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或许在中国也是同样，在某一个时点之后——也许是形形色色的被称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中国企业家论坛”等机构被发明之后，富人只有和富人待在一起时才会觉得愉快。黄怒波对他在“中国企业家论坛”的朋友们赞不绝口。他选择将自己称为“资本家”的原因是他发现这个群体是中国最活跃、也最“先进”的群体。而在其他的群体中，则存在着种种让人无奈的小团体、斗争和互相之间的鄙夷。正好与此相反的是，他发现“资本家”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曲折的经历和丰富的内心——即使内心不够丰富，成为大亨的经历也会让它变得丰富。

　　我问他：“那是做一名诗人更让你愉悦，还是做资本家更让你愉悦？”他毫不掩饰地回答：“当然是做资本家。”

　　斯卡费丁松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作为外交和外贸部长，他是冰岛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就在3个月之前，他在北京见过习近平。他穿着正式场合最常见的黑西服套装和白衬衣，有着一副典型的西方中年男人的相貌，个头略矮，有点胖，貌不惊人，却会用英语讲出优雅的赞美之词。

　　全部的事情开始于35年前遥远的北京，他说。—的确遥远，即使在今天，从雷克雅未到北京的飞行距离仍接近12个小时，中间还需要在哥本哈根转机。一个冰岛年轻人和一个中国穷学生被安排在北京大学的同一间宿舍中。冰岛人都认为冰岛的冬天漫长难耐，却不知道北京的冬天同样寒冷，甚至要更为寒冷。但是这个叫做希约里的冰岛小伙子却做好了准备，他带着母亲给他亲手编织的毛衣—直到今天冰岛人仍然热衷于自己编织毛衣。他的毛衣不但帮助自己熬过了冬天，也帮助那个叫黄怒波的中国年轻人在冬天取暖。后者出身贫寒，幼年失怙，没有人能帮助或教导他如何对抗残酷世界。

　　他们就这样建立起了友谊，“像编织毛衣一样，一针一线地编织着友情”，一个冰岛人和一个中国人，在他们同样贫穷和对外来充满遐想的时候。

　　后来，这两个人的道路迥异。希约里回到了冰岛，成为一名翻译家和学者。而黄怒波先是进入中国中宣部工作，随后以副处级干部的身份离开国家机关，自己创业，成为一个名字出现在福布斯富豪榜上的有钱人。

　　正是他们两人的友谊促成了这件事情，外交部长说。“这件事情”是一个名为“亚北欧诗歌行动”的诗歌活动，有包括中国、日本、冰岛、瑞典、挪威、芬兰在内的8个国家的诗人参加。他们会用彼此都听不懂的母语来朗读自己的诗，同时借助翻译来讨论抽象的问题，比如“距离”、“聆听”、“诗意”。

　　故事的两个主角站在台下，面含笑容。无论是否有寒衣御冬，他们也都早已习惯了生活特有的残酷和美好。他们两个人都有自己动人的故事。年轻时希约里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受人欢迎的留学生。他是我们可以在电影上看到的那种相貌英俊的西方人，完全值得女孩子们在背后议论。他的太太则是冰岛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前任外交部长和雷克雅未市长。黄怒波说：“结婚后我们总是跟他开玩笑，说他娶了一个市长。”后来希约里在另外一个场合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讲述他的太太因为患病而不得不远离政治，讲完之后他看着我说，真是抱歉对你这样的年轻人讲这样艰苦的事情，坐在桌子另外一角的瑞典诗人ann则安慰他说：生活很艰难，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作为一个中国商人，在志得意满的同时，黄怒波也早已对各种意外与冷酷应对自如。在儿子只有13岁时，他就把孩子送到了英国读书。因为那时他已经有了钱，但却实在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与自己的儿子在一起。我问他是否后悔这个决定时，他坚定地说不。但是没有一个父亲不想同自己的儿子分享成长，即使是一个对自己柔软的心灵包上坚硬的铁甲以便生存的商人也不例外。他仍能动情地回忆起，在儿子小的时候，他如何骑着自行车匆忙到幼儿园去接他放学。他能记得那时的寒冷，也不会忘记自己的尴尬。在《巨流河》中，台湾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齐邦媛问她的父亲：“在我小时，你为什么要把我寄养在学校，害我到现在仍没有安全感。”她的父亲，一位早期东北军将领、后来国民党的高官回答说：“那时国破家危，我们根本没有时间照顾你。而且，在寄养学校，不用担心挨饿受冻，邻居都夸我是好父亲呢，哪里会想到少年的心理。”如何对待孩子，是所有父亲都没办法完美回答的问题。

　　接下来，作为这个为期十年的诗歌活动的资助者，黄怒波做了一个即兴发言。他说，《圣经》有言，富人要想进天堂，堪比骆驼想穿过针眼。作为富人，他知道自己进天堂已然无望，但是他想自己应该把诗歌挽留在世界上。他不无讨好地对在座的来自7个国家的诗人说，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上—他自身就是这种物质主义的代表和成功者，或许只有诗人才能够拯救世界。在另外一个场合，他的另一位朋友和同学拉格纳，为了让在座的诗人们对他翻译成冰岛语的《道德经》感兴趣，说冰岛当今的政治领袖正是因为没有领悟到《道德经》所传递的“道”和“变化”的抉E让焙陷入今天这种境地？

　　生活果然是艰难的。就在晚上8点的诗歌朗诵的同时，冰岛人在市政厅前组织了一场游行，针对的是冰岛众所周知的经济困境。翌日我们去看时，古老的市政厅墙上和玻璃窗户上，留下了包括鸡蛋在内的投掷物的痕迹。玻璃从被击中处裂开，像是湖面上固定住的涟漪。黄怒波的另外一位同学，在冰岛驻中国大使馆任职的拉格纳，在一天中午翻译完诗歌活动之后，匆匆忙忙地离开冰岛大学附近的北欧中心，因为家中失窃了。从中国来的人把失窃也同经济危机联系在一起。

　　当然，这些都没有影响黄怒波的好心情。在这里，他是备受欢迎的客人。第一天，冰岛总统格里姆松就在自己的官邸接见了他和参加活动的诗人们。在摆满了同世界各国政要合影的官邸中—他同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合影被摆在了很显著的位置—满头白发的格里姆松对端着香槟酒的诗人们发表了一番歌颂诗歌的演讲。他说，在冰岛，人们常常说“没有诗歌，就没有共和国”，即使官邸所在，早先也是诗人的住所，而不是政治家的宅院。

　　毫无疑问，这让黄怒波大为兴奋。“总统接见诗人，这在全世界可能都史无前例”，他问一起去的田原，一位旅日的中国诗人：“天皇会接见诗人吗？”接下来的发布会由外交部长主持并发言，同时到场的还有多国大使。然后，他还单独会见了冰岛的商务部长。他希望能把冰岛的一家“全世界最好的”假肢生产厂商引入中国。他搭乘小飞机离开雷克雅未去看了这家工厂，印象深刻。“我们可以向那些有能力支付的人收取高额的费用，与此同时去补贴那些没有能力支付高昂价格的人”，他说。他把这视为自己的又一项慈善举动，而不是生意。

　　在这里他必须同时具备双重身份：商人和诗人。一方面，他是这次看上去有些奢侈的活动的资助人，扮演着一位热爱文艺的资本主义大亨的形象，他用200万美元来资助亚洲诗人和北欧诗人会面；另一方面，无论是客套还是真心实意，“骆英”都被列为参与诗歌活动的一位重要诗人。作为诗人他要朗诵自己的诗，参加那些抽象的讨论，比如“距离与诗意”；作为商人，人们猜测着他是否想要把自己的旅游业拓展到这个遥远的北欧小国—他坦诚自己有这种想法，只是没有想明白该如何去做。

　　按照冰岛人引以为豪的说法，在冰岛有全世界最好的捕杀三文鱼的海面，包括英国女王在内的欧美权力精英们会搭乘自己的直升机直接降落在这些海域。这里还拥有全世界最容易看到鲸鱼的海域；拥有全球最丰富的地热资源，因此也让冰岛成为全球最环保的国家之一和温泉洗浴最流行的地方；它地跨欧洲和美洲，这让它成为雷纳德？里根和戈尔巴乔夫选择结束冷战谈判时的理想地点，当谈判结束时，里根住进了美国的使馆，而戈尔巴乔夫则直接回到自己搭乘其前来的舰船上休息；约翰？列侬的遗孀，全世界最著名的寡妇小野洋子也是冰岛的常客，我们在冰岛停留期间，小野洋子正准备在雷克雅未做一次关于和平和纪念列侬的活动。同一时期来访的要客还包括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周小川，不过他不是来度假，而是接受冰岛央行的邀请，来商议两国货币互换事宜。惟一的问题是，它对于中国人确实太远。它能作为到北欧去的一站，但要作为目的地，就有些苍白。

　　他读完诗之后，我们在酒店大堂喝啤酒。一位中国诗人路也犹豫着对他说出了自己的赞美：“你的诗一点都不像资本家写的。”在场的其他人，包括中国诗人于坚和日本诗人高桥睦郎都表示了对这种评价的认可。黄怒波的反应是大笑。我问他：“那是做一名诗人更让你愉悦，还是做资本家更让你愉悦？”他毫不掩饰地回答：“当然是做资本家。”

　　或许在中国也是同样，在某一个时点之后—也许是形形色色的被称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中国企业家论坛”等机构被发明之后，富人只有和富人待在一起时才会觉得愉快。黄怒波对他在“中国企业家论坛”的朋友们赞不绝口。他选择将自己称为“资本家”的原因是他发现这个群体是中国最活跃、也最“先进”的群体。而在其他的群体中，则存在着种种让人无奈的小团体、斗争和互相之间的鄙夷。与此相反的是，他发现“资本家”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曲折的经历和丰富的内心—即使内心不够丰富，成为大亨的经历也会让它变得丰富。他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最真诚的赞美者。

　　而在外人看来，成为大亨意味着人们对你礼敬有加，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遥远的冰岛。你可以轻松地作出任何奢侈的决定，无论是来一趟常人不能进行的旅行，比如说，黄怒波马上要完成的“7+2”，还是犹豫要不要买一架私人飞机—犹豫的原因绝不是经济上的考虑，而是更多的其他因素：会不会太过炫耀，是不是有些招摇；你可以拜访任何你觉得有趣的人和重要的人，从重要的诗人、西藏的活佛到一位异国的总统，而他们一时半会儿还想不出什么拒绝见你的理由。这样的人不会觉得自己的生活不愉悦，或者萌生自己不是个重要人物的感觉。而“影响”正是黄怒部隔一段时间就会用到的词语。

　　在人群中，众人都不介意听从他的建议。而他也乐于以高效和严格的方式来推进他热衷的“诗歌事业”。一会儿他对于坚说：“老于坚，以后你可得多参加我们的活动。我决定要改组帕米尔诗歌研究院，什么时候我们好好谈谈……”过一阵子他又会对田原讲：“我们要不要聊一下明年的活动？明年我们把活动放在东京怎么样？费用上可以两个基金会各出一半，这样两边的压力都会小一些。”他一会儿跟人谈这个一会儿跟人谈那个，总是乐此不疲。他也总是问我：“你要不要去跟那些欧洲诗人聊聊？”不过马上他又觉得愧疚：“大家都不要觉得有压力啊！”

　　惟一以向他说不为乐的是他的儿子。这时他必须扮演的是父亲的角色—这同资本家和诗人都毫无关系。黄斯沉才24岁，刚刚修完两个专业—会计和商学，正是过于相信自己能力的年龄。他在自己的旅行途中路过雷克雅未。他和自己的父亲身高相若、胖瘦相当(这让他可以临走时穿走父亲的西服)。他同样相信自己对世界的判断。不同的是鼻梁上的眼镜让他变得文质彬彬，增加了他身上的柔和气质。说着说着两个人就会吵起来。“碰到一个什么事情都向你说不的人，你能不恼火吗？”黄怒波说。而他的儿子也颇为委屈，他认为自己所言毫无不合理之处：“要不我们再喝一杯咖啡？”

　　他对这个时代几乎没有太多的不满。过去的生活和自己的成功已经将他变成了一个温和的改革者。他才不相信什么危机，即使有危机，那也是一定能够度过的危机。对于一个从小就失去父母，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完全凭借自己才走到今天的商人，他相信并没有太多事情值得恐惧。我提出的对未来的种种担心对他而言都不足挂齿。对他来说，今天的中国很迷人，充满了各种机遇和可能性，一个证据就是：“你看，你能够和一个资本家一起坐在冰岛的一家酒店喝啤酒，同时忧国忧民。这换在其他国家或者其他时代，可能性就会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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