，取得结构调整的根本性突破。

　　转型拥有前所未有的基础

　　我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对冲转型所带来的阵痛提供了坚实基础。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指出，转型过程中，新的结构尚未稳定，企业倒闭可能导致失业严重。但由于我国积累了比较丰厚的物质基础，可以把结构调整所带来的风险掌握在可控范围内。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认为，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并且在一些科技前沿交叉学科取得了重大突破。这意味着我们“锅里有肉”，具备充分的经济基础和技术支撑来对冲转型引发的阵痛。

　　我国庞大市场的优势也成为可以与发达国家对话的战略性“法宝”。中国石化集团董事长傅成玉指出，我国拥有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需求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我国经济的内循环是可行的，这对转型升级有着巨大的牵动作用。

　　同时，我国经济发展的梯次特征，使不同产业均有较为广阔的生命空间。记者在安徽马鞍山采访了解到，目前沿海地区转移落户的企业在这里出现集聚势头，长三角的投资占马鞍山市外来投资的60%以上。

　　总部设在广东佛山的马鞍山科达机电有限公司总经办主任孟晨说，现在的马鞍山就是15年前的广东，这里靠近大长三角中心地带，土地、劳动用工及物价都比广东要便宜不少。北京大学[微博]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认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明显的产业梯度发展特征，是我国经济内生动力的基础，为结构调整与产业转移提供了广阔的腹地优势。

　　此外，我国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也在向低成本研发优势转变。美林证券公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认为，尽管中国壮年劳动力的人数将持续下降，但中国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却在不断上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高世楫指出，目前国内每年有600多万大学生、20多万硕士生毕业进入市场，从研发的人力成本计算，仍将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德国工商大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吕阳说，如今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德国奔驰公司把海外唯一的研发中心放到了北京亦庄。诺基亚的研发中心裁掉了若干个，但是他们把最大的研发中心也设在了中国。

　　抓住“新起跑线”机遇

　　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还面临难得的机遇，就是与发达国家共同站在新一轮工业革命的起跑线上。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说，近代中国曾错失两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一些后发国家却因为抓住了这样的机遇实现赶超跨越。对于新一轮工业革命，我们的机会是均等的。

　　然而，新一轮工业革命留给我们“调整起跑”的时间并不长。从国际上看，美国于2009年底出台了“重塑美国制造业框架”的政府文件，欧洲也出台了“2020年可持续与包容性的智能发展战略”。美欧均把产业调整期的时限设定在未来5年到10年之间。

　　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肖林认为，当旧的产业增长潜能已经逐步释放，而新的产业规模尚小时，我国产业发展将存在断档风险。一旦无法突破“临界点”，我们的结构调整有再次贻误机遇的可能。

　　鉴于外部压力增大、内部倒逼趋紧和产业发展周期提速等一系列挑战，部分专家学者和产业界人士提出：转型升级要向着三次产业间及产业内部结构合理化推进，务求在未来5到10年内有根本性突破。其阶段性目标可设定为：到2020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体相当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总和，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在第二产业内部，从发挥“比较优势”的“后发之路”，走向依靠创新“竞争优势”的“先发之路”；从参与全球生产分工向融入全球研发分工提升，使工业增加值率由27%左右，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35%以上，努力向发达国家的40%靠近；高技术领域的材料创新能力和高技术大型精密装备的制造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努力抢占全球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实施五大战略 推进实业强国

　　在结构调整的方向和目标都明确了之后，专家们认为，下一步关键是要突破政府主导的“非市场化”因素带来的结构调整障碍，并推进实施五大战略。

　　——实施“智能制造”战略，驱动传统产业与信息化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市场竞争力。我国各行业都有转型升级的空间，重点是要加快信息技术与传统工业技术间协同创新。通过在研发、生产过程，及至销售网络等环节融入信息技术，实现产品制造智能化，从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延长传统产业发展周期。同时，加快高端和尖端制造能力的培育和发展，形成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实施“全产业链”战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形成支撑。在产业技术线路不明确的条件下，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应在低端生产链条上铺摊子。以风电产业为例，发达国家首先研究如何智能化输电、进入电网后如何盈利，进而推动风电企业生产。而我国风电企业仅从事风机生产，投入发电后却入不了网，无法形成可持续盈利的经济规模。未来我国应逐步建立成熟的新兴产业商业模式，形成全产业链的规模化运营。

　　——实施“消费牵动”战略，培育新的消费模式牵引服务业与制造业“双升级”。据阿里巴巴[微博]董事局主席马云[微博]介绍，淘宝网2012年全年成交额预计达到1万亿人民币，仅用9年时间，就达到沃尔玛在全球50年布局所实现的年销售额近四成的规模。未来中国企业依托信息化的进步将不断推动消费模式的创新，引发新的消费增长点生成，不仅可以释放巨大的市场需求，也将牵引服务业与制造业同步升级。

　　——实施“腹地转移”战略，助推区域产业差异化发展。东部地区应允许进行财税金融制度创新，支持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发展。中西部未来5至10年的一大任务是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在转移过程中，实现生产的节约化、清洁化。国家应有产业升级的总体部署，否则，自发转移的盲目性将对国家整体产业的升级和结构调整造成影响。

　　——实施“再制造”战略，引导循环经济向高端化发展。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关锡友告诉记者，简单地说，再制造就是让旧的机器设备重新焕发生命活力的过程。卡特彼勒公司中国区董事长金利文预测，未来10年全球再制造市场规模将达到1000亿美元。中国现有钢材、各种工业设备、耐用消费品存量巨大，再制造市场空间十分广阔。再制造战略的实施，将推动我国在新一轮发展中以更少的能源资源消耗、更多的科技含量实现实业强国的目标。

　　体制改革：打造转型制度环境

　　经济转型虽是共识，但一直进展缓慢，主要原因是体制性障碍尚未消除。这些障碍包括市场在土地和信贷等重要稀缺资源的配置中尚未充分发挥作用；以经济增速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和财税体制的缺陷使地方政府不得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等。未来我国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在于改革，而政府自身的改革是消除体制性障碍的关键。

　　背离市场经济规律，机遇变“陷阱”

　　记者近期在基层调研了解到，不少地方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过去从事冶金、机械、房地产的企业，甚至温州眼镜大王胡福林以及浙江海宁的纺织业主们，都经不住诱惑纷纷涌入光伏产业。

　　目前国内在建光伏产业园超过100家，300多个城市规划发展光伏产业，各地纷纷优惠提供工业用地、代建厂房，提供政府信用担保贷款甚至是贴息贷款，并在财税和用工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中国科学院电工所研究员许洪华说，如今全国规划建设的千亿级光伏产业基地超过20个，光伏组件的生产能力已经超过全球光伏装机容量的一倍。

　　由于缺乏资金和品牌支撑，我国光伏产业不得不重复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抢订单、压成本、打贸易战的竞争方式，导致风险叠加，最终使整个产业的几乎所有企业，全部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据统计，我国光伏产业的贷款规模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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