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五代、宋

　　五代中枢机构的名称及其职责：1、枢密院：由宦官执掌，参与内廷决策；2、中书门下：行政执行的综理机构；3、三司使：掌管财赋的专门机构。

　　宋代二府三司的名称及职责：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掌文武，称为二府，独立设执掌全国财政的三司使，又称“计相”故称二府三司。

　　宋代宰相制度中的权力制衡原则：宋代坚持宰相权力制衡原则，首先是集体宰相制体制不变；其次是法定的宰相职权(人事权、副署权、监督权、谏议权)不变；第三是宰相办公机构为中央政府机构不变。宋代权相迭出，始终未能形成篡夺之势，其主要原因就是坚持宰相权力制衡原则。

　　宋代二府三司与隋唐三省宰相制的不同之处：宋代中央行政体制虽是从隋唐制度演变而来，但二府三司与隋唐三省宰相制之间还是有原则区别的。三省宰相制是中书掌诏令，门下掌封驳，尚书掌执行的一种决策程序上的分权体制，而二府三司制则是在皇帝直接控制最后决策权的前提下，由中书门下处理日常事务，枢密院处理军政军令事务，三司使掌管财政方面的政令政务，形成二府三司分类进行行政管理的格局，二府三司均可独立处理各自管辖范围的事务。

　　二府三司制的利弊：加强了中央集权的作用，但过分集权于皇帝影响了国家机关整体职能的发挥。中书、枢密、三司分主民政、军政、财政。民政已困乏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虽为宰相，却不能使枢密院停止征兵，三司停止敛财，因为中书并无“制国用之职”。

　　北宋初年差遣职诸院官对六部职权的削夺。元丰改制后六部职权的提高。

　　路：宋王朝为了不重蹈唐末五代地方割据之祸，实行路、州、县三级行政区划的管理体制，北宋初年，州、府、军、监等均为中央统领，数目过多，管理幅度过大。因此，在府、州之上增设了路这一地方行政区划。在地方行政体制上，路仅是一个遣使级的的行政级，其设置内部多有牵制，权力集中到中央，因此虽有路这一较大的行政区划设置，但也未形成五代的分裂割据局面。

　　宋代路设置的不规范：1、是路中无主管机构，实行分权制管理模式，分别设置经略安抚使、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和转运使司，各司互不统辖，互相制约，直接对中央负责；2、是四监司辖区并非完全吻合，交叉治理之处甚多，且侧重于监察权，明确称为“监司”；3、是监司长官职位的临时性，监司多以京师文官充任，特别是对负责军事的帅司授权更少，更具临时性质。再加上，宋代实行“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更戍法”，故路之长官无法形成地方割据之势，权力集中到中央，避免了唐末五代地方割据之祸，但地方军事、政治、财政、监察之权互不统属，也必然造成办事效率的低下，冗官充斥的弊端。

　　对州、府长官的严格监督制约措施：1、是以京官中的文官充任州、府主官不再称刺史和尹，而是以京官本职临民，由中央兼摄地方官，即带着中央官头衔去做地方官，称“权知州(府)，权知即暂时管理之意。2、是加强制约机制。宋朝遣文官知州(府)事，而且州、府之上还有监司加以监督，但宋朝皇帝还放心不下，故又设置通判。通判既非知州(府)属官，又非佐弐之职，而是和知州(府)相互监临的独立官员。知州(府)文告需通判连署方能具有法律效力，通判还可以向中央奏报知州(府)政务执行情况。这样，州、府、军监长官外受监司监督，内有通判制约不可能一人专制一方了。

　　县官地位的提高和影响：宋朝县官称县令或知县。知县由京官出任，为朝廷所特命，无形中提高了县官的地位，亦起到了对府、州长官的又一层制约关系，有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宋代未出现地方割据的原因：在地方行政体制上，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形成路、州、县三级行政区划的管理体制，在各级地方官员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制约关系。

　　宋代地方行政体制的利弊：有效地防止了地方割据局面的重演，另一方面也使地方政权失去了应变的权力、能力和活力。

　　宋代会议诉形式和内容：1、例行早朝：由皇帝主持，目的是疏通君臣关系，为皇帝提供信息；2、便殿议政：是皇帝就某一问题召见宰相、枢密院等中枢官员商议军国大事的一种会议形式；3、临时朝议：是皇帝就某问题临时召集会议进行商议，向大臣们征求决策会议形式。以上会议只为皇帝作出决断提供具体材料，起到沟通信息的作用，至少为皇帝提供一个决策方案，但最后的决策权在于皇帝。

　　内制和外制：宋代，中书舍人所草之诏为外制，多为常例之诏命，“内制”则由翰林学士负责。宋代“内制”诏敕的发布十分突然和机密，且只要盖上皇帝印玺即有法律效力。皇帝常常是临草诏时改变早先与宰相大臣商量好的方案，令大臣难以防范，这也说明宋代皇帝在行政决策的决断权超越了前代。

　　宋代行政执行的严格性和程序化特点：1、首先，中枢机构有一套处理各类事务的严格程序，对行政执行起着规范化的作用；2、其次，为保证作为行政决策结果的诏书能够准确表达皇帝的真实意图，负责草诏的知制诰可在有疑问时直接要求皇帝接见，以核实宰相代宣君命时是否准确表达皇帝的本意。3、由于宋代地方实行分权制衡措施，迫使地方完全听命于中央，再加上皇帝通过一系列监督机制能够较快地掌握地方政务执行情况，故宋代各级地方政府执行政令异常的严格。

　　宋代轻重相制，交叉监督的行政监督监督格局：宋代不仅加强了对各级官吏的监察，还加强了对监察人员的监察，形成轻重相制，交叉监督的格局。

　　宋代监察制度的成就和利弊：1、台谏趋于合一；2、皇帝直接控制台谏官；3、轻重相制，交叉监督；宋代的监督网络十分严密，这一方面适应了强化君主专制集权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些弊端，台谏官员风闻弹人的权力使许多官员不求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对相权的威慑更使决策过程出现混乱局面，宰相方议一事，台谏官员就议论纷纷，造成决策的迟滞，尚书省与御史台互相监督，虽在一方面促使国家机关之间互相牵制，有利于强化皇权，但另一方面也造成各机构职能的混淆，不利于监察作用的发挥。地方监察中过分的分权，也使各级地方政府的活力消失殆尽。

　　殿试登第者的等级：分五等：一二等称“进士及第”，三等称“进士出身”，四五等称“同进士出身”。

　　官、职、差遣的的区分：其中官职仅代表地位，俸禄和荣誉的意义，并无实际职守。要有实际处理事务的权力，须另加差遣的名义，称“判”、“知”、“权知”等，这样就将官职名称和实际职权分开出来，承担实际政务者可以不受官品和资历的限制，这种任官方式有利于皇帝根据自己的意志任用官员，削弱中央和地方各级主管官员的实权，这一方面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和防止地方割据，但另一方面又造成官僚机构臃肿，官僚队伍膨胀，各级政府机构名不符实的弊端。

　　考课内容和标准：考课内容有品德、政绩二项。即是否公勤廉恪、职事修举，以此作为对所有官员考课的标准。

　　科举规则的细密和规模、范围的扩大：1、宋代的科举沿袭唐代制度，但具体规则较唐代细密，宋代亦有常科也有制科和武举。制科虽设而不常举行，武举历来不受人的重视，故宋科举以常科为主，宋初常科每年一次，后改为三年一次。考试分三级，一是取解式，由各州判官和录事参军主持，考取者称举人；二是省试，即礼部试，由皇帝选派官员主持，三是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2、宋代科举在考试程序上较唐代严格。为防止考试作弊，省试考官从受命之日起到取定名次之时止需与外界隔绝，闭锁于宫院，称“锁院”。试卷需糊名并经人誊录后再送考官批审；3、宋代科举考试的规模和范围有所扩大，录取人数较唐代大大增加，，且殿试后不再经过任何吏部考试直接做官。

　　荫补、纳资入官对宋代官员素质的影响：荫补是为保证官员“世守禄位”的特权而设立的。宋代正六品官员每年都荫补一人，正七品以上每三年可荫补一人，每逢大礼或遇皇族喜丧事都可以得到荫补名额，纳资入官为富商和地主获取官职也提供了途径，这些入官方式造成宋代官员冗多且素质低下。

　　磨勘制度：是定期勘验官员以定升迁的制度，包括勘验官员簿历状的一系列的程序，簿历文状包括解状(为选入解放赴阙的证明)举状(举荐人的推荐书)家状(个人履历)、考状(考核记录)等。考课借磨勘得以维持，而磨勘程序中对官员的循资转官均有明确规定，只要官员任内不出大的过失，一般都可以循年资得以升迁，致使考核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宋代优待官员的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宋代官员官俸制度十分混乱，官员无实职者都可以领俸，有实职者另加钱，在物质上优待官员，其本意是希望官员以此造成官员奉法守正的风气，但官员的厚禄最终造成人民和国家的穷弊，同时也因制度的紊乱而造成吏治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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