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改善

　　有资料显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的81%、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的51%、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中的72%均有留学经历，都可以称为“海归”人士。而在高校，“海归”所扮演的作用已经越来越重要。

　　在上海，从校长到教授、副教授甚至普通的讲师几乎已经有一半左右都具有“海归”背景。而在国内一些著名高校中，其长江学者几乎全部是海外留学回国人员或是在海外有留学经历的人，如在第九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上，中山大学透露，其引进的144名海外人才占所有人才引进数量的 78%。如此看来，“海归”确实是中国科技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那么，对于“海归”“淡水生活”的不适应，该如何解决呢？

　　实际上，对于一些“海归”提到的不服水土的情况，一些高校的领导者也采取了相应的优惠措施。一些高校纷纷改善吸引留学人员的大环境和小环境，除了解决留学人员子女入学、配偶工作等生活问题外，还在工作上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重点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工作。如广州大学就承诺，在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初期的两年内，不仅帮他们承担申报课题等工作，并且“海归”申请到的课题经费，学校还按1∶1的比例给予额外配套。

　　但是，尽管有推陈出新的政策和措施作为保障，对于个别“海归”的漫天要价也有高校表示难于接受。如有的人确实“狮子大开口”，一“海归”博士要一套180平方米的房子等。

　　而从自身来讲，柳志表示，有的“海归”之所以很挑剔，是因为在国外的物质条件相对于国内来说确实要高一些，尤其在个别的发达国家，条件更为优厚，因此提出的条件可以理解。但是，柳志认为，既然选择回国，最重要的是报国，而不是在物质上挑拣，就像解放初期的那批科学家一样，再艰苦也要把国家建设起来。

　　顾城则表示，自身的调节固然重要，但学校乃至学术界大环境的改善也不可忽视，两者都需要共同改进。作为“海归”，要把事业放在第一位，尽量适应国内的科研学术环境。同时，也需要学校和相关部门对于一些规则、政策等的制定尽量简化，避免重重关卡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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