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面前，专业不专业，喜欢不喜欢，都变得次要了”

　　罗萍，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期。和许多同龄人一样，生在红旗下，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成长。从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她进入上海公务员系统，随后恋爱、结婚、生子……1999年的上海，留学开始成为很多不安于现状的人的选择，同在上海政府部门工作的丈夫开始感觉到了周围一些同学、同事在事业发展中的变化，在与罗萍商量后，他毅然决定放弃一切，用多年的积蓄到澳大利亚留学，半年以后罗萍带着孩子也来到了澳大利亚。

　　刚到澳大利亚，夫妻俩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压力，罗萍不得不四处打工挣钱以补贴家用。虽然毕业于国内著名的财经院校，但罗萍的学历并不能让她在澳洲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她必须重新修读学位。

　　罗萍选择了堪培拉大学的会计专业，并从本科阶段开始学习。她坦言，当时选择这个专业纯粹是为了留在澳洲，因为这个专业的移民分值最高，“我没有想过毕业以后真的要成为一名会计，可是夫妻俩已为留学花完了全部的积蓄，不留在澳洲多挣些钱，今后的生活怎么办？何况还有孩子。”在当时，会计专业也是很多中国留学生的首选，为了留在澳洲，学语言的、学历史的，甚至学法律的都改了行。“在生存问题面前，专业不专业，喜欢不喜欢，发展不发展都变得次要了。”

　　2002年，罗萍被新成立的澳洲大学联盟雇用，成为成都七中国际部澳洲办公室的学生服务经理。近些年，罗萍每年都会带领大学的招生官员往返澳洲和成都，跟学生面对面地交流。

　　无独有偶，80年代后期到美国留学的王强也遇到了一个在美国如何再就业养活自己的问题。“我英文固然很好，但是到了美国以后，我周围所有的人都能说英语，就觉得没有用武之地，你不可能去教美国人说英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办？我只能去做美国人不愿做的工作，甚至很多中国留学生也不愿干，就是到美国养老院去伺候那些老头老太太。”事后回想自己的留学生活，北京新东方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王强不胜唏嘘。

　　王强回忆说，当时那些美国老头老太太大多神志昏迷，不清醒了，所以说英语也没什么用。在这种情况下，包括给他们换尿布这样的工作，他都当作一件大事去做，非常有职业心。有一天负责养老院的老板娘说，看他工作态度这么认真，问他将来是不是能接这个生意？“就是这个事，也让我从中找到了自信，原来换尿布也能换出一片天地来。”王强说。

　　王强评价他们这一代留学生时说，“我们和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代留学生无法比，他们多是国家公派，有很高的待遇，我们很多人是自费留学，实际上体验了作为一个人在陌生的环境中生存要经历的挑战。”

　　对此，姜峰分析说，出国留学的留学生发展第二阶段是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除了公派学生，自费学生逐渐增多，这主要得益于1985年，国家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出国热”在全国迅速升温。这一代出国的留学生，最开始的留学路固然很艰辛，但挺过来就会是一个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