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大小报刊，但凡涉及韩寒和他的长篇小说《三重门》的文章，里面大多是教育体系怎么啦之类的惊呼，而不把韩寒当做成熟的作者看待；另一类声音是看杂耍式的：韩寒出来王朔就完了！他们真格儿从头到尾读完这本小说了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些专家学者们是否也有责任对众多的年轻读者说点儿关于作品本身的话，而不必怕说不好反被人嗤笑了自己的棉裤腰(参照韩寒的文章《穿着棉袄洗澡》)？

　　坦率地讲，笔者认为与王朔成熟的无知有所不同的是，韩寒属于早衰的文学现象。

　　首先是文本早衰。这本小说的文体好像倒挡的时间飞行器，要是钻进去你就会被拽着邂逅许多古人名人，年纪最小的也要算写《围城》的钱钟书了。这让人感到奇怪极了，仿佛看到从故纸堆里拱出来一个头，眼睛还没完全张开，就咿咿呀呀、半文不白地对周围事物一路酸下去，其中还密密地插进蹩脚的洋话，就是没几句属于他自己的实在话。这算什么，文学吗？我看连旧文学的借尸还魂都算不上。这个所谓“五十年内无人能及的戏作”，不过是摊在灰突突仿古宣纸上的呕吐物(尽管有不俗的色彩和花纹)，要不了多久就会被太阳晒干。它的热卖，除了成功的商业炒作外，只能反衬出“主流”文学话语僵硬苍白和溃散到什么程度，令人不屑又徒唤无奈。

　　其次是情感早衰。我们顺着小说叙述者的指指点点，看遍里面的大小主次人物，没有一个是可爱可亲令人同情的，反之亦然，只除却可笑。主人公林雨翔的父亲是个伪文人，母亲更糟，整个一个搓麻婆；初中语文老师傻透了腔，居然要出一本散文集，名字叫《梦与现实--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周围的同学不是孱头笨蛋就是伪君子；甚至连他心仪的女生Susan也像一个老到的交际花，总是半推不就；家教的收费和妓女等量，却不像妓女能给人快乐。高中的教学楼叫胡适楼，姑妄“适之”吧；图书馆取名钟书，与书虫同义；食堂居然叫雨果堂，好像某种珍稀水果，“听说过没见过”，专供人垂涎的；“曹聚仁是谁？我呸！”……真想问问作者，没有这些前辈大师，他的眼睛怎么能这么快就长到头顶上？他是否应该在真正值得尊敬的事物面前收起喷人的唾沫星子？如果连玫瑰都被调侃为“霉鬼”，这个生活可真是没戏没指望了，劝他赶紧洗洗睡吧！如果聪明早慧是仅供卖弄和损人的，如果这种情感枯涸是由于“人文知识”的积淀造成的，那就是人的悲哀和追求知识的悖论了。

　　上述文本和情感的早衰源于作者的精神早衰。这是一件可叹的事情。反过来说，所有好小说，其精神基础都是人道主义的，它突出地表现在爱、同情和悲悯上，说白了，就是得有人味儿，而不是一个劲儿地卖弄学问和小聪明。比较一下鲁迅笔下的童年少年故事，同样是“少年侃”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哪怕是金斯利·艾米斯貌似极端的“愤怒的青年”小说，人们就会看到《三重门》的软肋到底在那里。尽管这之间的偏差很微妙，但却致命。虽然这里包含作者的个人因素，可他是怎么成了今天这样的，难道不值得好好想想吗？(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