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45岁的副厅级官员陈凯辞去了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职务。至此,今年上半年,上海已至少有3名厅局级官员辞职。
长江新闻记者根据媒体公开报道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至少有33位科级以上官员主动辞职跳槽。
在这批出走的官员中,以41-50岁的处、厅级官员为主,多为研究生学历,主要来自广东、湖南、江苏、上海等地。
从离职前的部门来看,这33人主要来源于行政和党委两个职能部门,去向多为从商,包括金融、互联网业,且大多与此前从政时主管的业务有关。但也有官员在辞职后选择以说书、种地为业。
长江新闻记者杨婵娟 发自武汉
【性别】
这和官场中男多女少的现状不无关系。有趣的是,在这5名女性官员中,有3名都具有良好的家庭环境。
原湖北宜昌市秭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黄艳的丈夫从事IT行业,用她的话说,“我的工资,与从事IT行业的丈夫相差甚远,甚至比不上他缴的税。”
而曾任深圳大鹏新区党工委书记的刘燕,其丈夫拥有多年海外户籍。
原广东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委副书记陈丽华,有传言她辞职是为回去接管家族生意,但被陈丽华否认,陈丽华指出其辞职后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公益事业。
【学历】
作为官员,具有高学历并不稀奇,但从所选取的33个样本来看,至少有45%的辞职官员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这或许为他们“跳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孙雷,拥有产业经济学博士头衔,辞职前为广州市南沙区常务副区长,分管领域多与经济、招商相关。后入职浙江传化集团下属的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担任总裁。
【区域】
辞职官员多为41-50岁的处、厅级官员。究其原因,一位不愿具名的辞职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再往上升难度太大,还不如趁年轻,出去闯一闯”。
有数据显示,能够升至处级的中国公务员[微博]有60万,其中只有6000人可以成为厅局级后备干部,至少需要11年才能升到正厅局级。
【职能部门】
从其职能部门来看,主要来源于行政和党委两个方向。
【去向】
从这33个样本来看,官员离职后所从事的职业,大多与其曾经的从业经历和学习经历有关,湖南益阳市政协副主席陈延武,其学历为医学硕士,在辞职后选择了从医。
当然不乏有令人意外的选择,如江苏省宿迁市文广新局副局长洪声,辞职后选择了说书;而湖南临澧县副县长刘涛在辞职后回到了家乡种起了猕猴桃。
【收入】
从这33个样本来看,收入是官员选择辞职的很重要一个因素。
辞职后当律师的赵光华就曾表示,现在收入是以前的五六倍,月收入近2万,除去房车按揭和生活必需开支外,还能剩5000多元,“再不像以前那么拮据,也不用父母接济了”。
【结语】
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明显加大反腐力度,公务员灰色收入拿不到或减少;同时中央也加大了查处裸官的力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一波)官员辞职有关。”
【链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官场共发生过三次比较明显的辞职潮,第一次是在1986年初,浙江温州市永嘉县城关镇党委书记叶康松辞去官职,承包了一片山地,被媒体称为“弃官下海第一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
第二次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下海官员相比,这一拨人无论在学历、经验还是官位上,都要高出不少。
第三次出现在2000年以后。据新华社报道,从2000年1月到2003年6月,全国各地(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属单位)共有10304名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辞职“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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