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富士康一系列员工非正常死亡事件，将这家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代工企业推到了风口浪尖，舆论直指企业的社会责任缺失。为什么近期劳资纠纷不断？企业应该如何承担社会责任？新商业文明时代呼唤什么样的企业社会责任？2010年5月28日，在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周年华诞之际，由长江商学院、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全球CEO俱乐部、宜兴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2010全球企业家(远东)论坛在宜兴举行，政企学三方共同研讨，求解新商业文明时代的社会责任。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社会劳资纠纷不断，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富士康系列跳楼事件，这也成为本次论坛讨论的热点话题。

　　与此同时，5月17日，因本田零部件公司员工不满工资待遇，数百名工人停工；5月21日以来，员工持续停工，要求上调薪资。

　　商业文明的缺失

　　无锡尚德董事长施正荣认为，出现这一系列事件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80、90后独生子女个人承受压力的能力不够，而企业也要加强理解员工，及时制定出符合员工特征的管理制度。

　　“时代是不可逆转。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80、90后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标准来要求他。整个社会包括心理学家要研究如何改变我们的管理方法，让我们新时代的员工们能够工作愉快。”施正荣说。

　　施正荣曾在海外生活工作很长时间，他透露，在海外很多工厂里面可以一面放着音乐一边工作，听着轻音乐，这本身就是一种放松。“我也跟我们人力资源部一直在商讨，能不能寻找一种方式，能够使员工喜欢互联网，喜欢互联网的语言，同时尝试把这些方式运用在生产车间里面，跟他们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

　　“我觉得这是我们企业家和社会要考虑的问题，这是时代的要求，我们只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否则就要被时代的列车碾得粉身碎骨。”施正荣表示。

　　《中国经营报》总编辑李佩钰在论坛上概括，富士康事件的根源在于商业文明的问题。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基础上的，由于互联网的到来、社会环境的变化、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行，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和商业文明不能适应这种状况了，必须呼唤新的商业文明和管理模式。

　　而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富士康事件说明虽然中国比过去富裕了，企业也发展了，但是人们精神上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而精神需求需要文化来满足，新商业文明时代下也要重视文化建设。”

　　企业责任VS政府责任

　　在此次论坛上，学者和企业对于企业责任和政府责任的关系界定上出现了热烈的讨论。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齐大庆说，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不仅局限于价值和财富的创造，还必须包括如何使用他们个人的财富和影响力去提升社会整体的共同福祉，在目前的中国尤其如此。

　　作为房地产商代表，建业地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胡葆森以自己的企业作为案例剖析——“18年卖房子赚的纯利润有多少，我自己承认可能连20个亿都没有，单单靠卖房子的钱净利润还没有超过20个亿。可是为什么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已经达到了100多亿元。”

　　胡葆森表示，几乎所有企业现在的资产都可以把它视同为三份，一份是自己的智慧、胆量、判断力等等；有一份必须归功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环境，中国财富整体的升值；第三则应该归功于全球和平的、稳定的、经济一体化的大前提。所以，企业应该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

　　不过，经济学家郎咸平在论坛上鲜明指出，企业社会责任并不是捐钱这样简单，社会责任不是赋予或者要求某一个群体，而是要求一个系统，要用新思维解决社会责任。

　　而中欧国际商学院教授许小年也认为，今天讲的很多企业背负的责任，实际上不应该是企业的，而应是政府的责任，政府没有尽到这个责任，却把它硬要强加到企业头上。这种误区会把市场经济中企业、公众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搞乱。

　　如何承担社会责任

　　“企业如果希望能够适应21世纪的发展、适应未来的发展，必须坚持开放、透明、分享和承担责任。”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马云说。

　　马云表示，今天在做企业的过程当中，很多问题必须要回到基本点来思考。比如说坚持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

　　“如果企业不能为社会和客户创造价值，企业存在的价值不是很大。这个创造价值的核心主体是员工，不是股东。西方导致金融危机的很重要一点，除了贪婪之外，过于强调股东利益也是源头。所以大家一定要追问谁是你的客户，你为他创造了什么，谁又为客户创造了价值？是员工，第三才是股东。”马云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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