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提出“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校，名校办民校”的教育发展新格局，促成了广州把优质初中学位顺理成章地推向了民办。这个解决办法缓解了初中学位不足的一时之急，但也使两种人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

　　家住荔湾区的家长[微博]林巧(化名)跟记者回忆，他们家住在广雅中学附近，在女儿上初中之前他们都以为女儿可以入读广雅，但无奈初中部突然被撤销。8 年前，为了让女儿得到优质的教育，他们也让女儿参加了民校考试的拼杀，虽然最终如愿考上了广雅实验，但却必须缴纳昂贵的学费，三年下来至少花了6万元。 “义务教育本来就应该是免费的，表面上看是我们自愿交钱择校，其实是迫于无奈。”林巧说。

　　受到“名校办民校”打击最大的是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民办学校。据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回忆，2005年8月，翻开广州各大报纸，发现各种民办 学校在打招生广告大战。那个时候，广州地区已经有34所公办中小学转制办民校，并且与楼盘“联姻”的名校越来越多，这类学校占据了当时广州市103间民办 中小学的半壁江山。相对于收费更高的民办贵族学校，“名校办民校”不仅有品牌优势，还有价格优势，在这轮冲击中，一些苦心经营多年的贵族学校不得不倒闭。

　　据教育界人士说，当时有些“名校办民校”校舍未建、师资无影，仅凭一个金字招牌，就使大批优秀生源转投其门，学生沦为变相高价“择校生”。

　　令信力建感到不解的是，本来政府应该集中精力发展义务教育，把高中让给民办力量来做，但广州却相反，政府去搞非义务教育的示范性高中，初中则联合社会力量生“私生子“来赚钱，这让真正的纯民办生存空间遭到挤压。

　　变 革

　　2001年起，异军突起的“名校办民校”分别开始招考。前育才中学校长李统耀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当时的情景比现在混乱得多，有些学校从3月份便 开始考了，严重影响小学的教学秩序，有些学生跑了五六所学校考试，同时被录取，但只能选择一所，导致很多学位录取了但没人去读。

　　2005年，时任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陈茂林召开了部分民办初中校长开会，分析了这样考试的种种弊端，按照规定小升初是不能考试的，他作为领导也不能建议怎么考。

　　李统耀听出了陈茂林的难处，开完会后，他跟各位校长说：“谁愿意一起玩的留下来！”玩什么？大家问。李统耀提出了联考。现场有8所学校留下来，随后又加入了5所，至此第一批联考的13所学校出炉。除了统一考试，还规定5月1日后才能宣传，小学毕业试后才能考试。

　　从2005年到2010年，每年民校联考在广州大肆拉开，每年都可以吸引3-4万人参加，而能提供的学位却不到3000个。

　　而这个时候，公办学校也坐不住了，变相的择校考悄悄进行，甚至赶在民校考试之前，逼着学生在公办和民办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其实，广州的教育部门更是坐不住，因为这批名校办的民校在生源上占据的优势以及成绩，已经让公办初中的地位在倒退。反思的过程中伴随着一种声音——广州将复办名校初中。

　　2012年，执信中学合并109中复办初中成为现实，这让不少市民看到了希望。然而，广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却明确表示，其他名校暂无复办初中的计划。

　　原因在于类似广雅、二中和六中，他们目前都已有了自己办的“民校”，一来每年有高额的学费收入，二来为高中的“母体”提供优质生源，可谓“人财兼收”。而多年来有复办期望的六中，却因地盘问题一直谈不下来。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界人士指出，这番变革的真正原因其实是，民校的成绩让政府面子上过不去，心态出现问题，所以面对暗地里进行的公校掐尖，睁只眼闭着眼。而当考试乱象引起的社会压力过大时，首当其冲被规范的还是民校。

　　2012年，教育局倡议民办教育协会把民校考试的时间定在同一天，减少学生“车轮战”。“当时我们同意了，反正都是考试，哪一天都无所谓。”李统耀说。

　　就这样，民校考试同一天考试执行了两年，当中虽然有家长认为学生的选择机会减少了，但赶考同样存在，竞争仍然激烈。公校和民校的生源战一如既往。

　　转眼到了2003年，全国的小升初择校热引发关注，教育部颁布了《关于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招生有关问题的意见》，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无论公 办校还是民办校，都不得采取考试方式进行选拔。这一意见被广州市教育局视为“尚方宝剑”，召集民办学校召开取消民校考试的会议。由于影响巨大，一石激起千 层浪。

　　争 议

　　在前育才中学校长李统耀的手中，诞生了两所民办学校，一所是育才实验；一所是香江中学。今年育才实验又在番禺举办了一所新民校——番禺香江育才学校，实现了名校办民校子子孙孙的繁衍。

　　日前，接受记者采访的李统耀表示，屡遭诟病的民校利用公校国有资产赚钱的问题，其实民校已缴纳了国有资产占有费，并不是白白占用。

　　李统耀说，2005年原东山区请了一个会计师事务所来鉴定，评估育才实验的总价值达6500万元，其中育才的品牌算500万元。作为偿还固有资产占用费，育才实验每个月须还6%。，即每年400万元，再加100万元风险费。

　　然而，民校的国有资产占有费并不是上缴国库，而是上缴给“母体公校”或者跟上级主管部门或上级财政分成。这种做法在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看来，已经形成了一条利益链。

　　“名校办民校，原本就是用了纳税人的钱，那么你就不该二次收费。可你看看，一个利益集团却要把两头的好处都攥在自己手里。”信力建也说，即使学校交了国有资产占有费，但都是落入学校或上级部门的腰包，这就是用公共资源在谋私利。

　　多年来，谋利是这些民校绕不开的一个致命话柄。2009年2月，广东省政协委员孟浩提出提案，指出“名校办民校”混淆了原本公、民产权清晰的资本界限，并对真正的民办教育客观地造成了不公的影响。

　　为此，孟浩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应对各级“名校办民校”进行全面登记。对于已经开办的“名校办民校”进行体制转型，要么恢复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办“名校”，纳入政府的公立教育管理体系；要么转为真正意义上的“民校”，在明晰学校产权结构、建立基金的基础上，实行股份化管理。

　　然而，这么多年来，“名校办的民校”仍然以不公不民的身份存在的，而其通过公开考试竞技猎得的优质生源带来的漂亮成绩单，又让越来越多的家长被裹挟进来，被迫为孩子的义务教育高价埋单。

　　对于万千孩子的父母，他们更关心的是取消民校考试之后，如何确保公平？而这场小升初考试整顿，最终是否会挫伤了“名校办民校”的元气，把他们从 “神坛”上拉下来，也只能静观其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假如公办初中的质量无法赶上这些民校，那么高价择校就一日难除。

　　有教育界人士认为，广州市教育部门如果想“扳回一局”，最有效也是最根本的做法还是均衡发展，稳步提高公办初中的普遍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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