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总理“机场会见”——一次努力扭转中苏关系的坦率而诚恳的会谈。周总理对柯西金说：“不管争吵得怎么样，来往总是要的，谈判总是要的。我们同美国还谈嘛，何况我们两个邻国呢？”“边疆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

　　1969年9月11日上午10时30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乘坐的伊尔—62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同机到达的还有卡图谢夫、雅斯诺夫、巴扎诺夫等苏联党政要员。周总理、李先念、谢富治、乔冠华等前往迎接，握手寒暄后，客人被引进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在那里开始了一次努力扭转中苏关系的长达3小时40分钟的坦率而诚恳的会谈。后来人们把这次会谈称为“机场会见”。

　　在会谈将要结束的时侯，柯西金以比较轻松的口气说：“我们走了一段弯路。”原来，他们在参加了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后传话说，希望途经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会面。因中转环节耽搁了一些时间，他未能及时得到回音而不得不取道印度回国。9月10日，他飞到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时才得到回音：中国总理欢迎同他会晤。于是他又转经伊尔库茨克于9月11日上午到达北京。他接着说：“但我们并不遗憾，我们很高兴到这里来。”可以看得出，他本人对刚才会谈的结果是满意的。

　　当时的中苏关系，岂止是在走着一段小小的“弯路”，而是仍然深陷在大湾路的泥潭里。

　　50年代后期以来，中苏两党之间在原则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突出。解决这些问题，本可用平等讨论的办法，求同存异，让分歧通过实践进行检验。然而当时的苏共领导人采取了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横施压力，企图逼迫中国就范。中国不服，苏共领导人就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这样就导致了两党关系的破裂和两国关系的全面紧张。

　　1964年10月，苏联政府的更迭为扭转中苏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能。中共中央派周总理前往莫斯科借祝贺十月革命节的机会，寻求两国关系好转的途径。不料，勃列日涅夫不顾我党一再希望和解的表示，当面向周恩来说：苏联在国际共运问题上，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同以前“没有一丝一毫的差别”。实际上，他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增兵边境，进军蒙古，接连挑起边境冲突。在任命前火箭军副司令担任远东军区司令的前后，大肆宣扬苏联核武器的威力，甚至扬言要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现代冒险家”是那时苏联传播媒介“赐”给中国领导人的称号。

　　1969年6月，苏共领导在筹备多年才得以召开的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上，除极力攻击中共以外，又提出旨在包围中国的“亚安体系”。无怪乎访苏回国的美国前副总统汉弗莱得到的印象是，苏联由于对中国的深切担心，愿意改善苏美关系。日本外相得出的印象是，比起日美关系来，苏联更怕日中友好。中苏关系达到这种地步，要扭转过来，该是何等的艰难啊！

　　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力图创造一个缓和的国际环境，以利于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中苏共同边界最长，而国家关系竟恶化到兵戎相见的程度。周总理希望通过同柯西金的会谈能在缓和中苏边境局势方面有所突破。

　　机场会见，经过三个多小时讨论虽然达成了缓和措施的谅解，但那还是口头上的东西，有待于落实到协议并付诸实施上来。所以周恩来对柯西金说：不管争吵得怎么样，来往总是要的，谈判总是要的。我们同美国还谈嘛，何况我们两个邻国呢？

　　这次会谈中，周总理始终以向前看的态度，紧紧抓住中心，力争在不受任何武力威胁的条件下开始边界谈判。能解决力争解决，即使一时解决不了，也能有效地保持边境局势的缓和。所以当柯西金讲中苏之间积累的问题很多，要一个一个讨论的话，可以讨论三个月时，他指出：要向前看，我认为边界问题是现在问题的中心。柯西金也认为边界问题是现有问题中最主要的。双方很快对此达成共识。接着，周总理把我国关于解决边界问题的立场作了简要说明，然后说：要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总要用些时间，在未解决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为此他提出了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三条建议。双方以此为基础展开了求实的讨论。

　　关于“维持边界现状”，中苏双方一致认为，就是双方原来在哪里，还在哪里，没有人的地方谁也不去。维持边界现状的时限，应一直到边界问题的全面解决为止。

　　关于争议地区的概念，讨论的时间最长。1964年的边界谈判中，双方曾交换过一份地图。苏方地图在许多地段上违反有关条约规定把边界标在中国领土的纵深，造成了许多“争议地区”。这次经过双方反复探讨，最后柯西金讲，“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

　　关于避免武装冲突，除周总理所提双方武装力量从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外，柯西金还补充一条：在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相互联系，协商解决。

　　此外双方还同意：边境居民原来在哪里生产，还在哪里生产；为避免误会，只要互相通知一下，便可一次达成协议，当然，这并不影响这些地区的主权归属，归属问题须待边界谈判解决。

　　周总理把上述双方讨论的结果，归纳为维护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在双方遇有争议时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等四条，再次征求苏方意见。柯西金当即表示：“你讲的四条我完全赞同。”周总理接着说：“临时措施解决了，边境的紧张状态就会变成缓和状态了。”就此，对方完全同意并且说：“周总理同志，缓和边界紧张局势是我们由衷的真诚的愿望，我们能够也一定能够做到。”然后，双方还就边界谈判代表团的成员、地点、双边贸易等交换了意见。

　　最后，双方相约，就上述协议各自向自己的中央报告后，交换信件予以确认。

　　 周总理确定谈判的方针和任务。他说，机场会谈的谅解很明确，必须付诸实施。不料对方情况有变，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就临时措施达成协议。对苏联政府的声明，周总理说不驳斥不交代不好。

　　1969年10月7日的下午，周总理在京西宾馆召开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代外长姬鹏飞和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

　　周总理首先讲，中苏两国政府已经商定，从10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接着，他宣布了经中央批准的我方代表团8名成员的名单。团长是乔冠华，我被指定为代表团的副团长。团员有对中苏边界问题很有研究的苏欧司司长余湛，他是1964年边界谈判的我方首席代表，还有老大使章文晋和深谙苏联情况、精通俄语的王荩卿，军队方面的代表团成员有总参谋部主管边防的作战部副部长蔡洪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安怀和新疆军区作战部副部长王步苍。

　　宣布名单之后，他讲了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边界谈判。他说：两国总理会见时，双方一致同意不要因为边界问题打仗。他们不断在边界挑衅，反而一再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动核战争。他们扬言要摧毁我们的核基地，露骨地进行战争威胁。我严肃而诚恳地告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们不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但我们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所吓倒。所以我当面向他们讲：“你们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就是战争，这就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才把这个话告诉你。”今天发表的政府声明，我们又把这个态度向全世界公布。谈判只有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才能顺利进行，这也是1964年谈判的一条经验。

　　他所讲的经验是指，自从1960年苏方挑起第一次边界冲突起，中国就提出了边界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未解决前应维持现状、避免冲突的主张。

　　1964年举行的中苏边界谈判中，我们再次建议这样做，但未被对方接受。结果谈了半年不仅边界问题没有任何进展，反而边界冲突越来越频繁，边界局势越来越紧张，如果不是我方尽量克制，情况可能更为严重。

　　周总理还说，机场会谈的谅解很明确，必须付诸实施。9月18日我们按照双方商定的程序，把已达成的谅解列成条文写信要他们确认，不料他们回信仅说已向边防部队下达了命令，只字不提谅解达成协议的事，情况似乎有变化。所以，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就临时措施达成协议，不然局势是缓和不下来的。

　　第二，关于苏联政府6月13日的声明。周总理指出，两国总理会见时，我们已向对方讲明，对于他们这个声明，我们要给予回答，要向人民交代，不驳斥不交代不好。但现在谈判即将开始，我们不愿为此去加剧紧张气氛，所以已同外交部商定，准备以“外交部文件”的形式予以发表，而不用政府声明。从外交上讲不对等，但从政治上讲更为有理、有利。

　　为什么周恩来说不驳斥不交代不好呢？因为这个声明实在是太不讲理了。它歪曲历史事实，把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占的中国领土说成是“历来属于苏联的”；把中国北方的国界说成是以“长城为标志的”；说黑龙江是“俄国移民开发的”，历来属于俄国，中国的汉人和满人都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地方；甚至还别有用心地说，中国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都不是中国人等等。对于这样的政府声明怎么能默不作声呢！

　　第三，关于谈判的领导。周总理讲要分为一、二、三线，乔冠华、柴成文是第一线，第二线是姬鹏飞、黄永胜，第三线是党中央。实际上，整个工作都是由周总理亲自抓的。

　　第四，关于谈判的准备工作。他要求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立即集中，放下其他工作，全力以赴进行准备。首先熟悉两国政府来往的声明和照会，熟悉边界的历史和现状。他说：谈判离不开全局形势，边界谈判离不开边境情况，第一步要解决的临时措施，更同全局形势紧密相连，这不只是边界谈判，而是两国关系的谈判。为此，他要求各方面将收集了解到的有关情况向代表团集中，以保证谈判的顺利进行。

　　 “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都不算数，谈判有什么用？不能开这个端。”周总理在请示毛主席后决定：要坚持地攻下去。苏方不承认有“争议地区”的结果是摆脱不了被动局面，使谈判陷入僵局。

　　10月19日，苏联政府代表团乘专机到达，团长是苏联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他从1953年至1955年曾任驻华大使，嗣后任副外长，对中国情况比较熟悉，我们外交部的很多同志都认识他，应该说是老朋友了。在当晚为欢迎客团举行的宴会上，我想试探一下对方的态度是否有变，就对坐在我右手的马特洛索夫将军说：我们两大邻国之间没有必要搞得那么紧张嘛，现在大家坐下来谈，你看今天的气氛不是很好吗？他很坦率地说：不要看今天的气氛轻松，恐怕一谈起来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果然，10月20日谈判一开始，当我们根据总理指示，把9月18日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信改写成临时措施协议草案提交对方时，他们就完全改变了调子，拒不讨论，甚至根本否认两国总理达成了谅解，口口声声只要求立即开始边界谈判。对方的态度变了，后退了。

　　自从代表团成立以来，周总理差不多三天两头找我们谈，特别是谈判开始的一段，几乎每天都找。有时到会的人多一些，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请来；有时范围小一些，只是代表团的同志。这些内部的会议，一般是先漫谈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对谈判中问题的影响，二是处理一些外交上亟待处理的问题，三是解决谈判的问题。那时我们国内的形势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下，还很不稳定。外交工作在排除了1967年少数坏人钻进来夺权之后正在整顿。周恩来想利用这次谈判来加强我们的外交工作。所以，他每次的谈话都不仅仅限于这次谈判。

　　在会谈经过一段交锋之后，周总理在一次谈话中说：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都不算数，谈判有什么用？不能开这个端。所以他在请示毛主席后决定：要坚持地攻下去。我们列举机场会见时的记录向对方质问，对方虽无言以对，但仍不愿意就此达成协议。实在没办法时，他们就让下边的工作人员向我们透露说，这是他们最高层的意思。难道他们真的想打仗吗？

　　11月7日十月革命节，苏联大使举行招待会，我们前去祝贺。在招待会上，我向苏方的副团长说：你们向中苏边境调集那么多部队，根据西伯利亚的交通运输能力，难道说在补给上就没有困难？他耸了一下肩膀，没有否认，只是说：感谢你的坦率。

　　谈判一直没有进展。到11月18日，苏联又在同我新疆接壤的地区建立了一个中亚军区。他们一方面继续对我施加军事压力，另方面又从9月的谅解倒退，到底要干什么？

　　原来10月25日谈判开始后不久，25日苏美双方就同时宣布，苏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预备会议将于11月27日在赫尔辛基举行。苏联表示，苏联期望能够限制战略武器，这对双方“都不会有什么损害”。经过一个多月秘密会谈之后美苏又宣布，将在1970年4月继续在维也纳会谈，11月24日.苏美双方又同时批准了《防止扩散核武器条约》。12月8日，苏德就共同放弃使用武力问题在莫斯科开始举行会谈。与此同时，华沙条约的外长会议还于10月底发表联合声明，建议1970年上半年在赫尔辛基举行欧安会并同意美国和加拿大参加。也许他们认为同西方的外交将会有一个大的进展。看来，这种不切实际的前景对于短视的政治家产生了吸引力。

　　但是，在中苏谈判会场上，他们却十分被动，开始是不愿讨论临时措施，后来不得不讨论了，又不承认有所谓争议地区，硬说我方提出的争议地区概念是向苏联提出领土要求。在“争议地区”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他们在边界问题上的僵硬态度，一点也没有松动。1964年谈判时，我方主张：要分清历史是非，肯定清朝同沙俄签订的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但中国仍愿以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并不要求收回沙俄攫取的土地；任何一方违约侵占另一方的土地，原则上必须归还对方，但可通过协商以互谅互让的精神考虑当地居民利益；对某些地方进行调整。而对方不仅不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质，甚至也不同意以条约为惟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就是说，无论是沙俄侵占的还是苏联侵占的中国领土，都得算是苏联的。坚持不承认存在“争议地区”的结果，使对方始终摆脱不了被动局面，使谈判走不出僵局。

　　12月下旬，库兹涅佐夫团长建议休会一段时间，他要回莫斯科一趟。我们期待着他回来时谈判能有一个转机。

　　 除夕之夜，周总理召开紧急会议：谈判能否达成协议，须看双方的意愿，只是一厢情愿总不可能。谈边界问题连存在争议地区都不承认，还侈谈什么条约！这次议判持续了九年。

　　12月31日的晚上，我接到通知说，当晚12时总理召集代表团开会。

　　那天下午，我驻苏使馆收到苏联政府致中国政府的一份紧急照会。照会说什么中国侵占七里沁岛和珍宝岛，破坏了他们的现存边界，并说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中国负责等等，口气非常强硬。

　　照会所提两个岛屿都处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1968年1月苏军越界侵入七里沁岛破坏我边民生产，并用装甲车撞死、轧死、撞伤我边民13人，虽经我一再抗议，苏方均不置理。珍宝岛不仅位于主航道中心线我方一侧，而且枯水期同我岸相连。由于苏方的蓄意挑衅，终于导致了举世皆知的1969年3月的流血冲突。

　　这次谈判以来，在那里虽然紧张状态并未缓和，但没有再发生冲突事件。苏方突然出此一举实出我方意料。我驻苏使馆接到照会后未加翻译即电话传抄过来。代表团当即进行了研究并电话报告了总理。

　　这次会议是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的。总理到会最早，一个人端坐在长会议桌的北头他通常就座的位置，异乎寻常的是他的手头没有要批阅的文件夹子，而且每当一位同志到来的时候，他都起身问好并亲切握手，弄得大家措手不及只好赶忙向他跟前急走几步，才能迎得上来。原来当他坐到那里时，正是除夕之夜的最后一刻钟。会议开始时已经是1970年的凌晨。这是他70年代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

　　会上大家就对方到底想干什么，他们讲的严重后果是什么含义，是否想断送这次谈判等进行了讨论。当分析了国际形势、边防情况之后，大家认为无非是虚声恫吓、制造紧张空气。周总理没有下结论，只是说：暂不置理，要边防注意警惕，等对方团长回来。

　　库兹涅佐夫回来了，他的谈判处境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为被动。据我个人的观察，他回去后苏联政府所走的这一步，似乎并不符合他作为一个外交家的心意。所以，当我们质问苏联政府的这个照会到底是什么用意，他们所讲的严重后果到底是什么时，他根本无法回答。会谈后，总理告诉我们，不必再攻了，看来只不过是一次并不高明的压力。

　　我们总是希望谈判能够成功。缓和边境紧张局势，解决边界问题，恢复睦邻关系是周总理一再向我们交代的方针。1970年5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曾对苏联代表团的副团长讲：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耐心，要文斗不要武斗。

　　即使如此，谈判仍无进展。以后对方为摆脱不愿达成临时措施协议的窘境，建议发表一项互不使用武力的联合声明。总理说：一项空洞的意向性的声明哪能解决大军压境的紧张局势？后来对方又改提签互不使用武力或互不侵犯条约。周总理告诉我们：谈缓和边境局势，连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都不愿达成，谈边界问题连存在争议地区都不承认，还侈谈什么条约！大概他们早就忘了，中苏之间不是还存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吗？实在是个讽刺。

　　在一次内部讨论中，代表团的同志讲，除了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外，苏联不愿解决边界问题的另一重大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同周边国家差不多都存在边界争议，它怕引起连锁反应。总理说：谈判能否达成协议，须看双方的意愿，他不愿干，只是一厢情愿总不可能。谈总是要谈的，但关键是他们领导人的决心。

　　1972年的下半年，我离开了代表团。这次谈判一直持续了九年，虽未达成任何协议，但两国边界未再发生大的武装冲突。

　　　　　　　　　　　　　　　　　《实话实说西花厅》李琦等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