酝酿了40余年的中国国家大剧院，经过两年的国际设计竞赛，终于以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设计、清华大学协作的方案尘埃落定。可是围绕这一方案，争议骤起：从建筑界到新闻媒体，从学术讨论到社会议论直至院士上书，像核弹的裂变，一个建筑问题最终提升为社会问题。

　　飞来之物

　　为了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贝聿铭不仅在报纸、电视上解说，接受专家、公众的意见，不停修改，而且还被要求做了一个1：1的模型对照效果。安德鲁的压力同样在此：最尖锐的争论是因为他在一个充满了传统建筑符号的天安门广场中做了一个完全现代主义的大剧院。此前，大剧院的北面是古代的紫禁城，东面是斯大林式的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现代和传统的截然对立令王明贤感到不安：“开始讨论时要防止出现第二个人民大会堂，没想到中标的方案完全不同，反而不知该怎么说了。”王明贤心中，国家大剧院应该成为当代世界建筑史上的一个环节，表现出对传统充满智慧的接纳，概括跨世纪建筑发展的新方向和新趋势，但安德鲁的方案似乎不能担当这样的解答，“惟一的意义，大概就是天安门广场上多了一个特别现代的建筑”。

　　“一个飞来之物”--没有结构(柱、梁、窗、屋顶等)，没有空间尺度感，甚至“连建筑的基本要素都没有！”方可明确表示不喜欢安德鲁的设计。在方可的理想里，好的建筑应该和城市的历史、环境、居民和社会追求的文化息息相关，与人的生活经验、审美体验产生共鸣，但安德鲁的方案不仅与长安街一点关系没有，和这个城市一点关系没有，而且“跟任何城市都没有关系，可以放到任何城市的任何地点中去(连它周围的水环境都是自己造的)”。最后出来的是“一个让人无法判断的怪物，这个怪物和中国建筑文化的惟一关系，可能就是它的外型和中国古代帝王的陵墓外型相似”。

　　继承与创新

　　在大剧院的诸多方案中，最令方可欣赏的是日本建筑师矶崎新的设计。他把天安门红墙、大会堂立柱和为掩饰三个升高舞台的屋顶起伏，即对传统的呼应和现代功能的需要非常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并创造出优雅的新形式，有建筑的语言，有大小高低的空间序列，有良好的内部功能，把长安街的街道空间也限定得非常好。”

　　在方可看来，矶崎新的设计给中国带来了一种启示：高质量的创新并不是随意的凭空的想象，它应把城市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而周庆琳在谈到中西方建筑文化的差异时则指出，“我们常采取模拟的方式，把传统的构件作为一种符号，原封不动或稍加变形地运用到实践中来”，“西方则是把它打碎，分解，概念性应用，所以只从形式上有时似乎看不出有什么联系，仔细分析时却能看出它的奥妙。”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是不是需要理性、科学、认真地重新审视‘协调’的内涵？在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做出新的诠释？是不是建造这样一个方案就一定会破坏天安门广场现有的空间环境氛围呢？”吴耀东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和观点。追溯天安门广场建筑群的发展历史，“比如人民大会堂--它的巨柱式，檐口和柱头的装饰纹样等，许多方面吸取了西洋建筑的处理手法；毛主席纪念堂，把这样一栋建筑放在古老建筑群形成的中轴线上，有些不妥吗？但这都是历史的产物，已形成并被大家接受为天安门广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形成天安门广场的建筑群，已留存下不同时代的历史印记，是否在此也可以出现中国面向新世纪的建筑形象呢？采取这种姿态，应该说对建筑师具有更大的挑战性。”

　　树和水的空间

　　“如果选不到一个历史延伸的好方案，宁可选一个现代的；选不到一个结合得好的，宁可要一个前卫的。”西班牙评委包菲尔的表述正好明确了安德鲁方案入选的根本原因。“中国大部分评委把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周围环境在形式上的协调以及反映中国建筑的文脉等问题看成是方案首要解决的问题，”周庆琳说，“但西方评委并不这样认为，他们没有把体现传统风格，一看就是个中国的在大剧院看得那么重要。他们更注意面向未来，要有突破和创新，强调应是时代的产物，应该把北京的建筑创作带到一个新的境界。”

　　其实，让王明贤觉得安德鲁的处理意识比国内的方案“有点意思”的，是安德鲁“彻底不和传统发生关系”的态度，但“实质这也是对传统的回应，”王明贤说。拥有不同风格建筑的场所构成不同的城市文化氛围，但是不是每个设计都必须源于环境呢？网友“沙漠落日”更深一层地分析说：“是否有可能是塑造‘情景’的设计呢？大剧院也可以是一种塑造‘情景’的设计，以一种无棱无角的形象存在，或许也是对环境的妥协，同时又表现出它鲜明的个性，体现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无为而治’的中庸思想。”

　　不管适应还是塑造，不管能否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国家大剧院给这座古老而渴望年轻现代的城市，带来的变化是无可置疑的。安德鲁希望在天安门广场所象征的政治中心的基础上，补充一个由国家大剧院所代表的文化中心。而在水波环绕的大剧院背后，一个大型的绿色公园会改变天安门没树、没水的生态环境。

　　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围好的空地前，轮滑少年于波以一个漂亮的刹车开始了他的想象：“如果冬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水面上溜冰？”“可以在公园里放风筝吗？”9岁的山西游客李翔拽着手里的风筝，不满意地看着不远处禁放风筝的广场。“国家要建大剧院，我们也不能说什么，只是希望花那么多钱建，就建一个好地方。”李翔的父亲说。

　　事实

　　“第一轮说它像火锅，第二轮说是铁板烧，第三轮方案成了臭鸡蛋。”对于媒体有关国家大剧院的系列称呼，吴耀东认为不应这样情绪化、表面化、简单化地去品评建筑，在充满诱惑的语言背后，其实丧失了对更深刻问题的关注和思考，阻碍了我们民族本应有的一次理性提高。作为清华大学的中方代表，吴耀东一直参与了安德鲁和清华大学进行的设计方案合作。“我不知道记者们采访的对象是否真正了解事实真相？是否真正掌握第一手资料？”身在其中的吴耀东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对大剧院方案持异议的人有各种各样的出发点，有异议是正常的，但对学者来说，最忌讳的是在他们不明真相的前提下人云亦云，甚至制造出各种数字性‘事实’。”

　　国家大剧院的造价是50多亿吗？试过“坐在一个76万元--价值相当于一部打过税的奔弛车--的座位上看那该死的歌剧”吗？面对某媒体披露的数字，吴耀东表示自己的惊讶和不解：“这些数字是从哪儿来的？我身处其中，也不知道造价是50多亿。”76万元一个座位？折算成每个厕位多少钱会不会更惊人？“大剧院不是简单的娱乐、商业设施，是文化事业的建设，反映的是文化事业的发展状况，不能用简单的经济核算来衡量国家对教育事业的投入一样。”

　　吴耀东赞赏的是安德鲁的认真态度：在《建筑设计报告书》中，仅《消防安全设计报告书》就经过多次修改，近100页，图75页，包括各种消防设施、防火分区、人员安全疏散等问题的解决方法，细致到可据图估算出每一部楼梯疏散人数的多少。当方案送达业主委员会并与北京消防部门有关专家交换意见后，大家均对如此详细完整的消防安全报告书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这只是其中一份报告书，这种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吴耀东认为“这才是科学的精神”，才是现代的设计思维。

　　在王明贤看来，曾在卢浮宫前建起一座透明金字塔的贝聿铭其实违背了现代主义建筑的原则：关注形式远远超过关注功能。而在对安德鲁方案的批评中，这类意见也占了上风。对于李畅教授“即使作出些调整，恐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功能上仍然是二三流剧院”的结论，吴耀东认为：“在剧院没有建成之前我不敢这样说。建筑讲求完成度，尤其对不同类型的剧场建筑来说，音响、视线、声学设计、舞台设计等技术内涵众多，建成后还要经过认真调试才能最终交付使用，事先就能给出结论应该说比较困难。”在安德鲁周围，聚集着世界著名的舞台设计专家、声学设计专家(如巴黎歌剧院技术总监等)，“如果他们建议为了保证音响效果需要把墙倾斜多少度，安德鲁是会照他们说的去做”。

　　在日本，通过东京第二国立剧场的建设，一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细致完备的举办大型国际设计竞赛的动作体制，同时修订建全了剧场建筑的设计规范。回顾整个竞赛过程，吴耀东谈道，中国虽然通过国际设计竞赛建成了上海歌剧院，但有关剧场建筑新的设计规范到现在都没有出台，也没有建立起一整套举办大型国际设计竞赛的动作机制。国家大剧院在设计竞赛过程中，单是作为设计前提条件的用地范围就经历了两次大的调整，相关的问题值得认真反思。

　　背景

　　中标

　　在1年零3个月的国家在剧院的设计竞赛中，10个国家、36家设计单位参赛，69个方案出台，两轮竞赛三次修改，不能不说是艰难的过程。“其实，最有活力的设计方案应该是第一轮”，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吴耀东博士说，“因为那时参赛单位都没有其他的心理负担和外来压力，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可是第一轮并没有产生出让评委会和业主委员会满意的设计方案。设计的难度与设计任务书的要求有很大关系。清华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博士方可认为，从城市规划的角度，选址不当和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多功能小剧场等四厅合一是任务书的最大问题。“为什么40年前定在天安门，现在就必须在天安门？吸引更多的人流、车流加剧长安街的交通、环境负担？”如果能在长安街外发展，带动周边地区的繁荣，“从经济和环境角度上讲很合理”；在大剧院里，四个剧场有不同的使用功能和管理要求，成本很高；“如果剧场同时使用，五六千人的疏散、车辆的停车场的出入都是问题”。

　　然而作为建筑师，却必须在要求的限制下发挥想象。不过有些奇怪的是，轰轰烈烈的国际竞标后，中标方案的曝光竟是首先在国外媒体发表，由中国报刊转载而来。对此，代表清华大学赴法国与安德鲁进行合作设计的吴耀东认为：“这与业主委员会采取的低调姿态有关，因为大剧院的建筑规模和投资还在调整，现在是过程而不是最终结果。”

　　争论

　　“我喜欢安德鲁那个怪蛋！两个时代的建筑，就正如卢浮宫前的那个外星金字塔，会叫所有人的兴奋！”网友红蝙蝠在BBS论坛上兴奋地欢呼着。兴奋的不止红蝙蝠一人，愤怒的似乎也大有人在。国家大剧院的中标方案--法国人安德鲁的设计甚至引起了一场爱憎非常分明的轩然大波：从建筑界到新闻媒体，从学术讨论到社会议论。喜欢这个方案的把它称为“晶莹剔透的珍珠”，不喜欢的，比起“大笨蛋”和“粪蛋”，“水蒸蛋”还是蛋变系列最温和的称呼。一开始批评集中在安德鲁方案的外形，很快就有人对它的功能产生怀疑。院士何祚庥则提出设计本身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安德鲁的设计方案过于看重它形式上的奇突，恰恰疏忽了它的安全要素。”何祚庥说，“在这个延伸到地下有七八层楼深的剧院里，一旦发生问题，人员极难疏散。而其设计中，地面上压着重重的水，一旦发生渗漏或坍塌，后果不堪设想。”

　　从实际上施工方面考虑，中国建设部设计院总建筑师周庆琳虽然欣赏安德鲁的方案，但认为施工困难也不小。第一难在外壳的安装上，由于国家大剧院的外形如蛋状，外壳的受力设计和运装上会碰到困难；二难在地下施工，而且考虑到上层是水面，还要做一些必要的防水防渗处理；第三，难在由北京城建集团、香港建设(控股)公司、上海建工集团组成的总承包联合体，如何协调施工三方的进度和关系。

　　轩然大波的高潮发生在6月10日的院士上书：在北京召开两院院士大会期间，由著名科学家何祚庥、吴良镛、周干峙等49位院士具名的《建议重新审议国家大剧院建设问题》吴交中央，批评安德鲁方案存在严重缺陷，“在功能上属二三流，但造价却是超一流，是典型的形式主义作品”，建议中央缓建国家大剧院，并对设计方案展开公开讨论。9天之后，由沈勃、郑孝燮等113位建筑学家和工程学家也具名表达了类似观点。

　　其实早在4月1日，为低调处理这座引人瞩目的建筑，开工仪式在最后时刻被取消。

　　来自民间和学界的异见，使正在进行土方工程施工的国家大剧院不得不面对停工的威胁。7月1日，工程业主委员会着手在广州、北京、上海举办说明会征求专家意见。而最新的消息是，安德鲁消减了25%的超预算开支，8月10日-15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将讨论审批最后的财政评估并预计9月重新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