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都7年了，我一直住在父母那里，是另一种类型的“老赖”，又加上当时没结婚，一直没为房子的事操心。现在不一样了，我重新做人的时候到了。留学对我而言，是真正自立的开始。
在苏格兰的第一个“家”是在格拉斯哥大学Cairncross House学生宿舍区，房间很小，六七个平米，一张贴近墙壁的长桌，一张椅子，一个衣橱，一个洗手池，还有一张床，洗手间和淋浴房在过道，需要共用。陈设简单，但至少是一个人住，想到当年国内上大学时拥挤的、带上下铺的、弥漫着臭袜子味的宿舍，我还是知足的。过集体生活惯了——连后来国企出差、出国都是与同事合住饭店房间，现在可以“享受孤独”了。不过，一年期租用的宿舍已经订完了，我只能住两个星期，还得找房子。
上班都7年了，我一直住在父母那里，是另一种类型的“老赖”，又加上当时没结婚，一直没为房子的事操心。现在不一样了，我重新做人的时候到了。留学对我而言，是真正自立的开始。
我找到学校的住宿办公室（Accommodation Office），在住宿的后补表格中填写了个人信息，又询问了附近的房源，得到了一张周边房屋指示图，粉色的。我准备挨家挨户地“搜”，敲了大约七八家的门，得到的几乎都是相同的回应——已经有人约好来看房了，请一周后打电话预约。
我正在准备去下一家，忽然见到对面两个学生模样的人正在聊着什么，手里也拿着那张粉色的纸。三个人像对暗号一样，彼此看了看。其中那个高个子先向我打招呼，我凑过去搭话，才知道找到了“组织”——高个子叫Markus，德国人，在格大学数学，本科；另一个背吉他的是Berry，英格兰人，贝克汉姆的老乡，还是个高中生。Markus已经找到了住处，但希望拉两个室友同租，一起与房东砍价，Berry刚加入，还缺一个。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自立并不意味着单打独斗，能加入团队是有益的。
到了苏格兰才知道，住宿的逻辑与国内正好相反。在国内，学校宿舍肯定是最便宜的，读大学时也有几个“大款”同学在周边租房子住，租金是学校的好几倍。而在苏格兰，学校的住宿虽然包bill（电费、煤气费包含在房价里，不用单付，苏格兰的水是免费的），但价格较高，不能砍价。而周边居民区的住宅就不一样了，完全市场化，供需关系决定房租走势。同时，谈判手段很重要，单个人租一个公寓中的单个房间肯定是不合算的，因此有Markus和Berry加盟，胜利的天平一定会向房客这边倾斜。
Kersland Street离学校主楼步行也不过6、7分钟，从距离上说，比Cairncross House宿舍区还要便利，不过路面起伏很大，从学校走过来是下坡，返回去可要爬坡了。
说是街道，不过是一条小巷子，走到头，临近The Great Western Road，有一个9号楼，我们敲开了二层的房门，一位白胡子老头缓缓地向我们打招呼，他头戴前后双沿儿格子帽，一身格子西服，红色领结，尖头皮鞋，如果再配上一个烟斗，一定是老年版的福尔摩斯。Markus解释了来意，老头高兴得眯起了眼睛，与我们一一握手，他的手冰凉，而我可能是因为常年上火，手心总是热烘烘的，感觉与老头握手时，他握住停留的时间很长。
他把耳朵凑近我们，让我们重复了各自的名字，然后介绍他自己叫John，今年88岁了，他的老伴儿Mary已经91岁了，但他仍可以开车，还指了指楼下那辆样式古老、方头方脑的欧宝车。John说要带我们看看房子，于是缓缓地挪动着走下台阶，绕过一个栅栏门，又往下走了几级台阶，我才注意到这个半地下的建筑——好像9号楼的地下室，不过又不像，原来是一层，因为起伏的地势，看起来低于门前的街道。John颤微微地用钥匙打开了房门，没有防盗门，窗户上也没有防护栏，门锁竟然是老式的撞锁，在国内都不一定能找到了。
室内光线有些暗，打开灯，一个典型的三室一厅呈现在眼前。厅里铺着地板革，卧室的地面铺着厚厚的地毯，稍稍有些味儿。John眉飞色舞地说道，房间两年前刚重新装修过，还拉拢Markus，说Markus一眼就看中了。销售的“贯口活儿”告一段落，John显然有些累了，鼻息很重，他和善的目光扫过我们三个的脸。然后我们三个轮番进攻，不过谈判期间，John几次打岔，一会儿带我们看卫生间，一会儿介绍厨房的注意事项，他还趁Markus和Berry聊天的空当儿，拉着我说起自己佩服毛泽东、邓小平、不喜欢鸦片战争，然后不失时机地对我窃窃私语，说可以单独给我优惠。我惊异于John的营销策略，他是我见过的最年长、最有活力的谈判者。
终于，我们把整个房子的租金稳定在每月600英镑，不包bill，然后再根据房间的大小做了分配，我要大间，每月220镑；Berry要小间，每月180镑；Markus选中剩下的一间，每月200镑。这已经比学校的租金至少便宜了100英镑。我们高兴，John也很高兴，他还特意冲我挤了挤眼睛，又一次长时间地与我握手，可能是想顺便暖暖手。我还是有些不放心地问了问门锁的事，John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不紧不慢地说：
No worries。 We are in West End。 You can’t have a safer place。
（放心，这里是格拉斯哥西区，没有比这儿更安全的地方了）
后来我才发现，附近的楼群都是用的这种锁。在苏格兰，乃至整个英国，城市的西区一般都是富人区，非常安全，在这里，防盗门窗、安全锁像空调一样多余（这里夏季凉爽，不需要空调）。
两周后正式入住9A Kersland Street，这就是我在苏格兰的家，住了整整一年。有国际室友陪伴，切身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风范。
Berry一般喜欢晚上聚会，回来得很晚，白天又起得晚，很少能见到他，只能看见他的“遗物”——丢在厨房水池中的盘子、碗、刀叉和残羹冷炙。我生气地直接离开Berry的“犯罪现场”，期望他能收拾残局。迎面碰到Markus，我指了指厨房：
It is Berry。 （是Berry干的）
我赶紧把自己摘干净。
Markus皱了皱眉头，撇了撇嘴，摇了摇头，然后默不作声地开始洗盘子。
我完全没想到德国人会挺身而出，自己有些不好意思，也跟着扫了扫地。Markus收拾完便开始做饭，意大利面什么的，吃过饭，迅速地又收拾了一遍厨房。他还顺手把剩菜和厨余垃圾倒入垃圾袋，系好，然后把空的酒瓶子放入另一个袋子，系好，又把角落里堆的《苏格兰先驱报》卷好，放入第三个袋子。他打开厨房通向外面的门，拎着三个袋子走到垃圾桶前，犹豫了半天，好像在找什么，然后才把三个袋子扔了进去。回到厨房，他向我抱怨苏格兰的垃圾桶分类太粗，在德国，每个单元楼门口都会有分类细致、不同颜色的垃圾桶。我不住点头，把刚要扔进纸篓的旧电池单独存放在了一个透明垃圾袋里。
几乎每隔三四天，Markus就会把大厅、厨房、厕所的地面擦一遍，还隔三差五地承担Berry的“卫生死角”的清理工作。奇怪的是，他从不要求轮流值日等制度方面的保护，只是身体力行。这个身高1米87、面目清秀、安静少语、按时作息的巴伐利亚大男孩，让我由衷钦佩，因此也原意与他交流。他会谈起家里人一起在森林里盖房子、采蘑菇、摘草莓的情景，把我带出了喧嚣的都市，进入到那个从未企及的、美好的南德童话之中，可能是靠近大自然的缘故，Markus身上总是洋溢着淳朴、清新、恬静的气息。他说自己来苏格兰是个正确的选择，不仅免学费[ 苏格兰大学本科高等教育对本地学生和欧盟学生都是免费的。]、有奖学金，而且这里的人很友善，就像在巴伐利亚，总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他请我吃他做的德国大肉丸子（克努得，音译），很像咱们中国的“狮子头”，很好吃。我用筷子夹着吃，让他惊异地拿出了相机，记录下肉丸与筷子亲密接触的一瞬，说这是他从未见过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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