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访者：王强(以下简称王)

　　采访者：范斯佳(以下简称范)

　　对于这位新东方的重量级人物和杰出的英语教学专家来说，似乎从何方面对其进行言说都不为过。其品格端正清朗，其魅力一言难尽，并一直以一个高扬理想的文化人的气概和谋略，在提倡童心文化的同时，为发展中还不太成熟的新东方，注入了一股股文化的清新与活力，在每一个人对其品格抬头仰望的同时，以一种人文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达观心胸和超逸之情怀，进行着人生的一次次选择……

　　让我们带着敬意，听一听其博大丰富的心灵，是如何的言说自我--

　　一、快乐地追寻梦想

　　范：王老师，96年时，您已经是美国贝尔传讯研究所的软件工程师，在这样一个世界一流的企业里，拿着近6万美金的年薪，再干几年，以您之能力，工资涨到8万、10万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您尽可以在美国这样一个许多人都向往的发达社会里，过着中产阶级那种稳定而舒适的生活，又为何选择了回到国内在新东方重新创业呢？当时促使你回来的原因是什么？

　　王：从大的方面来说，在美国我一共生活了七年，七年当中我从打工开始、接着读书做学生，然后进入美国很好的IT公司做工程师，这个过程，我体验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带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生存所展示出的经历。这种经历如果有共通性、代表性的话，我想如果把我的经验展示给中国学生，使他们到美国社会后不走弯路，这种做法肯定会有价值的。因为我并不是一个极为优秀的天才人物，但是我却能够在美国这样一个充满竞争压力的社会里一步步走过来，从一个在异域打工的学生到一个世界一流传讯研究所里的工程师，我认为自己的这种奋斗和打工的经历确实是有说服力的，经验也比较宝贵。那么，随着中国的逐步开放，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把我的这些经验和大家分享，告诉大家，如何在那样的一个社会里不断的寻找能够融入其中获得成功的契合点，如何作好自己人生的设计，进行有效的选择或者放弃，这是我能够做而且也应该做的。

　　另外，在美国呆久了以后，内心深处的自己似乎总有一种欲望和冲动，希望自己能够做老板，去做自己擅长做并且能够做的事业。所谓做老板并不是一个权利层次的选择,而是意味着你能够在真正吃苦的基础上实现你的梦想。所以在后来95年的时候，俞敏洪正好去找我谈新东方的扩展之计。由于我在出国前就已经在北大教过六年书，在美国又生活多年，对于英语语言和文化非常熟悉，而从底层到公司的经历又给了我一种人生的体悟，这些和新东方这样一个以励志为核心的民办教育企业的实际都非常契合，所以我认为自己回国是可以启动事业、实现自我的。换句话说，新东方当时提供给我的平台可以让我的生存手段和理想合二为一。因为教书一直是我的爱好，同时我认为自己各方面的条件加起来也足够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教育者。

　　范：回来以后创业的感受如何，是不是符合当初的设想呢？

　　王：对于回来以后的情况，我从心理上准备得比较充分。虽然我在美国已经获得了比较安稳的中产阶级的生活，但回到一个重新创业的地方--不管新东方这个平台发展得成熟与否，我的确是抱着"从零做起"的心态来做事的。所以在新东方开始启动事业时，我的心情一直很快乐。因为我以前在北京呆过，所以虽然回来后也遇到了诸如较为落后的物质状况、不太健全的法制、复杂的办事程序甚至是阻力、糟糕的交通状况等问题，因为心理上有所准备，所以并未感觉到强烈的不适，回来后也很自然地骑了二年的自行车，直到自行车全部丢完；也习惯了日常上课生活的烦琐和辛苦，课上花两个小时，路上来回花三个小时等等……

　　我认为一个人做事业要想成功，不是光有一个泛泛的想法就行了，而是要找到一个比较准比较细致的切入点。我回来后，由于其他的教学领域已经被别人做起来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陌生的，当时在新东方还没有他人启动的领域，试着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没有启动的东西从小做大，所以我就以口语教学为切入点开始慢慢地做了。口语培训部从最初的一张办公桌、十名学生开始，到99年，我们已经有一万个学生，到了现在，已经有十万个的学生，这个过程变化是非常大的。我在新东方启动了很多部门，比如说启动IT教育、和俞老师共同开办实用英语学院、把江博引进来开办新概念英语，包括现在速成、听说这些都是按照我的课程来延续的。所以在新东方，从事业角度而言，我真的是经历了一个将其从小做大的成长过程。

　　二、坚持公正与尊重个性--我们的企业精神

　　范：作为集团重要而优秀的领导人，能不能谈谈您对于新东方精神的理解？

　　王：在二个月前的产业管理会议上，当时我作为董事长，曾经谈到过我对新东方精神的理解。我说新东方一定要营造一种通体透明的文化，这种通体透明的文化需要有两个东西来支撑，一个是做人，一个是做事。做人一定要浅，要浅得透明、浅得正直，浅得公正；做事一定要深，"深"就是要将事情做得精彩、精致、精到，做成精品。我们经常说中国人之间的内耗超过了做事的本身，就是因为人际之间交往的成本代价过高，这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来说是很危险的。如果我们把80%的精力用来做事，把20%的精力花在人际关系上，和我们用80%的精力用于做人或者搞人际关系，花20%的精力去做事的话，这两个企业呈现出来的面貌肯定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在新东方精神中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在制度化本身之上"，这是任何一个企业都要经历的。从企业的层面来说，首先要有制度化的东西，从人文的层面来说，要给大家营造出一种宽松的氛围，鼓励并尊重个性的存在，这是我们谈的新东方精神的核心。

　　我在日常的管理中，一直存在这样一种思想，即制度是第一要领，因为没有制度的企业是无法管理的，但是在制度之外，我们还应该呼唤个性--只要是不破坏我们的制度，我们应该允许、尊重并鼓励个性的存在。在我看来，一个人做人的成功有两个因素，一是要具备真才实学；二是拥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我承认，在一个社会、一个企业里，个性要有所收敛，但是自己骨子里的个性应该坚持。我认为一个有个性的人一定有其独特性所在，而有独特性就一定有创造性，有了创造性才会有价值，人就是这样一种奇特的动物。我们的社会正在往现代化走。对于新东方来说，我们要想留下真正的人才，就必须有一个文化的胸怀，有了这种胸怀，我们才能容纳或者是吸纳各种各样的人才，如果我们总是坚持"制度就是一切"，那么最后我们肯定难以留下真正有才华的人。

　　我在平时的管理中，一直主张的一个理念就是"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我本人首先是坚持原则不带头破坏制度的。在我底下，不管这个人跟我亲疏远近，一旦有人违反制度，我会一视同仁进行处理。我认为只有这样我们的制度才有意义可言，而制度只有真正得到贯彻，我们的企业才有真正的稳定可言。对于管理者来说，如果没有勇气坚持公正和原则，那么即使是再好的制度，也会大打折扣，直到最后陷入崩溃。所以新东方文化要真正坚固起来，每一个高层领导人给员工的第一印象首先应该是公正才行。当然，"公正"不一定是对你好，

　　而是在事情的处理上，用同一标准来对员工进行考核和付酬。

　　西方关于职业经理人的论述中，有两句话我非常欣赏，说一个好的经理，他应该敢于对自己的员工这样说："I love you ,but I have to fire you. (我喜欢你，但是我必须让你走人)"。"I hate you, but I have to keep you . (我讨厌你，但是我必须留下你)"我平时经常在想，如果我们每个管理人员都敢跟员工说这样的话，我们的管理肯定会通透得多。如果我们的管理者非常注重下属的能力，员工才可能将自己85%的精力放在完成事情的本身，就不会担忧因为我这一句话，因为我跟领导顶撞一下，我明天的饭碗就没有了，那我还是算了，我降低自己的工作标准吧。这样下去的结果，肯定会有一些无心做事的人总琢磨着如何通过一些小技巧、小手腕获得领导的赏识，这样下去，新东方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庸俗的。我从不会因为一个人跟我吵和闹就让他走的，但是当我发现这个人有问题，即使平常不跟我吵闹，我也会让他走。

　　所以，在用人时，将能力和才华作为首选人才的标准，而不是以自己感情的好恶来进行取舍，这才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应该具备的心态。它同时应该成为我们新东方精神的一个体现。我们只有具备了这样一种文化胸怀，我们的企业才能真正充满生机和活力，从而也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

　　范：说到尊重个性，一个人个性保留的前提是拥有自己精神上的自由或者是拥有自己的个人空间。听说您对于自己的个人空间非常在意，无论是心理还是个人情感，都是"小心而严格屏蔽的"，那么，在这里，从企业管理的角度，能不能谈谈您对于个人空间的看法？

　　王：我认为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之所以能够被称为"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就是他能够拥有自己的个人空间。那么对于新东方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群居的一个企业而言，从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的角度来说，怎么样允许并且尊重个人空间的存在，并且不遗余力帮助个人拥有自己的个人空间，实际上是尊重人才，尊重个性，尊重生活方式，尊重独特思想，也是尊重才华的一个具体表现。我觉得中国有很多民营企业都存在这么一种东西，好像特别喜欢对员工进行统一和整一，像当年秦始皇统一中国那样来让他们的个性达到出奇的一致。这样统一的结果可能是便于他们的管理了，但是扼杀人的个性的结果是同时也扼杀了他们的创造力。而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他失去了创造力也就失去了竞争力，因为创造力就是一切，有了创造力，没有市场你可以开拓市场，不仅如此，有了创造力，你还可以挤进别人已有的市场，甚至在别人跟你竞争的时候，你尽可以采取不同的措施来击败对方。反之，如果一个企业缺乏创造力的话，它只能笃守市场直到最后逐渐丧失市场。

　　所以，对于新东方来说，怎么样在统一制度的大前提下，尊重私人空间、尊重个性的张扬，这是新东方走向现代化企业的过程中吸引人才的重要砝码。如果我们的每个新东方人，从扫地的员工到高层管理人员，都能够在遵守企业制度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特个性，这就构成了积极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是新东方弥足珍贵的财富。如果新东方追求千篇一律的话，新东方就不成其为新东方。新东方老师之所以受学生欢迎，正是因为我们老师迥然有别、异彩纷呈的授课风格，如果都是王强，都是俞敏洪，都是胡敏，我想新东方就不一定如此受欢迎了。

　　范：所以我们应该非常重视每个人的个人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个人空间，他的身心一定是不健康的。不仅如此，他还会把自身的这种不健康的因素传给他的周围，比如在和同事接触时，会造成一定的张力，张力的结果是让别人也感到不快活，这种东西恶性传播的结果，势必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氛围。其实，真正要达到您刚才所说的几个"尊重"，个人空间的保留首先应该是前提。说到这里，在您平时的管理工作中，您肯定也是极力倡导这一理念的。除此之外，对于我们的新东方文化，您是不是还有一些要求或者期待？

　　王：西方人关于教育的追求有三个目标，这三个目标都可以用大写的H来题写。我觉得这三个目标可以作为我对新东方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的要求和期待。

　　第一个H(Happy)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追求幸福。新东方的事业也是这样。对于每个人来说，不管你得到多少报酬，你的职位有多么权威，如果你所从事的东西对你来说不是快乐的，那么这件事情对你就没有多大意义。无论是做教育还是求职本身莫不如此。新东方要努力做的，就是要竭力为大家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使我们员工每一天都工作得非常开心，这应该成为我们企业文化首要追求的目标。

　　第二个H(Healthy)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力求自己精神和肉体的健康。一个人如果精神不健康的话，则势必要影响到他工作的表现和人际关系；如果他的身体不健康，那么即使有再好的梦想也缺乏实现的第一平台，所以对于我们企业来说，能不能在日常生活中关心大家的身心健康、能不能去关心员工各方面的需求，应该成为领导人的最高意识。因为对于置身在新东方平台上奉献的人来说，如果他们的健康没有得到保证，我们的企业就会失去继续发展的基础。健康保险只是以防万一，所以我们应把关心大家的健康融入我们平时的工作中，只有这样，新东方才会真正吸引人，这是第二个新东方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应该倡导的理念。

　　第三个H (Helpful)是说一个人应该力求成为对他人和社会有益的人，要力所能及的帮助别人。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企业来说，它要想吸引人，就必须展示其强大的团队意识和团队精神，不仅是对外展示的一种形象，还应该成为企业行为的内在精髓。

　　对于我们部门来说，如果内部协调不好，或者内部协调好了，但是部门和部门之间经常扯皮，不能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沟通，分校和分校之间也不能形成资源的相互利用，这样，即使我们把新东方的平台做大了，也是很要命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把新东方做大以后，我们作为企业家特别是作为教育家同时应该对社会承载起一种责任。那么，我们究竟采取何种方式来积极地反馈社会，这是提升我们企业形象的关键所在。

　　西方人关于教育的这三个追求，应该说就是我对新东方企业文化与精神的殷切期待。

　　范：对，西方人关于教育的三个追求的确应该成为我们新东方精神的一部分。因为对于新东方这样一个以教育为平台的特殊企业来说，如果它本身不能贯穿教育的最高理念的话，那么这个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说是失败的。对于一个教育家来说，"知"和"行"必须也应该是统一的。如果学生来到新东方，他们感受到的是一种振奋和鼓舞、一种自由和快乐，一种高效和活力，而置身于新东方内部的员工却感受不到作为新东方的学员在课堂上所体验的那种激动，即我们自身的管理并不能从实际上体现出我们竭力要传达给别人的那种东西，这样"知"与"行"分离的结果，势必有悖于我们教育的最高理念。所以我们的企业应该竭力营造出一种健康、快乐、通透的文化氛围，从而让每一个选择了新东方的人都无怨无悔于自己的选择，在努力工作的时候，也感受到一种身心舒展的快乐……

　　三、在生存与理想之间--人文知识分子的理性选择

　　范:在中国，大家一提到知识分子，似乎总是习惯于用"清贫而文弱"来形容，尤其是传统知识分子，多有"尚知不尚行"的弊病，清高的结果，是在生存现实的严酷和他们所竭力固守的精神自由之间，产生一种巨大的落差。他们一方面生活在精神和理想的云端里，强化着自己无以复加的神圣，一方面却不得不在现实的生存面前，承受着内心种种难以名状的失落、惶恐、无奈甚至是悲哀。然而对于您来说，在美国时，却能够"极其理性地把生存手段与理想分开"，比如为了生活，转学计算机，从而得以进入世界一流的贝尔传讯研究所做软件工程师，然后在工作之余读书和写作，以此来实现自己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

　　在此您可否解释一下您所说的用"拳头养精神"的心理渊源，它和您所受的美国文化与价值观有没有关系？

　　王：我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说--不管我们是带着知识分子的头衔，还是带着一个做企业人的头衔，不管你是教授，还是大街上拾破烂的，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以平常心来对待，因为在"做人"的层面上我们是没有区别的。什么叫"做人的层面"？在生存面前，无论你是谁，平常在做些什么，拥有什么样的梦想--只要是人，你都首先必须要活下来，生存面前人人平等。有了这种心态，你在生活中的选择就会变得比较理性而平和了。比如你是一个教授，你说自己不能刷盘子，不是因为你没有刷盘子的技能，而是我们主观上的价值判断让我们认为不能去刷，因为教授是做学问的，不是刷盘子的。但是设想一下，假如你现在需要一点钱，就在今天下午需要一点钱，你又没有别的办法筹集到，而只有刷盘子的工作在等待着你，你可以挣到这笔钱，通过它，你可以实现你的欲望或者梦想的话，你是不是要丢掉知识分子的架子去赚那一份钱？这时，我们就应该把自己放到人的场域和层次来判断，这是第一个层次；等到解决了生存问题，我们才有资格进行第二个层次的判断，如果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你可以在知识分子的价值领域里做出判断。

　　这两个层次的东西是绝对不能混淆的，如果混淆的话你会活得很痛苦。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真的拥有梦想，这个梦想决不会因为他日常所从事职业的不同而丢失，如果一个人的梦想因为没有实现的平台就丢失或者是放弃了，这个梦想就不是他真正的梦想。如果你真正拥有一个梦想，即使现实中从来没有实现它的平台，它在你的心里还是永远活着，因为你总在寻找这个机会。

　　范：当您在美国贝尔的软件流水线上心平气和地工作时,国内当时正进行着一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文精神的探索和讨论.由于我们中国社会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所以人们的价值观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一时间,那些"口袋里满满的、脑袋里空空的"的"大款"成了九十年代人们仰慕和崇尚的主流群体，当年颇为流行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等说法，就反映了人们价值观的变化。于是，曾经占据七十年代主流的知识分子和八十年代主流的文人作家们，面对形形色色的观念，开始感到极度的困惑，他们一方面竭力地抗拒着所谓的"世俗"，一方面却又被金钱散发出的诱人的光芒刺激得神魂颠倒。人文精神的提出正放映了他们面临社会转型时的精神困惑.当时关于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文精神,存在很多观点,但多数人理解的"人文精神"都是指的人对自身命运的理解和把握,在当代则主要体现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和思维的状态.在我看来，您的观点正好解答了人文知识分子在现实面前所应该采取的态度。那就是：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一个人，一个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才是人生最重要的，我们只有先吃饱肚子，然后才可能进行精神的追求。

　　王：这其实也是马克思物质决定意识的最基本规律。也可以说是马斯洛关于人的需求理论的一部分。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里，一个知识分子，无论是学者还是作家，你可以自命清高，但是你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一个再神圣的人，离开物质基础，他的精神追求也是软弱无力的，因为一个健康的脾胃对你肉体提出的抗议，比任何的示威都厉害得多。所以，在我看来，"人文精神"，它应该是一种追求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理性态度，比如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人与人的平等，社会和谐和进步，人与自然的统一等……因为追求生存和追求理想并不矛盾。

　　范：具体到"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自由"，我听说您原来的梦想是要成为北大的教授，作为一个书斋学者，而事实上后来您却到了美国，从刷盘子、洗碗干起，然后读了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到了贝尔传讯，又从美国回来，从事新东方的教育，似乎并没有实现您的初衷，您怎么看待这种理想和现实的矛盾？

　　王：表面上看，我离开北大到美国，后来再回到新东方，好象并没有实现自己最初设想的书斋学者的理想。其实我丢失的只是一个24小时坐在书斋里的姿态。虽然从外面看来，我没有在书斋里坐着，但是我读书，而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书斋真正的功能是用来读书的。我到现在为止，不仅没有丢掉过这个兴趣，反而兴趣是越来越浓，包括现在我每天有这么多的事务缠身，我依然没有丢掉这个习惯，每天睡前半个小时的阅读已成了雷打不动的习惯。我追求的不是学者的姿态，而是以一个爱书人的姿态来接受和实现自己的梦想。

　　范：这应该是我们面对理想时所应采取的理性态度了。

　　王：因为我们是社会人。社会人和个体人的区别在于，对于个体人而言，如果我们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从理论上我们是不需要考虑任何条条框框就可以去实现的。但是我们的悖论在于，我们是社会的人，社会的人就不仅要符合法律和道德的要求，还要遵从社会现实的需要。比如你找工作，其实是这个工作需要你，而不是你需要这个工作的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它虽然不是你最理想的东西，但是你必须找到这个工作，接受它的雇佣。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生存手段和理想往往是分开的。能够将二者合二为一的只是一些极少数的幸运者，比如那些藏书的人，如果他爸给了他一大笔遗产，他因此成了百万富翁，不用自食其力就能通过继承来延续自己的梦想，这种情况是凤毛麟角的。多数情况下，真正的爱书人可能是那些站在机床前，一天挣八块钱，却要花上七块钱买书的人；如果这人是百万富翁，出手花十万块钱买书眼都不眨的话，也未必就说明他就是一个爱书的人，因为这些"书"不是他用自己的生命过程来实现和交换的东西，显然也不是他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当一个人在生存手段和理想分开的情况下，还能够坚持理想，这个理想就是真实的理想，这个人也是可敬、可畏、可怕的人。如果不能将二者分开的话，说因为我要用8小时来洗碗，我就没时间读书了，这个借口我认为是永远不存在的，这完全是一个心理的借口，是一个价值判断的借口。当我工作14个小时的时候，我还要告诉自己必须再读3个小时的书，这才是你真正坚持了你的梦想。所以我当时在美国时真是想通了这种东西，正因如此，我才能够很平和地把生存手段和理想理性地转换和区分。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存手段和理想是分开着的。能够将二者完美结合的人毕竟是少数。

　　范：您的话其实已不仅仅适用于人文知识分子，而是我们处于现实社会的每个人都应采取的理性态度了。但是不管怎样，这种把生存手段和理想分开的做法，虽然很理性，却又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从我们的内心来说，我们并不希望这样，我们要鼓励这种做法吗？

　　王：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的把生存手段和理想分开的话，我们的人生会失去很多宝贵的时间。因为我们总是在等待机会，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比如说一些狂热寻梦的年轻人，他们对待理想的态度就极不理性，就是宁可不生活，也决不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为了当演员，就什么也不干地天天守在北影厂的门口，住着父母掏钱租的房子，等待有一天被哪个导演发现。其实这样的风险是很大的。因为你并不知道机会什么时候会来临。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因噎废食。所以正确的态度是，你先把自己已有的工作做好，即使那不是你最理想的工作。在8小时之内，把你的最大能力发挥出来，这样才能对得起你的职业、你的良知，也对得起你作为社会人的基本要求。然后干完活，你再按照自己的意愿，按照你理想的状态去生活，这样你才会感觉到有意思。

　　范：达到这种层次的人太少了。多数人面对理想与现实，都会感到一种精神上的水土不服的，不仅是对于自己所从事的非理想职业的厌倦，还有一个就是周围人的价值取向对于自己的影响，比如"教授卖起茶叶蛋"现象，那时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失落，人们一度还有"理想丧失、道德滑坡"的说法。同时，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似乎都存在这么一种心理的痼疾，对于一个人本能的判断，不是你本身怎么样，而是一种功利的价值取向，同样一个人，比如你在国家部委，你因此而拥有权利，同样一个人，你被免了职境遇就会大不一样，"穷居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诸如此类的这种人心的势利和世态人情也一定程度上使得我们的选择不可能很纯粹。

　　王：所以一个人要想做事的话，就必须轻装上阵，将这些东西全部摒弃，你只需对自己的良知和尊严来负责，只要你所做的事情没有损坏你做人的尊严和良知，你作为一个社会人就是合格的。在这种前提下，你做任何事情都应该是无可挑剔的。而且你越是勇于去做，你才越发感到轻松。从而获得你真正的幸福。而我们要想获得真正的幸福，一个首要的前提就是不去按别人的眼光做事。比如我作为教授，我去卖茶叶蛋，你觉得不行，认为我大材小用，认为我有失身份，可是我感到很幸福很快乐，我没有必要按照你为我制定的生活方式去生活。现代人尤其应该如此。

　　另外，随着现代法律和一系列制度的产生，越来越多模式化的东西被强加在人类原本非常多样的生活中。因此，在我们工作的八小时之内，我们往往要受到模式化的影响，在公司里工作，我们就必须遵守公司的章程，必须遵守时间，并且按照程序来做事。可是如果我们在8小时之外还这样生活的话，我们就会丧失人之为人的活力，我们的幸福也无从谈起，因为一个模式化的东西是不幸福的，你天天吃龙虾，你是不幸的，你今天吃龙虾，明天吃棒子面，你会觉得龙虾更香，棒子面也更香。所以我们应该在8小时之外，按照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来生活，这样我们才会真正获得我们的幸福，而这和我刚才谈的怎么样把理性的生存手段与理想分开是不谋而合的。

　　范：您的这种观点有没有受到美国文化和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

　　王：这是我在美国得到的最具有肯定意义的一个价值观。就是说，一个人不要在乎别人看你是什么样的。更不要在乎按照你以前的职业标准来说这个东西是低了还是高了。你只看事情本身是不是能够做好，在你做好之后是不是能够获得你所期待的回报，你是不是可以用这些回报来实现你的梦想。按照这种思维来考虑问题，你的心态就会变得平和多了。

　　范：但是如果把生存手段和理想结合在一块不是更好吗？

　　王：但这只是非常理想的状态，理想到几乎很难寻觅。也有人很幸运，脑子比较聪明，，学习成绩优异，机会也很好，于是就顺利到了国外留学、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又到了哈佛当教授，但这样的人是极少的。

　　范：所以对待现实和理想，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接受现实，一方面还要积极的朝着理想迈进。

　　王：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事物，如果过多的抱怨社会和他人，你这个人有再好的平台也没有用。因为如果不顾现实中的客观条件而将二者硬性分开的话，你既无法生存，又无法实现理想。

　　范：这不失为一种智慧的选择。您让我想起以前读过的一本书，其中有一观点说，"智者随遇而安"，当然那是站在一个比较宽泛的人生的角度来说的，说一个真正的智者，他们深明"人生乃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祸福相依等交纵而成，有浮有沉"，故智者"只是随遇而安，不徐不疾，不烦不躁。得不足喜，失不足忧"，在我看来，这种"随遇而安"，其实正是我们在面对现实的无奈和无常时所采取的一种现实而又达观的态度，面对现实，懂得适时的退让与顺应，同时又巧妙的坚持。

　　王：其实一个人在达到一定的境界时，外界的环境是很难改变他的心态的。比如说我读书，读到一定境界时，内心会有很多力量，正因为这种心灵的富有，我就不会感到自己内心的寂寞，在美国贝尔，我正是这样用这样的方法来实现自己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自由的。

　　范：我想如果当代和古代的知识分子，都能象您这样理性地对待现实与理想，就不会有那么多感到自己"怀才不遇"而气郁难平、牢骚满腹的失意者了。

　　王：是的，如果陶渊明来参与了我们今天的讨论，他就不会一方面"不为五斗米折腰"，一方面在回家归田之后四处讨饭了。苏东坡也不会因此而放逐海南……

　　四、读书，在一个清净的角落

　　范：刚才您提到了自己读书时的感受，说读书可以带给您一种心灵的富足，在此能不能做一些更为具体的阐述，您如何评价读书活动？

　　王：从终极目的上来说，读书是建造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的过程。人读书越多，越不会被外在的环境所困扰，越不会被寂寞孤独这样可怖的东西所折服，因为书籍在人的心灵里建造了一个完全独立于外界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栖居着许多令人神往的古今中外丰富而伟大的灵魂。当一个人的心灵完全拥有这样一个王国的时候，他的承受能力会增大许多，他可以不需要任何外力来支撑他的生命，所以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I read, therefore I am!(我读，故我在！)

　　范：作为一个喜欢读书的"书痴"，能不能谈谈您对于读书的看法？

　　王:在我看来，读书和吃饭一样,不可偏食,要讲求一个平衡,精神的脾胃才能健康,所以,无论是文学、历史、诗乐、哲学，还是宗教、神学、科学读物，在我们的日常阅读中都应该广泛涉猎，有选择和重点的进行吸收，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达到阅读的目的，这样阅读的效果，才会让我们精神的林木不至于因营养匮乏而枯萎或变形，我称这样的读书方式为"饮食平衡法读书"，当然这只是"读书人"的读书，专家学者则另当别论。

　　我有一个座右铭叫"读书只读一流的书"。我平时比较喜欢读两种书,它们可以说是现有书籍的两个极至，一种是积累沉淀了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的中文古籍,一种是蕴涵了西方文明与思想的西籍。在我看来,真正值得我投入时间和精力的书也就是这两类.我认为读书要读一流的书,做人要做一流的人。

　　范：作为一个把自己定位于"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您生命的主干无疑应该属于文化，事实正是如此，如果说读书对于您来说是接受文化，那么您的教学活动其实是在传递文化，确切一点说是传递一种世界文明和文化。对于目前来说，您可谓肩负着教学和管理的多重身份，那么，当您在闲暇时分，默默地省察自己的内心，您感觉自己更喜欢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或者是人生情态？

　　王：作为读书人，我最大的爱好其实依然是读书，在一个清净而又方便的角落里，让自己自由自在的读书，读书真的可以使一个人的心灵得到一种清凉的慰贴。比如说读神学著作，我们因而得以理解一些超越人性的东西，从而让自己的内心达到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像"上帝"那样，反观宇宙，俯瞰我们的芸芸众生，去理解人世间的种种"不可知"，从而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我们人类的渺小，也让自己发自内心得日渐谦卑和宽容起来。

　　范：都说人到四十而不惑，站在四十岁的年龄上看自己，想清楚了什么问题？

　　王：一个人到了四十岁，是需要问问自己生活质量问题的时候了，看看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具体到我的这个现在，则更让自己活得更为纯粹一点，尽量过得快乐一点，轻轻一点，能够追求一些自己事业之外的梦想，这应该说是我的一个夙愿。

　　在我的其中一张藏书票上，有一行用英文写就的文字："多读，更要多想，但是少说"，我至今印象深刻，所以到了自己四十不惑的年龄，我很想追求一种这样的境界，在阅读和思考方面投入更多一些精力，尽量少说一点，当然在有必要说的时候还是要说，同时，让自己真正的沉潜下来，多写一些有灵性和趣味的东西。

　　范：您现在很快乐吗？

　　王：我现在不一定很快乐，但是自己至少进行了快乐的选择，尽管依然可能面临烦恼，但是我会要求自己从今以后快乐的生活，做什么事情都找自己最喜欢做也擅长做的，以便能够高质量的做出来，这样做事就不会有太大的负担，同时对个人或社会也应该是一种有益的选择吧。

　　范：您将来的愿望是什么？

　　王：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真正从事一些文化方面的建设，把西方一些比较系统的优秀书目引荐到中国市场。比如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西方的一些真正有思想有分量的学术著作等等。新东方目前在文化方面的建设还很薄弱，如果我能够在这些方面发挥一点自己的力量，我也许会感到一种作为创业者的欣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