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前夕，记者走访了北京市的一些书店，发现教学辅导材料依然卖得不错，家长们在教辅材料柜台前选购时的那股认真执著劲儿，真让人感叹可怜天下父母心。据一家大型书店的部门经理讲，今年1—5月份，该店包括教辅材料在内的少儿读物销量比去年同期上升不少。另据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有关人士透露，“减负”对该社冲击不大，相反，由于堵住了某些部门、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从学校直接向学生推销教辅材料的渠道，广大家长纷纷到市场选购教辅材料，像中少社这样的出版社反而因此获益。另外据悉，南方某省一家出版社，“减负”伊始积压了大量教辅材料，社长愁眉不展，不料这些书一进市场，竟很快销售一空！

　　国家教育部下发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通知已经5个多月了，应该说，这段时间里教辅材料的出版和销售总体上是暂时趋冷的，但冷中有热，很多家长乐此不疲，试图“堤内损失堤外补”。这里面原因何在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副社长陈海燕说，关键是教辅材料有庞大的市场。这反映了我国文化尚不普及，教育还不发达，但社会尤其是家长对子女成才有着极其强烈的渴求。这在总体上应该是个积极现象。发达国家也有教辅材料，但种类和数量都很少，因为人家师资水平高，公民普遍受教育程度好，有一个强大的教育背景。而我国这方面的情况相对较弱，教育资源相对缺乏，家长只能寄希望于孩子加强课外练习，刻苦用功，以勤补拙。前一时期，教辅材料出得过多、过滥，重复出版，对加重学生负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出版社应负一定责任。但问题在于教辅材料不是不能出，而是要出精、出好，要适应素质教育要求，弥补教师及家长知识水平的缺陷，重在启发学生思维能力，培养创造能力，扩大知识面。

　　那么，家长自己到书店选购教辅材料是喜是忧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副教授康健说：原先是学校给孩子补课，强迫家长买辅导材料，现在变成家长请人补课，自己去市场买书，表面看是进步了，细一分析仍有忧虑：家长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专业水平也不会超过老师，买书岂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岂不极易造成浪费？康健说，我们要全面、深刻地理解“减负”的内涵。“减负”不是不要勤奋学习，但一定要把中小学生超量的、影响身心健康的过重负担减下来，要改变他们的学习方式，改变强迫学习、重复练习的状况，使学生变成生动活泼学习的主体。减负的大背景就是教育要从“精英教育”走向“普及性教育”，从应试教育走向素质教育，使每个人都有享受高质量教育的权力，使每个人都有充分发展的机会。这与联合国近30年来大力提倡的是完全一致的。目前我们迫切需要的是政策上的有力支持。

　　据调查，北京普通小学的学生家长，大多认为减负后孩子的作业和考试大为减少，分别降低到原来的71%和56%，应该说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那么有了空余时间的孩子应该做些什么呢？陈海燕认为，少儿时期阅读的图书对于人的一辈子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出版社这方面的责任可谓任重道远。我们小时候读的《十万个为什么》解释的是已知世界，是看得见的世界，现在孩子们好奇的目光早已投向了未知世界、看不见的世界，为此我们已经出版或正在出版这方面的丛书。我们力图告诉孩子们的是世界上那些尚未破解的悬案，告诉他们前人对此进行了怎样的探索，在哪里遇到了困难，以后你们有可能在哪里取得突破性进展等等，重在培养孩子的科学思维和探索精神。在书中，我们告诉孩子的是肉眼看不见的、难以感知的世界，是“量子幽灵”、“时光迷幻”、“微生魔影”，重在使孩子们从经验世界中脱离开来，上升到更高的科学境界。我们希望不光给孩子们知识点，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科学的世界观，使他们较早地站在哲学的高度去看待世界上的矛盾运动，如气象上的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生物中的遗传和变异等，我们推出一对对矛盾并加以解释，以期给孩子一把哲学思维的金钥匙。使他们通过阅读最新科普读物，看到的不是一片片单个的树叶，而是飞翔起来，鸟瞰整个森林。康健从另一侧面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说，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我国中小学教育中普遍存在着封闭式教育的弊病，一切学习乃至生活都是指令性的、带有强迫意味的，面很狭窄。这种状况一定要改变，一定要使学生有多样化的空间和社会实践活动。去参观考古发现可能激发他学习历史的需求，去科技馆参与动手可能刺激他学习物理的热情，去茶馆坐坐可能加深他对老舍作品《茶馆》的理解……总而言之，要想方设法活跃他们的思维，刺激他们的热望，扩大个人的自由度，把孩子们从分数的笼子里解放出来。在这方面，我们，尤其是教育主管部门，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本报记者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