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外文局 凌原

　　2004年2月到9月， 我作为外研社翻译班子的成员，参加了《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一书的翻译工作。这本38万字的鸿篇巨制，堪称我国近十年来教育改革发展成就和有关方针政策的百科全书；而这些方针政策的制订和成就的取得，无不包含了在此期间主管全国教育工作的李岚清同志的智慧和心血。全书运用了大量数据和文献资料；中外历史、名人趣事、天文地理、成语掌故、古典诗歌、音乐绘画等等，无所不及，内容极为丰富，凸现作者广博的知识和高瞻远瞩的领袖风范。对本书翻译工作者而言，是一个极具挑战意义的锻炼机会。这本书能够在短短七个月内顺利出版，归功于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认真指导和精心组织。我在这儿谨代表各位翻译同事向各方面的领导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书翻译工作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李岚清同志的亲切关怀。他曾于4月22日在钓鱼台，6月23日在中南海接见翻译班子的成员，对翻译工作提出指导性的意见。起初，译者们对这样一本政策性思想性都很强，但以访谈录形式出现的作品，究竟用何种语言风格来翻译，心中没有把握，出现过不协调的现象。岚清同志及时统一了大家的思路，明确提出口语化的翻译风格。为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他提出不少建议，比如简化或灵活处理国内惯用的一些政治术语和提法，缩短句子长度，提高可读性等。

　　翻译《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国人习以为常的一些内容，如果机械地原封不动地照搬照译，会给外国读者造成阅读障碍。因此，需要在英语的语言文化环境中对原文加以审视，进行适当的编辑加工。岚清同志与我们共同分析了外文版的特殊性，确定编辑的原则，鼓励我们大胆工作。他帮助我们做了必要的删节，并亲自改写有关章节，使英文版更加突出教育改革发展的主题。岚清同志身处高位，却非常平易近人。每当我们就翻译过程遇到的具体历史事实、事例、提法提出商榷意见，他都能够认真虚心听取，给出非常明确的指示，这大大鼓舞了我们的信心，也减轻了工作的难度。

　　本书的翻译出版工作自始至终得到张新胜副部长等教育部领导，和陈乃芳校长等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领导无微不至的关怀。翻译班子组成情况和工作流程，均由他们审定。他们还随时督促工作进度，检查初稿质量。张副部长两次亲自主持由教育部有关部门的领导，专家参加的研讨会，就翻译原则，重点提法、疑难问题等等给予具体的指导。他还指派专人和我社有关部门保持联系，随时提供咨询，为我们排忧解难。

　　在大半个年头里，本书的翻译出版成为外研社工作的重中之重。社领导挂帅，制定了快速有效的工作流程，在翻译、核稿、编排、设计、校对的各个环节配备了优秀员工。五名同志悉心翻译，四名外国专家参加改稿，两位同志负责终审并随时上交样章供教育部领导审查。在九月份，我们对译文进一步修订后，合作出版单位培生集团派出四位编辑加以通读，我们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了最后的修改。进入出版阶段后，先后有十多位同志参与校对、核稿、清样工作。如此众多的海内外专家学者以精益求精的精神，协调一致地参与一本书稿的翻译、编辑，并在短短时间内交出成果，是近年来我国翻译出版界的一大盛事。

　　在《李岚清教育访谈录》的翻译过程中，各位同志对全书所有的引文和无数专用名称，疑难术语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证；仅西方科学家和古典音乐家的名字及其成就和作品名称的数目就达二百个以上，都一一找出原文。在遣词造句方面，我们尽量采用和变通欧美国家通用的词汇，使一些说法不致因为生编硬造而失去可读性可比性。对于那些植根于典型的中国政治文化环境的词句，则选择经过时代考验的固定译法，以和我国在外交，教育等领域的对外表达保持一致。对于有些约定俗成的译法，在充分尊重的同时，调动各位译者的智慧和经验，实事求是，大胆革新。所以，本书英文版包含了相当数量有关教育领域的翻译词语，有别于坊间的汉英字典和外宣译文的提法。我们希望这些词汇能引起国内翻译界同行们讨论。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感谢岚清同志和章新胜副部长，是他们率先垂范，给各位译者提供了创新的学术环境和气氛，使我们在工作中既保持高度的统一性又享有发挥特长、展现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

　　《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英文版就要在国内发行了，我们全体译者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检验。我们恳请诸位领导和专家就本书的翻译质量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在再版时加以修订，使本书更臻完美地呈献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