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的米尔格拉姆最近有些担心，加利福尼亚的孩子们是否能学会数学？在他看过的小学数学教科书里，几乎每本都能发现十几、几十处错误，甚至连“周长”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也下错了定义。

　　在洛杉矶，教授毕晓普发现了这样一道数学例题：一个市镇1990年的人口是37000人，如果增加239%，现在人口应该是多少？在老师用的教学参考书里，这道例题的解题方法是用37000乘以239%，却忘了加上这个镇上原有的37000人。

　　1999年，加州成立了一个由独立学者组成的教科书评审委员会，以检查公共学校的教科书。米尔格拉姆和毕晓普都在数学组。结果，他们“收获”不小。

　　美国教科书的错误不仅在数学一门，也不仅是加利福尼一个州的事。这些贻笑大方的错误不胜枚举：尼克松总统主动辞职，以避免被参议院弹赅(实际上是众议院)；鱼类因为有鳞，所以才不会漏水(不明所以)；鼻子控制嗅觉(应该是大脑)；吉米·卡特是杜鲁门以后的第一位民主党人总统(实际上肯尼迪和约翰逊也是)。

　　美国75%到90%的教学大纲内容是通过教科书传授给学生的，教科书的质量直接影响教育水平。教科书的质量问题这几年开始受到美国教育界的关注，因为人们发现这些问题决不是一些简单的印刷错误，而是关系重大的史实、科学定义甚至是美国的法律制度。如“哥白尼认为行星围绕地球转”(应该是围着太阳转)，“美国宪法第19修正案于1920年得到议会批准”(应为各州批准)等等。

　　教科书的质量低下，主要原因是编写班子的水平不高。“拉大旗，作虎皮”是美国出版界的通病。他们往往将一些著名学者的名字搬进作者队伍，但实际上这些人只负责其中很少一部分的编写工作，更多的“捉刀人”则是一些三流作者。

　　布朗大学的生物学教授米勒就有过这样一段经历。他曾被邀请检查一种高中教科书的“光合作用”一章的内容。他在阅读课本书样后发现了许多严重错误，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是，出版商在以后的三个版本中都未作任何改动。更可气的是，出版商只给了米勒先生100美元审阅费，却堂而皇之地将他的名字列进了这本漏洞百出的教科书的“科学顾问”名单。

　　美国教科书联盟(一负责教科书评论的机构)指出，很多教科书是由出版社内部成员拼凑出来的，而这些人对教学内容知之甚少。美国很多有责任心的学者纷纷通过该联盟出版物《教科书来信》，毫不留情地批评这些一错再错的教科书及其出版商。

　　加利福尼亚科学院院士格斯莱纳批评教科书《现代生物学概念》(1993年，环球图书公司)，“错误随处可见，却缺少高中生应该学会的生物学知识。”物理学教授勒内尔在读了《运动、力和能量》(1993年，普兰蒂斯霍尔出版社)一书后，气愤地给联盟写信道：“我吃惊作者竟在这样一本只有144页的书里塞进这么多糟糕的‘科学’。”历史学家冯特对《美国之路》(2000年，普兰蒂斯霍尔出版社)一书更是忍无可忍，说它“从封面到封底都充斥着错误。”

　　这些由非专业人士拼凑而成的编写班子虽然没有能力控制教科书的质量，在“推陈出新”上却非常大胆。曾教过高中课程的加州大学生物学教授凯文·帕迪安就此评论说，如果我现在还在教中学，我宁愿用70年代的教科书。他认为，现在教科书的科学性越来越差，内容已经逐渐让位于形式。

　　还有人抱怨政府教育部门和校方，他们买书不再看重内容，而是追赶时尚。所谓的“动手科学”就是一例。在《热能》这本初中教科书里，学生们被要求分别往冷水里和与室温同温的水里滴一滴染料，以观察不同温度下染料的稀释速度。教科书联盟的专业人士贝内塔说，这纯粹是胡扯。因为两种水的温差根本不足以看到稀释速度的不同，这样的实验只会让学生们更加糊涂。

　　在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情况似乎正在得到改善。加州教材内容评审委员会现在负责评审从幼儿园到中学的所有教科书。1997年，得克萨斯州共评审了35家出版商的300种教材，州教育主管部门共罚了那些不合格的出版社6.45万美元。现在，罚款的金额已越来越高。

　　然而，更多的州和地方政府还没有评审教科书质量的系统。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甚至对加州和得州教科书的评审工作嗤之以鼻。爱达荷州的教科书协调员卡罗林·毛尔女士就是其一。她说，她不理解为什么各州“花纳税人的钱去管理一个完全应该自律的行业”。但是，全美国的学生家长们可能不会同意她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