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默文理学院是全美大学排行榜中倒数第一的学校，整个校园3分钟就能逛完，全校只有74名学生，其中还有一些无法毕业。它是一所“它是一所种族单一且学生家庭收入较低的学校。”这些数据和描述都是事实，但似乎却并不影响任何一个夏默校友或在校生对它的爱，这所看起来几乎像修道院一样的迷你学校只提供一项核心课程，和一种教学方法，读经典。这是个“书本为上”的大学，每一个从夏默出去的学生都认为，这样的读书经历“拿全世界的财富”都换不来。(文/Jon Ronson 沈姝怡 编辑/吴慧雯)
在芝加哥南部的一个教室里，8个学生正就科尔伯格(美国儿童发展心理学家)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进行讨论。
我听出来，他们有理有据地把科尔伯格数落得体无完肤，但是我并不擅长讨论苏格拉底的对话，复杂地哲学并不是我的强项。我在夏默学院(Shimer College)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外联部的负责人，Isabella Winkler带着我参观了一下校园，只用了3分钟。
夏默学院真小。整个校园就建在两层稍显邋遢的楼里，这两层楼还是向隔壁的一个学校——伊利诺理工大学(the 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租借的。夏默大学没有体育队，没有兄弟会。这个地方永远不可能会排上“美国最派对学校”(America’s No1Party School，现在获此称号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夏默大学现在登顶的榜单是一个悲剧的榜单。我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它刚刚被评为了美国第一差的大学。
所以，所谓最差的学校什么样的？究竟是什么标准把它排到了这个位置？榜单编辑者Ben Miller，原教育部的高级政策顾问，在《华盛顿月报》里解释了评选的“标准”。他们寻找的，是“让学生花钱去接受质量差到大部分学生会在毕业前辍学的学校。”
事实上，夏默大学问鼎的榜单还根据学生的种族和收入情况做了调整。所以，美国最差学校的更加真实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它是一所种族单一且学生家庭收入较低的学校。
问题是，当这个排名在去年10月被登出之后，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当其他被提及的学校无人辩护的时候，夏默的粉丝们开始猛烈抨击夏默大学的入围。
一位毕业生写道：“夏默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拿它去和别的学校做比较是近乎不可能的。”他还补充说，他不会交换自己在那里读书的时光，即使是“用全世界的财富和我交换。现在来看，我也宁愿贷更多款确保自己去了夏默。”
另一位学生称：“这是只吸引了极少数人的一个规模小且稀奇怪异的学校；但对于那一部分人来说，它绝对提供了意义非凡、激动人心的经历。”
到底什么是夏默？我感到迷惑。
一所未曾耳闻的学校，数据记录如此糟糕的学校——糟糕到极点了——却受到这般爱戴？有一条校友评论看得我好奇心满满：
“我会找不到工作，有可能，而且债务累累，但这绝对是值得的。”
我飞往了芝加哥。
夏默学院创建于1853年，地址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小镇。他们在几十年内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上世纪七十年代，当地的铁路运输被中断，导致他们最初的校园被迫与世隔绝。
另外，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里成了一个“吸毒者的天堂”。那差点毁灭了学校，但他们筹集了足够的资金迁移到了Waukegan，现在到了Bronzeville。
他们只提供一项核心课程，和一种教学方法。这是个“书本为上”的大学。西方传统的书籍是学生的老师，并不是教授：达芬奇笔记，亚里士多德的诗歌，荷马史诗，莎士比亚，圣经等等。
有关经典书籍的任何教程课本都是禁止的。这样一来太简单了。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一个专业，从人道主义课程，到自然科学，但是全部都是厚厚的书，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了。不会有讲座。每个课堂都会按照苏格拉底的对话的模式来进行讨论，有必要的话教授会来指导。
根据Huffington邮报，2012年，夏默是全美第二小的学校，紧随阿拉斯加圣经学院之后。在它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鼎盛时期，它曾有过400名学生。到2011年，学生人数是126，然后2012年，有下滑了112人，到了2013年人数继续下降。大现在，一个学校有74人。
“你看到了，就是这个趋势。”外联部的负责人Isabella说。
他们一直在努力改变这种情况，她说，在网络上建立更好的形象，“发动校友作为志愿者来帮忙招生。终于，今年春季的入学人数终于出现了一个上涨。”
现在，在他们的官网上，他们自称是一个“很小”而且“很专注”且“要求严苛”，地理位置上临近“没有尽头的不曾被污染的土地”。他们让自己听上去像是一个修道院。
他们还说：“我们认为自己是天才，提早毕业、在家自学、转学生、退伍军人、科幻作家、语言通、画家、哲学家、与世俗背道而驰者和不适应社会者。”
在外面的开放式休息室中，学生们分散得坐在地上。其中得一位名叫Jibran Ludwig向我讲述了他来到这所学校的传奇故事。
两年前的一个深夜，Jibran才15岁，他坐在纽约州的Amtrak站，读着柏拉图的《理想国》，并油然而生了对其翻译的不满。他认为其中一处翻译出现了错误，他不打算看下去了，想再去找与柏拉图原意更加贴切的文本。那一天是美国大选日。坐在他对面的女士手里有一个iPhone手机。于是，他走过去向她询问选举的结果。
当他一步步走进她，手里拿着柏拉图的书，她的神情突然警觉起来。“哦，”一会儿后她说，“我还以为你或许是我的学生，这样的话我没认出你来很尴尬呢。”她解释说她叫Susan Henking，夏默大学的校长，“柏拉图是我们通常会读的书。”
“如果一个大学的校长会误认为我已经是那个学校的学生，”Jibran突然想到，“那么或许那就是我应该去的地方。”
那个晚上之后，夏默大学成了Jibran唯一的大学念想。而现在，两年后，他成功了。他们在没有GED认证和学校文凭的情况下录取了他，这对于没有上过高中的他来说无疑是幸运的。
他住在Missouri的一个名叫“跳舞的兔子”的村庄，而他的教育是通过挨家挨户找别人来教自己得到的。他说，有些人会同意，有些人会拒绝因为他们都有行政会议要参加，他们太忙了。
“我来到这里的第一天，”Jibran告诉我说，“我就坐在这里，被能够理解我的人包围着，谈论着有趣的东西，然后我就发现在自己像是在家里一样的舒服自在。”
这里我还遇见了Kara，她在来这里上学之前还是无家可归的，在车子了住了一整子。“我真是太幸运了，在中学的时候，我在邮箱里发现了夏默的传单，”她之后写邮件告诉我，“我高中时还一张保存着它。我经常因为在不恰当的时候看书儿被骂，全天看书就可以赚得学分的想法对我来说是多么有吸引力啊！这所学校是我申请的唯一一所学校。”
没有任何一位我对话的学生对这个排名感到担忧。但是，教职员工们很担心。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件严肃的事情。他们会面临工资削减。一个像这样的排名很有可能让他们彻底完蛋。
“就在今天我又收到一条谷歌的通知，”Isabella说，“这个开始逐渐成为各个媒体争相报道的话题了。”
“榜单公布那天，学校里的人是什么心情？”我问她。
“恐惧，”她说，“有一点这样的情绪，在领导层。”
“这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学校的校长Susan Henking告诉我说，“如果我们失去了它，那么也就失去了一个派别。而且，我们很脆弱。所以我很伤心。”她停顿了一下说，“我应该忽视那些数字吗？显然不应该。我不喜欢那个排名，这个排名本应该是我作为校长最应该体现价值的地方，而且这样一来还否认了我所代表的少数群体在大学学习中的能力。我的天，我真的痛恨那个排名。”
每一个在这里的人都认同这是不公平的，让这样一个奇特、迷你和疯狂般学术的学院败倒在数据面前。
Isabella说，从2008年开始，他们每年要减少8到10名学生，原因有很多种：健康、家庭、经济。有一个学生因为获得了一个做职业音乐家的工作机会儿辍学了。甚至是Ben Miller，这个排名榜单的编辑者，对于夏默大学的问鼎也感到悲伤不已。
“我相信他们的状况主要是源于太小的样本。”他在邮件里写道。然后他又在接下来的邮件里重复两次指出这个问题。
说了这么多，我的确在这里嗅到了些许种族问题的意味。一位名叫Katya Schexnaydre的学生告诉我，如果你不是白种人，你在这里读大书会显得很怪异，因为他们其中的很多人都是继承的种族主义者。而当你是教室中唯一一个有色皮肤的人时，“你会觉得自己代表了一个文化。当你并不是一个领域的专家的时候，你并不会想要再课堂上发表什么观点。”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这一点不愉快，并且因此转了学。(然后把夏默想象成一个全是白人的学校是绝对错误的，在我在那里的一天中，我见到了许多有色皮肤的学生。)
夏默绝不会是一所适合我的学校。那些苏格拉底的对话绝对会让我晕头转向、疲惫不堪。我会想要去一个更加务实的地方。另外，如果有几个社团可以加入也是不错的选择。所以，随着一天的推进，我觉得我站在了那些叛离这里的学生那一边，驱使着这所学校排上了那个不幸的榜单的第一。
但就在这时——就在我即将离开学校的时候——一件事情让我改变了我的想法。
我和Albert Fernandez聊了几句，他是文化历史和人文学的教授。他带我走进了一间教室，神圣得不像话，并告诉我他对那个排名感到十分气愤。
“我们在夏默所做的，是困难的。在一个只有6到8个人的小教室里摆出你的观点再被挑战是困难的。如果一个学校的毕业率低是源于它对教学治疗的严格把控，这也应该被考虑在内。然而，那个作者并没有提到这一点。”他说。
他的脸上滑过一丝愤怒，大概是想着夏默反倒被自己引以为傲的东西坑惨了。他说很多在“最好大的”榜单上排前几的学校的毕业要求是很低的。“如果你想要认真对待教育这件事，你不能再这样一个体制里学习，他们的目标只是让这变得容易到你可以轻松地通过考核。”
之后当我回到家中，我花了几个小时地时间观看了各个成功大学地毕业典礼视频。这些视频真的很有看头，就比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这些大学的典礼通常在足球场举行，所有的毕业生穿戴好学士服、学士帽，像紫色的麦穗一样整齐排列在操场上。典礼的高潮伴有灯光秀和烟花，还有音响里播放着的流行音乐：“什么都有可能！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是现在《华盛顿月报》全美最好的大学排行榜上的第28名，在《花花公子》最派对学校排行榜上排在第4。
像这样的学校，Albert说：“成天做的就是考出好的分数，获得一个文凭然后完美地成为美国经济运转的一分子。”他停顿了一下，“我并不会蔑视那些把大学当作是一个好的投资的人。人们在担心着经济，而我们在这里学习的都是古代的文本，中世纪的文本，而且我们还不用教程也不踢足球。”
但是，他说，如果这是你看待大学的唯一视角，那么你错过了其最核心的内容。
当我的儿子16岁时，我发现他和他的伙伴们在考虑一件我在他那个年纪从来不会想的事：上大学到底值不值？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将近一半的2013年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或没有全职。
问题来了，电影里也在议论：上大学本身就是一个追求名利的手段？而获得名利的方法就是考进“最好大学”榜的前几名的学校。也就是说，正如纽约大学的意味社会学和教育学博士所说的，大学们现在正被僵持在一个“武器竞争”的状态，提供越来越棒的硬件设施——橄榄球场，豪华的学生公寓，甚至是，有日晒台的游泳池，就像最近刚在密苏里大学建造的那个。
象牙塔所描绘的噩梦般的世界，是老师们只对科研感兴趣，学生们只花时间派对，所以这样一来，你就会在“给我的教授打分”的网站上，看到有些分高得冲破屋顶了，那是因为他们的课实在太“简单”。大家都很开心。除了学生们不停地因为付学费而欠下数以白万的债务，而且，还不是付给了教育。他们把钱付给了日晒台。
“我觉得从长期来看，”Albert Fernandez告诉我，“那种学校大概会完蛋。”
我们现在坐在美国“最差”的学校里，一间不算整洁地小教室里，他这样的一句话或许听起来很疯狂。但是，我明白他的意思。
“那些大学有70、80人左右的班级，”他说，“课堂上不会给所有的问题被提出来的机会。那只是一个基本的讲座。教授可能每周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让你去提问交流。如果你只是想找一个人给你说教，那么好吧，其实你可以直接上谷歌。”
第二天，我在看那些大学校的毕业典礼的时候，我看到了几百人中的一个学生，在他的帽子上，写着“感谢维基百科”。
Kara告诉我她从未想象过自己会真的拿起柯尔伯格的书：“而且尽管你可能还是很讨厌他们，至少你现在读过了。这样的经历是十分可贵的，尤其是在一个自我的学术经历可以如此被个性化对待的环境里。”
她说他们的课堂谈话有时候会“跑到院子里，公寓楼，派对上，进入到整个生活中去。这样的谈话，非常，非常激动人心。这真的非常重要，可以让你成为一名更加优秀的学者，人……管道工也行。”
Albert说，他想象在未来的某时，像夏默大学这样的学校，或者“任何高度专项的学府，会是唯一值得人们付钱去获得的教育。”
我希望，这不仅仅是一个愿望。他应该是对的。夏默大学若是存活，它就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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