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谈留守动力:一是晋升二是福利房

2014年06月25日09:39  中国青年报     收藏本文     

  加薪争议再起 公务员[微博]拿什么吸引年轻人

  近日,人社部新一轮“公务员薪酬改革”的基本方向浮出水面。“限高提低”四个字,却引发了全民热议,甚至招致“不公平”的新一轮反对之声。

  据人社部专家解读,“限高”主要是限制灰色收入,更确切地说,是限制公务员工资中名目繁多的津贴补贴;“提低”主要是薪酬向基层公务员倾斜,向职务偏低,但业务能力强、承担任务多的公务员倾斜。最终目的是,缩小公务员上下级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作为这一热点改革的“主力对象”,青年公务员到底怎样看待它?中国青年报记者访问了从中央到地方、处在“漩涡中心”的他们。

  生活压力大于“高强度”工作压力

  中央部委工作的普通科员林晨(化名),正可能是“提低”的覆盖对象。

  在北京三环,一片建于1970年代的老楼里,这名“85后”四川女青年和丈夫租房而居。他们的私人空间,是三室一厅中的一间主卧,“租金一年比一年贵。”

  面对远高出工资的房价,林晨已无法考虑在京购买商品房。“我的同龄同事里,约有七成都没有解决买房的问题。”

  对她而言,生活压力大于“高强度、高要求”的工作压力。

  “在部委机关,上上下下都有不小的压力。但我们‘80后’的生活压力比‘60后’、‘70后’的领导层大多了。”林晨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坦言,“在他们那个年代,有福利分房、津贴也较多。到我们这一代,拿这么点工资,又正是养家糊口的时候。”

  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发布了一份《中国基层公务员心理状况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各年龄段中,“80后”公务员群体的心理健康得分最低,“显著低于总体平均分”。

  社科院报告认为,其原因在于:“青年基层公务员群体中多数人,从事现职工作年限不长,且刚刚毕业不久,正在面临来自工作(例如定岗、调岗、升迁等)和生活(例如择偶、购房、养老、育小等)等多个方面的现实压力,这都成为影响其心理健康状态和程度的消极因素。”

  林晨初入部委时,有一种“高大上的满足感”。过年回家时,亲友问起,她也有“衣锦还乡的自豪”。“但这种满足感,抵挡不住时间流逝、生活现实带来的窘迫感。”她坦言。

  “无论我出差到地方政府部门去多风光、多受尊重,上班时每天还有武警站岗,但我一下班,还是回到几十平方米的出租小屋里。我发现,原来自己还是一个普通上班族。”

  这也是她的大学室友选择离开公务员队伍的原因。这名室友留下一句感慨:“自我满足,换不来孩子的奶粉钱。”

  青年公务员中“寒门贵子”在减少?

  陕西西安的公务员王路(化名)虽然在国家机关驻省单位工作,但工资仍参照省级公务员标准,基本工资只有2500元,“也没多少福利”。

  他发现,在这一收入水平的公务员队伍中,“家庭经济水平是小康的占主流”。“因为家境小康的年轻人,后顾之忧比较少。”

  与此相对,公务员队伍里“寒门贵子”的情况在减少。“因为,如果是家境贫寒的青年人,他求职的第一条衡量标准就是薪酬。”而现在基层公务员1000~5000元的薪酬水平,已经很难满足在京上广深等大城市的“立足”诉求,“更无法支援家庭生计”。

  但在王路自己看来,公务员依然有最大的吸引力——荣誉感。“做公务员,我感觉很光荣。”

  “说白了,就是一种社会地位。”他说,“我并不是看不起别的行业。就好比一个法官内心向往荣誉,他就不会为了一些钱出卖自己的权力。”

  但工作两年了,他承认多少有了一些倦怠。

  “就我们单位来说,人际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要说烦恼,其实就是工作之外,有时不知道怎样合理安排学习时间,以提升自己,这代表了我身边很大一部分青年公务员的想法。”

  中国社科院前述调研报告发现,高达79.89%的基层公务员存在“轻度工作倦怠”的现象,而6.40%的基层公务员表现出重度工作倦怠。

  作为一个正在准备迈入婚姻殿堂的男青年,王路也同样有“买房养家”的压力。

  “考虑到收入和发展前景,如果有机会或条件充足,我想离开体制内进企业,甚至去创业,但目前我没有想到要转行,因为我还在学习怎么去当一个好公务员。我不认为一个做不好当前工作的人,能成为一个好老板。”

  王路的表弟正在备考公务员,他支持在“八项规定”之下,对公务员工资“限高提低”的设想:“公务员工资本身就不高,福利也降了。怎么能让公务员不被迫去拿灰色收入?这需要同步提高基层公务员的工资待遇。”

  “公务员比其他人担负更多社会责任,对我们的道德期许也比很多职业高,我们自己也有认同。但只提期许,没有物质保证,最终也很难实现。”林晨坦言。

  她说自己的偶像是身边的一位老领导,“甘于清贫、两袖清风、从来不考虑个人得失”。

  “我也有纯粹的浪漫主义精神、默默奉献的精神,向往成为他,但很难成为他。比如,我也想扶起摔倒的老人,也想见义勇为,但这就需要社会诚信制度的建立和保障。我们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想为大家多奉献,也得保障我的小家。”

  公务员薪酬改革“不能只动工资”

  在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中,“限高提低”得到多数青年公务员的认同。

  “以往一说‘加工资’就说难,是因为给一个年轻人加1元工资,就得给所有人都加1元。在国家机关里,没有绩效工资这个概念。”上海某税务机关的公务员吴昕(化名)说。

  林晨认为,讨论者们只盯着“公务员涨工资”,是有误区的。

  “如果仅仅是改革薪酬,我怀疑最终效果会有多少。改革可能会成本很高、阻力很大,可能挨了骂,但到每个公务员手中,实际只有几十~几百元。”

  正如她所说,目前正逐步“露头”的公务员薪酬改革方案,并非单纯的加薪。“调整工资结构,扩展晋升空间,建立比较机制,实施配套改革”这24个字的方案,再度成为各界焦点。

  采访中,多名青年公务员把焦点聚集在“配套改革”上,而非“工资结构”。

  在吴昕看来,“编制人员少”是结构性的矛盾。“现在很多人说公务员队伍庞大,编制超员,我认为,很多部门里年轻人压力比较大,承担攻坚型的工作,但没有发挥作用的冗员也很多。”

  公务员队伍“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体制,也受到一些青年公务员诟病。

  “年轻人忙得要命,升不上去的老人闲得要命。而且后者当年也可能是我们这样很有激情的年轻人。”王路说,“因为‘为官就是不为’的逻辑,干得多还可能出错,今天忙的年轻人,明天就可能成为闲得要命的老干部。”

  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的行政职能转型,则被青年公务员看好。“政府承担了大量不该政府承担的职能,真正把职能分给社会,才能给公务员队伍瘦身、减负。”林晨说。

  对林晨而言,目前她留在公务员队伍中“打拼”的希望,一是晋升,二是“福利购房”。

  虽然后者对她来说,可能是“画饼充饥”。据她所知,单位中有从2006年开始“排队等福利购房”的科级干部,至今仍未买到房。“但有一个饼画在那里,大家就还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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