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强《新东方英语》采访

　　“在北大读书时，我有一次进入书库，看见一套线装的《古今图书集成》竟然摆了整整一堵墙，我站在那里良久说不出话来，第一次领悟了肃然起敬这四个字。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

　　王强：我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

　　文/张末

　　王强40岁了，正值一个狐狸般聪明的年龄。之所以使用“聪明”这个词语，是因为这个人身上具备了来源于某种文化修养上的傲慢风度。正如他执意说自己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在意的是这个体面、儒雅的称谓。跟许多习惯了与记者打交道的人物一样，他宁愿避实就虚，绕过对手提出的问题，迂回地做出朴素而简短的回答；而当他遇到可以畅所欲言的问题时，“人文知识分子”的他又会毫不吝啬表现出智慧与幽默的一面。

　　他近乎保守地回忆了少年时代与大学生活。内蒙古包头市是他的故乡。由于出身铁路系统的缘故，他得以在少年时代爬上那些慢得难以置信的火车，一路呼啸尖叫，过早体验了野性。中学时代，他“有幸”遇上了一批从大学里下放的“右派”。这些满腹经纶、经历坎坷的知识分子在课堂上激情四射，犹如失去士兵的将军重返战场，彻底地征服了这个无知少年，甚至指挥了他的信念。他开始美好地梦想着将来成为一名两袖清风、风度潇洒，学识过人的教师。这个理想在他1980年考上北京大学后如愿以偿。1984年从英语系毕业，他顺利留校，成为英语系助教。两年后升为讲师。

　　“一个人如果能很清楚地预见自己未来的话，那将是件可怕的事情。”他曾不止一次这样告诫他的学生们。他一度为自己是一位优秀的教师而痛苦而兴奋。但是，他没有预见到自己会在1990年突然去美国读书，并且是放弃了浸淫日久的人文学科背景，改学计算机硕士专业，然后进入大名鼎鼎的美国“贝尔传讯研究所”当起一名软件工程师，从此过上尽管有些庸俗却十分富足的中产生活。他承认，为了生存，一度中断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同样，他也没有预见到自己会在6年之后接受昔日北大同学俞敏洪的游说与蛊惑回到北京，在中关村二小旁边一所十几平米的违章建筑里开始“新东方”的创业，“终日和俞敏洪面对面坐着，相看两不厌！”他更没有预见到有朝一日他会踌躇满志地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英语学习方法--“美语思维口语学习法”。

　　下面是采访记。

　　张：王老师，您如何将自己定位于一个人文知识分子？

　　王：与上学时相比，留校后的生活变得平淡了，主要是做学问、读书。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去图书馆。北大藏书非常多，当时就有上百万册。这是我对于自己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最初定位。这种定位，从静态的角度来说，使我获得了大量的知识；从动态的角度说，由于这种大量的阅读，以及把从阅读中积攒的知识与信息用于课堂，使我逐渐培养了一套自己的思维方式。作为一个教师，我的语言功底、逻辑思维能力都是在那时形成的。当然，遗憾的是，书斋的生活总是和社会比较脱离的。与社会进行周旋，这是我所欠缺的。恰恰因为这样，我现在比较单纯，也很快乐。

　　张：但是1990年，您中断了这种人文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王：当有一天我发现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平台突然没了，那种搞学术的氛围消失了，我选择了离开。

　　张：您如何完成这种突然失衡后的心态调整？

　　王：由于我去了一个更加发达的国家，我的憧憬超过了悲伤，这是事实。但另一方面，生存的残酷紧迫感又超过了我踌躇满志的憧憬。到了美国这块土地，我深深分析了自己的前途、能力、现实以及未来，最后作出了决定---中断人文学者的梦想，做一个靠技术吃饭的人……但是，我只说“中断”，没说“断送”，因为在我骨子深处，我知道迟早有一天，人文学者的梦想还会像喷泉一样涌出来。那时候，我一方面在计算机房里编程序，另一方面，一旦脑子卡壳，我就会去新旧书店买回一些人文方面的书来读，以获得灵感。买书，是我到美国后一直没有中断的惟一激情，我在美国的书大概有一吨。

　　张：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这种转变？

　　王：人生每一次转变都是和自己的个性相互影响的过程，犹如教和学。一个人的个性实际上不是一成不变的，尽管本性难移。当生活中的危机、一些重要的机会逼使你改的时候，你的个性也不得不在现实面前调整，并且要很好地调整以保证你不栽跟头。我觉得个性、命运、选择是交互在一起的，有时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我说不清楚，但很有意思……我找到的一个心理平衡关键点在于，人一定要把自己细分，一定要把自己在不同的时刻放在不同的生活层面上才能体现出作为人的不同的价值。比如你这个人老以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你就在非知识的范围内很难找到平衡，老得不到满足，从而丧失面对生活的激情和勇气。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会不断地在心灵的宇宙和物理的宇宙中给自己寻找最适合的位置。作为社会的人，你要完成社会生存的最基本要求。我想通了，那就是丢掉一切尊严，或者不叫尊严，叫虚荣更妥帖，因为人本身就是最大的尊严。那么，丢掉自己的虚荣，把自己定位成一个首先要生活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手段能让你生存，它就是正当的、光荣的；然后，在这个层次上，你要想延续什么精神的梦想，那是另外一回事。

　　张：1994年您进入“贝尔传讯研究所”的工作收获是什么？

　　王：我以一个软件工程师身份进入“贝尔传讯研究所”工作，最大的收获是让我从科学思维上得到了完整、系统的训练。科学思维模式区别于以前我从事人文工作的那种思维模式。还有一点，是我对时间观的领悟。我觉得美国人对于时间有着一种很奇特的崇拜。我们东方文化把时间想象成一种循环，对时间的流逝并不在意，以为它是周而复始的；而西方人的时间观是线性的，时间流逝一去不复返，时间是个人性的，所以西方人很珍惜时间。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对生命的意识，对人生中的“截止日”(deadline)——“生死线”，最后的不可逾越的线——想得不太清楚的话，那么，他一定不懂得珍惜时间，不懂得这条线在人的一生中意味着什么，也就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生命。

　　张：那么1996年您回国参与“新东方”的创业意味着什么呢？

　　王：1995年底老俞来美国，谈到他在北京办学校，普及托福，叫“新东方”。当时我没在意，后来我带他去普林斯顿大学校园里转，中国同学都认识他，叫他“俞老师”。他在大学时可不怎么出名，现在知名度怎么这么大？我觉得知名度背后反映了一个人在社会中人生实现的满足感，虽然它有虚荣的成分……当然，一点虚荣也没有，人就不大可爱了。但是虚荣要有扎实的东西来支撑，否则就变成了“名利场”。虚荣的人可能更思进取。虚荣用得好的话，就会转化为光荣，对不对？我在艰难地思考到底回不回来。我忽然意识到了我在美国没有属于自己的事业感。我在那里只是工作，只是干活，只是挣钱。我再有才华，只是在为老板、为某个机构服务。

　　张：好了，我们接下来说说语言吧。众所周知，您是一位出色的语言专家，您怎样看待语言？

　　王：语言是人的生存的本来状态。人是语言动物，创造着语言，也被语言创造着。学习一种语言实际上是掌握一个看世界的角度。语言是人与世界之间最珍贵的一个脐带。

　　张：我看过一篇小说，一个俄罗斯官员习惯了坐车，多年以后，当有一天他下了车，却不会走路了。我的意思是说，某些外语系的学生英语说得比汉语好，汉语欧化，母语处于退化地位……

　　王：我提醒大家不要担心中国人的汉语水准。我有一个理论，就是他英语学得再好，遗忘的只可能是英语，而不是母语汉语。母语是与生俱来的，关键在于当他使用母语所产生出的文本是不是可读。

　　张：您的“美语思维口语学习法”……

　　王：学语言是获得一种思维方式的非常有效的途径，如果它不是惟一的话。任何一个学语言的学生如果不能获得使用这种语言人的思维模式的话，这个工具对他来说是异已的，是不属于他的。英语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文本英语，杂志、电影、广播都是。这一英语外在于你，这是最初步的。如果中国同学按以前的学习方法把全部的精力都用来攻文本英语的话，你攻下来再多的东西都是别人的，不是你自己的，你顶多是一个储存器而已。尽管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没错，你顶多会“吟”而已，但我不相信你能“写”成个李白、杜甫。第二个层次，我称之为思维中的英语，也就是说，既然它是工具，你要使用，在使用之前，你一定要思考，我要来干什么，怎么使用，怎样表达，会产生什么效果。你要在脑子里构思。这一过程对于母语使用者来说实际上已被习惯所替代从而被忽略，但对于我们而言，如果细细拆解开来，它是存在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思维反应训练，也就是模仿练习，熟悉创造，也就是熟能生巧，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如果不从思维方式角度组织你的思想，并且让具有这种思维方式的人完全理解你的表达，那么，你的外语将永远是“外”语，成为不了驯服地为你表达服务的工具。第三个层次的英语我称之为行动中的英语，即实际表达出来的英语，这又牵涉到修辞、语气、语调等是否符合对方的思维方式。只有这三个层次的英语立体地结合在一起，并且相互声援，相互渗透，才可见到你英语的真正水准。

　　张：请问中国学生学英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王：难以沉下心来，急功近利——这是中国人学英语的“癌症”。

　　张：尽管您不愿意预见未来，但我在结束采访之前还是希望知道您下一步的打算。

　　王：读书、写作。

　　张：为什么？

　　王：在北大读书时，我有一次进入书库，看见一套线装的《古今图书集成》竟然摆了整整一堵墙，我站在那里良久说不出话来，第一次领悟了肃然起敬这四个字。多年来我一直耿耿于怀，直到前不久才获得了这套书的新版本。下一步，我希望改变述而不作的局面，集中精力潜下心来阅读在国外买到已久的五十卷本的英文版《哈佛经典》。我期望在我五、六十岁时还能充满着激情站在讲台上，像吴宓当年给清华学生讲“文学与人生”那样给我的学生们讲“文学与西方人”。

　　王强：1962年生于内蒙古包头市

　　美语思维口语学习法创始人

　　北京新东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北京大学英语系文学学士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计算机系科学硕士

　　曾任北京大学英语系讲师，美国“贝尔传讯研究所”软件工程师

　　著名英语口语、基础英语、高级口译专家

　　著有：《书之爱》一书，译著论文多篇。

　　主持：北京电视台《留学ABC》栏目中“From word to the world”英语学习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