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6年的一个冬天,时令过了大寒,天气阴沉,冷风飕飕,细雨霏霏。一位年近百岁的老农,穿一件长外套,戴一顶鸭舌帽,两手插在袖筒里,站在大堤上,久久地凝望着远处的公路。这一天,我从长沙回老家看望父母,当车子驶入乡村公路,远远看到父亲正伫立在暮色苍茫中等候,他像一幅巨大的剪影,顷刻印入我的心扉,使我激动,使我感喟,使我永远难忘。
就是那次相聚,不到两个月,父亲就过世了。当我率子女赶回老家的时候,父亲已安睡在灵床上,他双目紧闭,不再回答我的呼唤。自此,我永远失去了生我、养我、心痛我的父亲。在父亲的灵堂,我挥泪写下一副挽联:
无路堂前重见父,
有时梦里听呼儿。
是夜守夜,在荧荧烛光下,我凝望着父亲,不禁想起他平凡而又富有传奇性的一生。
父亲年轻时,身高力大,血气方刚,有一种不怕鬼、不信邪的气概。我伯父邓新余是一位知识分子,大革命时期,参加和组织农民协会,被反动派杀害。那时的父亲,就时刻想着要为伯父报仇。家乡有尚武之风,年轻的父亲经常习武,虽不曾练就铜拳铁掌、飞檐走壁,但也有常人难得的功夫。乡下拴牛用的近百斤重的石锁,父亲一只手可以一连数次举过头顶。五六十斤的磨盘,他凭一只手的虎口力气,能抓着磨把平端起来。旧时为打湖草或争用水,垸村之间,常发生打群架事件。有一次,父亲一条扁担,打开数十人的围攻。父亲被抓去当壮丁,他凭机智和勇猛,杀出一条生路,逃回家里。父亲从不轻易打人,平时随和,不显山露水。然而,在方圆十几里的地方,没有人敢跟他寻衅打架。
旧时外出讨生活北方叫“闯关东”,南方叫“下华容”,因生活所迫父亲就“下华容”做过长工。父亲是作田里手,犁耙锹脚,泡粮下种,样样精通。解放前,一家老小,全靠父亲做长工和打短工维持生计。解放后,我家分了田,父亲除种田,还驾过船,放过鸭,常年在江河湖港漂泊,那是真正的栉风沐雨,风餐露宿。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是严厉的。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父亲就规定我每天起早捡一筐野粪。有一天,我和几个小伙伴聚在一起玩,没顾上捡粪。父亲碰上了,见粪筐里是空的,又听我撒谎粪已倒田里,父亲火了,随手折下一束树枝,把我狠狠地抽了一顿。有年端午节,人家小孩都早早上堤看龙船,而父亲却命我去田里扯二道草。我只扯了田的四周,中间还有一块没扯完,便急着上岸看龙船。这时父亲恰好来了,就狠狠训道:“你哄鬼呀?你不知道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么?”接着,就和我一道把那块田的草扯完,才让我去看龙船。
父亲十分疼爱子女,而这种爱是藏在心底的,是在不言之中。在我读书的事上,父亲态度鲜明。我的祖父粗通文墨,我五六岁时,他就在煤油灯下,给我点读蒙学《三字经》、《捷径杂字》、《幼学琼林》。后来,我又在一位本家私塾先生那里读了三年《四书》、《五经》。当我准备越级上“洋学堂”的时候,母亲有些犹豫了,她对我的理想是,窝窝热热在家种田,然后收个媳妇,生一串孙子。而父亲却相反,“还是要让谋伢子读书!”有一次我因停餐回家,父亲伤心极了。他把心爱的鱼网上的铅脚割下来变卖,凑钱让我读书。读初中、高中时,要的学费更多了,父母、姐姐和姐夫,他们自己省吃俭用,每期都事先为我积攒好学费。
我参加了工作,后来调到省城。1971年,父母户口迁到长沙随我居住。当时我们夫妻两人的工资不足100元,加上3个孩子,7口之家,其生活艰难可以想见。为了帮衬我,那时年届七十的父亲就在机关打扫卫生。有时还为机关干部职工做耦煤,一天做一千多斤,他做的耦煤又结实又好烧。母亲则在“红孩子班”,帮助带小孩。后来,家庭发生不幸和变故,父母为了减轻我的负担,体谅儿子的难处,毅然回到乡下,和姐姐相依相守,度过剩下不多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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