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人埃克哈特·托利在他的著作《新世界》中讲了一个故事，经典地显示了负性情绪的能量是怎样在人与人之间传递的。

　　一位女士来见托利，向他倾诉她的痛苦经历，说她还很小的时候就被父亲残酷虐待。托利引导她聚焦在身体内部的感觉上，直接去感受情绪，而不要经过她的不快乐思想和不快乐故事的过滤去对付情绪。她先是很不情愿，说她来到这里本来是寻找“脱离不快乐的方法，而不是进入不快乐当中”，但最后，她终于愿意允许这些情绪存在而不做任何事情，结果，仅仅一分钟后，她说：“我还是不快乐，但是现在它(不快乐)的周围有空间了，不快乐也好像没那么重要了。”再过了一会儿，她解脱了，明白一旦将注意力直接放在情绪上而不抗拒它，它就不会再控制她了。

　　她离开数分钟后，一个朋友来看托利，一踏进这个房间，这个朋友就说：“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这里的能量很沉重而且浑浊。我都快吐了。”

　　这还不止。待了一会儿后，托利去附近一家印度餐馆吃饭，他刚一进去，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中年人便紧张地看了托利一眼。几分钟后，他吃完饭了，但却突然变得狂躁起来，称饭太难吃，而和服务生先是争吵然后试图打她，餐馆老板不得已报了警，警察来后这个男人才安静下来。

　　餐馆老板似乎知道问题的源头是什么，过来问托利：“是你搞的吗？”

　　这个故事展示了负性能量的传递途径：第一位女士的痛苦的能量场不仅滞留托利的房间中而被后来的女子感受到，还通过托利点燃了那位男子的痛苦感受而让他情绪失控。所不同的是，托利对这个痛苦有足够的觉知，所以这痛苦他可以感受到但不会令他痛苦，而那位残疾的男子也感受到了但却没有觉知，而他估计也是很想逃离痛苦并习惯和痛苦作战的，所以最后他失控了。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每隔几年都会听到这一类新闻——某个电台的心理节目主持人自杀了，导致他们这样做的一个最明显的原因是，无数听众的太多痛苦情绪传递到他们身上，令他们积累了不能承受的重量。

　　5·12大地震后，无数的心理志愿者奔赴四川灾区做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而我所认识的许多心理志愿者，包括一些著名专家，从灾区回来后出现了至少两三个星期的低潮期，出现了失眠、缺乏胃口、情绪低落、噩梦等各种症状，甚至有一名精神病学的教授，回来后自己进了精神病院。他们出现这一结果，负性能量的感应显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广州电视台心理栏目“夜话”的主持人王镱静给我讲过她的一次经历。她去参加一个萨提亚家庭治疗工作坊，一位女士哭得晕天黑地，王镱静去搀扶她，但当抱住她的身体的那一刹那，王镱静的腹部疼得很厉害。后来聊天时才知道，这位女士有子宫癌，当时正在疼痛中，而她试图压抑这种痛苦，但却传递给了王镱静的身体。

　　以上这些故事都是痛苦在人与人之间的传递，它们有时是通过言语来传递的，譬如电台心理节目主持人肯定是听到了大量的痛苦的语言，但更多时候是可以不受语言的限制，并在我们意识不到的情形下影响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