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留学圈

征稿启事

留学快讯

毕业季中国家长纽约血拼 海归咋落户北上广深

美国技工厨师教师抢手 在美国大学当助教做啥

海外趣闻

越南小学数学题难倒博士 美军校赤膊猛男(图)

出国莫乱夸女士颜值高 英女生诡异“无身照”

　　我终于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三

　　到西柏林的那天，梅尔辛请我在意大利餐厅吃了晚饭。吃完饭，梅尔辛带着我驱车前行，我还不会说德语，没法跟她交流，正琢磨我们要去哪儿的时候，我看见了柏林墙。

　　灯不太亮，但我能看到那些涂鸦——好像也没那么可怕。

　　梅尔辛用手画了个圈，示意我，西柏林在圈里，周围都是墙。她带我上了瞭望塔，我看到墙下一道有五六百米宽的隔离地带，它空荡荡的，只有电网和岗哨，梅尔辛又示意我，要有人从那儿跑过，士兵就会开枪。

　　那是我第一次触摸到柏林墙，那也是它形态完整的最后一天。第二天早上六点，我正在睡觉，梅尔辛砸门把我叫醒。电视屏幕上，好多人拿着鲜花泪流满面——东西德的边境开放了。

　　西柏林全民放假，无数的人涌上街头，到处都是挥动的旗帜。四处堵车，梅尔辛和我坐地铁到了勃兰登堡门，窜上那3米高、2米宽的墙往下看。西柏林人把啤酒、可乐扔到墙的另一边，堆成了小山，警察和军人还是背着手站着，动也不动。墙上的人太多，有人被挤得掉到了那边，警察们小心翼翼地把他们扶回墙上。

　　在勃兰登堡门，我遇到了在德国的中国人，他们给我讲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特别感动，想哭。

　　从那之后，我不断听到电钻钻墙的声音。东德人从此可以自由进入西柏林，在任意一家银行排队，凭身份证就可以领取一笔“欢迎费”，我记得是20西德马克。西德人当然也可以到东边去。那会儿，所有的中国人请客都去东柏林。东柏林物价太便宜了，20西德马克能请好几个人吃大餐，还带给个体面的小费。

　　去东柏林不麻烦，就是偶尔要搜身，因为东柏林官方知道到那儿去的西柏林人会夹带点“私货”——官方勒令东西德马克等价交换，可在东德的黑市，1个西德马克能换10个东德马克，差价太大，很多人偷偷带钱进去。我一个上海朋友过关时拿着中国护照跟东柏林警察说“Brother，brother”，意思是“咱们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就别搜我了”——他立刻被带进小黑屋翻了个遍。后来他学精了，在东柏林找了棵树，钱藏树底下，每次入了境，“哎，你们等我一会儿”，偷偷摸摸跑树底下找钱。我也会藏点，把钞票卷起来塞进书包带的缝儿里，捏软了，过关检查时摸不出来。那一阵，好多中国人不打工也不开餐馆了，光靠倒腾东西德马克就发了财。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一年，直到1990年10月3日，东西德统一。

　　四

　　倒马克的事我没参与。到德国的前四个月，我一直在为语言发愁。

　　我是梅尔辛推荐的学生，按照规定，可以不经过专业考试，只要在四个月内语言交流过关就可以入学。这条件其实挺宽松，但那四个月必须能讲德语的要求真是让我心焦。梅尔辛出钱给我报了语言学校，我天天去上课，天天思考世界上怎么还有这样的发音。我成了一个有思想的婴儿，根本张不开嘴，要想跟梅尔辛说一句话，我得闷头在楼上自己的房间先背上好几遍，下楼跟她说完，她一搭茬，我就又张口结舌。

　　梅尔辛愤怒了。德国人很诚恳，请你来的时候很诚恳，表达怨气也很诚恳。梅尔辛给一个中国朋友打电话，让他用中文问我怎么还过不了语言关。这个朋友来德国前在中国学了四年德语，刚来的时候还是连一杯啤酒都不会要。我跟他诉说了半天，他转头跟梅尔辛解释：征确实在认真学德语，学得觉都睡不好，莫名其妙地头疼，他都想回中国了。

　　放下电话，梅尔辛看我的眼神变成了心疼，她立刻请我吃了一顿昂贵的大餐，之后，她再没怨过我“你是干嘛来了”。

　　转眼，到了1989年的圣诞节。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圣诞节，一切都很新奇。梅尔辛的亲人朋友聚在家里，我们坐在圣诞树下吃点心、拆礼物，忽然，我开始说德语，我告诉梅尔辛我在中国怎样失恋，怎样来德国，这一路经历了什么。我的单词一个个往外蹦，梅尔辛全听懂了。“征，你会说话了！”

　　是啊，我会说话了，虽然那时说得错漏百出、滑稽可笑，但学语言就该这样，先死记硬背，张开嘴，再学语法；要先从语法学，什么都懂了还是不会说。

　　五

　　我顺利在西柏林高等艺术学院注册入学，跟着梅尔辛上表演课，还修灯光、修舞台美术、修服装设计、修形体……课余时间几乎所有中国留学[微博]生都忙着打工、找房子，只有我和余隆(如今他是中国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不用打工，那个时候，每个月梅尔辛给我800马克的生活费，她希望我不打工，专心学习。没课的时候，余隆给我打电话，约我聊天、喝咖啡。

　　偶尔留学生们聚会，所有人都一肚子苦水，找房子的苦恼，打工的问题，跟德国人文化上的冲突，想家的感觉……谁唱一首悲伤的歌大家就都哭了，所以我们只聊高兴的事儿，不高兴的索性都不提，凑在一起就是瞎闹，乐呵。

　　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在书店里挑书，一个女孩跑过来问，你们俩是中国人吗？我们说是啊，她说她也是，“我是从难民营里跑出来玩儿的”。这个女孩在国内研究生毕业，本来在深圳有个很好的工作，动荡之后，她花钱偷渡到泰国，在泰国等了三个月申请到联合国派发的难民号，又被送到柏林，住在难民营里，一天拿几块钱发下来的生活费，等着再往下分配。

　　正好那天晚上有个中国人的聚会，我们就带她一起去。她给大家讲她偷渡的过程，大家都很高兴。快到八点，女孩说要走，“难民营有规定，白天可以出去，晚上九点之前必须回来，否则就要被遣送。”我们去送她，我跟她说，以后可以去学校食堂的咖啡馆找我们，那里的咖啡比外面便宜，我经常待在那儿。

　　她果然去食堂找过我们两三次，她说难民营里也有中国人，但都有点隔阂，还有那种四五十岁的男人，总想占她便宜。跟我们在一块儿，能说中国话，她慢慢就开心起来。

　　有一天她又来了，晚上我们又一块儿去中国人家里玩，大家说着中文，热热闹闹的。快八点了，她又说，我要走了；我说走啊，送你。她说，是要从柏林走了。消息传下来，她被分配到一个小镇——一个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德国小镇，镇上没有一个中国人，她必须在那里待满八年才能拿到德国身份。

　　这么一个小女孩，在那么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方，怎么过啊？送她的路上，我们有一搭无一搭地想把话往开心了说，但总是开心不起来。她说，她有点后悔出来了，不知道自己这八年怎么过，也不知道八年后还能不能回中国。把她送上了公交车，我跟朋友往回走，一句话都没说。后来我们谁也没再见过她。

　　还有一次我跟朋友喝咖啡，估计说话声音有点大，突然一个提大密码箱、穿西服的哥们儿三步两步冲过来，“哟，你们北京的？快跟我说说中国话，我憋死了！”我问他是干嘛的，他报了个地址，我一听，难民营，“你怎么是难民呢？”他说，别提了。带着一副“给你们开开眼”的神气，他把箱子打开——大半箱美金。他请我们吃饭，聊了才知道，他在国内贪了一笔钱，赶上动荡，自己造了个假通缉令，以难民身份跑出来了。此人也是在泰国等难民号，等半年也没见发下来，后来才知道泰国那帮人故意拖着他——他在那儿多待一天，就可以多黑他一天的钱。到了柏林，也不知道接下来会被分到哪儿，他就天天提着钱在大街上走，怕在难民营被人偷。这个人，后来我也没再见过。

　　现在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的谭平曾写过一本书，里头提到我。写完了他专门来跟我打个招呼：“我写你了啊，你别介意”，我心想，能写什么啊，“没事没事”。后来一看，他说我刚去德国的时候跟祥林嫂一样，逮谁跟谁说失恋。我问谭平，我真那样吗？——“差不多”。想想还真是，那时候我们聊天不想说不高兴的，就互相叙述感情经历解闷儿。记得刚到德国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在学校碰到一个中国女孩，她跟我一样都是戏剧系。我请她在食堂喝咖啡，聊天，一张嘴我就开始说我的失恋，等我意识到自己说了很久时，三个半小时已经过去了。女孩一句话没说。我赶紧道歉，女孩说没关系，“你说的挺逗的。”——能不逗吗？我爆了那么多隐私。

　　这个女孩现在还在德国，她开了个餐馆。每次她回国，我们都会见面。

上一页123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