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熙

　　摘要：社会语言学在中国出现以来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1)初创阶段；(2)迅速发展阶段；(3)稳定深入发展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内容广泛、注重应用、紧扣时代。加强学科建设，积极开展语言关系、语言的变化和变异、语言规划等方面的研究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迫切任务。

　　20世纪60年代诞生的社会语言学80年代开始在中国起步。经过许多语言工作者的努力，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本文拟从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现状入手，对相关问题进行一些探讨[1]。

　　一

　　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起始问题学术界尚无统一的说法。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种：(1)陈原的小册子《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三联书店，1980)[2]；(2)陈原的《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83[3])；(3)1987年12月召开的首届社会语言学讨论会。三种说法各有道理。考虑到70年代末还有其他一些语言学家开始译介国外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我们这里把陈原(1980)的出版作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早期标志，因为这是我们看到的国内第一本书名中含有“社会语言学”而又以汉语为研究对象的著作。

　　中国社会语言学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的研究状况，已经有学者进行过总结，例如高一虹(1996)[4]、郭熙(1999)[5]、周庆生(2000)[6]等。上述文献中虽然各自的关注点有所不同，但都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描述。

　　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大体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

　　(一)初创阶段(1979-1987)：从自发到自觉

　　一般认为，中国的社会语言学是舶来品，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中国最早提出社会语言学的学者之一陈原则指出，社会语言学发源比较早。自古以来，中外语文学家都曾讨论过古语与今语、文语与口语、标准语与方言在社会功能上的差别。欧洲19世纪初的方言学家对于自己民族语言内部各种变体的调查，其实即是进行社会语言学的工作。事实上，社会语言学的诞生和有没有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是两回事。进行某一方面的研究并不等于建立了某一个学科。当然，一个学科的出现决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一定是长时间学科积累的结果。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语言运动，如20世纪初期的国语运动、20年代的白话文运动、30年代的大众语讨论以及北方拉丁化运动，50年代的推广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化等等，都可以算是社会语言学的工作。但是这些运动或工作可以说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7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语言学”这个术语的出现，人们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从自发走向自觉[7]。

　　这一阶段，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成果主要表现在通论性的著作和理论的译介方面。前者除上述陈原的两本著作外，还有陈松岑的《社会语言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游汝杰、周振鹤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许国璋早在70年代末开始引进社会语言学，有关论文后来收入《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1980年到1982年，英国语言学家特鲁基尔的《社会语言学导论》由林书武等翻译，在《国外语言学》连载。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祝畹瑾编的《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和前苏联什维策尔的《现代社会语言学》(卫志强译)。此外，《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85年第5期(中文版)以 “语言与交往：社会语言学研究个案与应用”的专刊形式，发表了一大批社会语言学的论文，很有指导意义。可惜因为发行上的原因，许多人没有看到。

　　这一时期有两大缺点：一是结合中国社会实际不够，二是对社会语言学的对象和范围的认识还相当模糊。例如有的学者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之类问题也列入社会语言学，这显然是不妥的。此外，受国外的影响，也有热衷于无谓的名份之争的现象。

　　(二)迅速发展阶段(1987-1993)：从引进走向结合中国实际

　　1987年12月1日至5日，中国社科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首届社会语言学讨论会。会议展示了7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和水平，它标志着中国社会语言进入了一个火热的阶段，对推动我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988年8月，深圳教育学院深港语言研究所主办了首次“双语·双方言”讨论会。1990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和苏州大学在苏州召开了首届应用语言学讨论会，其中有不少的论文也是关于社会语言学的。

　　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社会语言学的专题研究。著作有张清常的《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高天如的《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等。论文数量很多，结集出版的有《双语双方言》(1-4集)(分别由中山大学出版社等出版)、《语言·社会·文化——首届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91)等等。

　　这个阶段，继续出版了一批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译介、概论性著作和教材。在译介国外社会语言学研究成果方面，除了《国外语言学》等杂志连续刊登译介文章(例如Lesley Milroy的《语言和社会网络》等)外，还出版了佐伊基的《社会语言学演讲录》(刘明霞等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9)、郝德森的《社会语言学》(丁信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等的中译本。其中有的还不止一个中译本。著作方面主要陈原的《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语文出版社，1988)、《社会语言学论丛》(湖南出版社，1991)和《语言和人──应用社会语言学若干探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陈建民的《语言文化社会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孙维张的《汉语社会语言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等等。教材方面主要有祝畹瑾的《社会语言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王得杏的《社会语言学导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英文版)、戴庆厦的《社会语言学教程》(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等等。

　　据粗略统计，此期出版的社会语言学方面的著作(含教材、译著和论文集)达60本以上，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更是难以统计。一个学科热到这种程度，实在少见。

　　除此以外，不少学校逐步开设了社会语言学的课程，还有的学校开始招收以社会语言学为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国家学位办也列社会语言学作为3级学科。

　　这一时期也有一些明显不足。除了缺少理论概括和材料积累以外，方法的欠缺(如材料采集、材料分析的技巧，定量研究多于定性研究等)等现象比较突出。[8]

　　(三)稳定深入发展阶段(1994-)：从热潮走向冷静和成熟

　　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半期，是中国社会语言学蓬勃发展的时期。然而，到了1995年以后，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表现得相对冷清一些。除了两年一次的“双语双方言”讨论会在主办者的不懈努力下继续照常召开以及应用语言学讨论会上还有人继续关注社会语言学问题外，专门的社会语言学研讨会从1992年起一次也没有举办。这方面的论文从数量上看也有所下降。以致有的朋友对中国社会语言学前途感到忧虑，甚至将其类比于日渐失式微的“文化热”，提出要重振中国社会语言学。

　　事实上，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语言学不仅没有走下坡路，相反，它显得成熟起来。

　　一方面，学术界开始就中国社会语言学形成以来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总结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不足，如高一虹(1996)就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等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出版的新著大多都极其注意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所讨论的问题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超过了前两个时期。其中主要有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汉越(侗台)语源关系的解释》(语文出版社，1996)、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周庆生《语言与人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邹嘉彦、游汝杰的《汉语与华人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1)、汤志祥《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90年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汉语词语现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袁焱《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民族出版社，2001)、于根元《网络语言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等等。此外，《双语双方言》继续按计划连续出版(5-6集)。其他论文集如陈恩泉主编《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李如龙主编的《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等等也为相关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

　　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社会语言学学的英文原著，其中包括社会语言学的重要创始人拉波夫(William Labov)的语言学自选集(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这为中国社会语言学提供的理论“外援”。

　　当然，说这一时期社会语言学从“热”到“冷”也并非没有道理。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语言学步履维艰的时期(郭熙，1996)[9]。社会语言学的出现无疑给它以新的希望。它和文化热一样，成了学者们竞相追逐的目标。言必“文化”、言必“社会”，成了一种时尚。90年代以后，随着认知语言学等的兴起和计算机科学对语言学成果的需求，回归本体又成了中国语言学的一个趋势。或许可以这样说，今天在社会语言学领域辛勤耕耘的人，大概是真认准了这条道路。

　　二

　　从研究内容来看，中国社会语言学表现出了一些特点。

　　(一)范围广泛

　　在研究范围而言，中国社会语言学几乎涉及到了语言和社会相关的各个方面。就语言方面来说有语音、词汇、语法、语体、语篇、语域、文字等等；在社会层次方面有性别、年龄、阶层、社群、职业等等；在语言生活方面有规范化、语言政策、语言心理、社会用语、广告、命名、翻译、身势、教学、法律、政治等等；在文化的各个部门有文学、艺术、音乐、戏剧、民俗、宗教、历史、地理、心理等等；在语言研究者的领域方面有汉语理论、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外语、对外汉语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会中只要有用到语言的地方，都已经有人予以注意。它已覆盖一切可能的将语言与社会的文化背景联系起来的研究，真可谓是“多角度”“全方位”(高一虹，1996)。

　　(二)注重应用

　　中国社会语言学之所以得以快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语言工作者力图改变以往在某种程度忽略社会需求的现象。因此，中国社会语言学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应用研究，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们在应用方面花了很大的气力以至于一些语言学者把社会语言学定义为应用学科[10](陈章太，1991)，还有的学者主张把社会语言学纳入广义的应用语言学[11](于根元，2000)。从已经发表的论著和许多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可以看出中国语言学者的这种追求。语言规划、语言规范化、社会用语以及汉字的运用等问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中有的已经对国家的语言规划以及政策等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三)紧扣时代

　　由于主要的目的是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所以，在我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学者们注意联系社会实际，尤其是当前的社会实际，进行了大量专题研究。例如“文革”语言的研究、新词语和流行语的研究、语言社会变异的研究、语言接触研究、交际中的语码转换研究双语双方言的研究、语言规范化的研究、民谚民谣的研究、语言伦理的研究、媒体语言的研究、网络语言的研究等等。随着学科的深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人们也正在开辟一些新的领域，例如语言消费的研究、各地华人社会汉语协调的研究等等。

　　从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方面来看，中国社会语言学在许多方面都有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下面主要按照1987年第一次社会语言学会议的议题对一些相关的研究领域及其成果做些粗略的说明。

　　(1)社会语言学的性质、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

　　关于学科的性质，主要的观点有一下几种：①“分支”说，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社会语言学就是“社会＋语言学”；②“边缘”说，认为社会语言学是边缘学科(陈原，1983)；③“应用”说，认为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共变、语言与文化共存的一门应用学科(陈建民、陈章太，1991)；④基础学科说，这是针对应用说提出的，认为社会语言学的应用方面主要表现在它的社会工程方面，而它的其他一些方面或许更具理论意义，社会语言学的应用方面应该由应用语言学来承担。因此，与其把社会语言学定义为一门应用学科，不如把它看成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郭熙，1999)

　　除了上面几种观点外，还有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等的关系的问题。对此，邢福义(1990)[12]、郭熙(1999)[13]进行过集中的讨论，这里不一一说明。

　　一般来说，对学科性质的认识决定了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中国社会语言学界对研究对象大体上也可以据此分为两类。一种主张对象是语言和社会的关系，即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共变；一种是认为应该通过社会来观察语言，社会语言学的归宿仍然是语言。当然，对于社会语言学所说的语言也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区分语言和言语，也有的则从整体进行考虑。

　　就范围来说，看法也不一样。有主张宽的，也有主张严的。主张宽的以陈原(1987)为代表，主张窄的以蔡富有(1991)[14]为代表。陈原认为社会语言学是交叉学科，和许多学科都有接合部，社会语言学都会和它们接合，形成边缘学科。我们则认为，过泛和过窄对社会语言学对发展都不利。选择恰当的切入点是非常重要的。

　　(2)语言变异

　　语言变异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研究最初只出现在年龄、性别、阶层和职业等方面，例如胡明扬(1983)[15]、沈炯(1989)[16]、侯精一(1991)[17]等等，后来又出现了对世界不同地区华人社会语言变异现象的关注。除了上面提到的邹嘉彦和游汝杰、汤志祥、李如龙等的专门性著作外，还有一大批专题论文，例如陆俭明等(1996)[18]、周清海和萧国政(2000)[19]、郭熙(2000)[20]等等。南京大学的一些学士和硕士论文也集中选择了一些相关题目，如王会俊的《新加坡华语“域化”现象研究》(硕士论文)、顾惠诗的《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的小学语文课本比较》(学士论文)等，取得了相应的一些成果。目前我们已经就有关课题获得立项资助。但总的来说，中国社会语言学对语言变异的研究还不够，尤其是变异的微观描写和分析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3)双语、双方言问题

　　双语双方言的研究在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上面提到的两年一次的双语双方言讨论会及其会后的论文集外，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双语研究论集》(民族出版社，1990)、上面提到的《语言·社会·文化》等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在双语方面，中国民族语言学界的贡献尤其突出。

　　(4)言语交际

　　由于对应用的重视，所以言语交际研究也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成果有：刘焕辉《言语交际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姚亚平《人际关系语言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刘焕辉、陈建民主编《言语交际与交际语言》(江西高校出版社，1993)等。这一方面的研究近年有所停滞。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正在考虑组织“言语学讨论会”，力图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

　　(5)语言与文化。

　　由于割不断的关系，作为社会语言学传统研究内容的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在过去的研究中成果可能最多，涉及面也最广，有关的评论和综述也很多。但这些多和文化语言学交叉。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相关著作外，这方面还有曲彦斌的《中国民俗语言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邓炎昌、刘润清的《语言与文化》(1989)、陈保亚的《语言文化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等等。

　　还有两个方面有必要特别提及。它们没有被列入1987年的会议专题，但其研究意义和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能低估。

　　一是语言状况研究。原来关心语言状况的只有民族语言学界。1994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科院民族所语言室集体编纂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一书，第一次系统地描写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构成和使用情况。1998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在全国展开。这是中国社会语言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在进行过程中遇到过一些问题和困难。目前调查已经结束，但结果还没有公布。无论它有怎样的缺陷和不足，其意义是不可否认的。

　　二是语言规划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上有多次语言规划,但是缺乏理论上的认识和指导。第三阶段以后，语言规划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大的进展。实践方面最具代表性次成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通过和实施。缺憾是对这个法律的实施情况和问题没有足够的重视。

　　三

　　毫无疑问，历史给了中国社会语言学机遇，同时也赋予它无法推托的重任。中国社会语言学应该为中国语言学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从这一点出发，今后一个时期里，以下面几个方面将继续或应该成为热点，取得新的突破。

　　(一)学科建设

　　首先是理论建设。

　　理论建设一个焦点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范围、对象和方法问题。经过多年的努力，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修辞学、文化语言学、民族语言学的关系好像清楚一些了，但它和其他学科尤其是应用语言学的交叉仍然非常明显。例如语言生活当就跟这两个学科都有关系。但是是否可以就有关问题作出分工，各有侧重点？例如，是否可以把语言规划的大计方针归为社会语言学，而具体操作归为应用语言学？此外，如何使用科学可行的方法研究社会语言学？诸如此类的讨论都会对中国社会语言学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

　　其次是队伍建设。

　　“我们不仅需要科学规范的社会语言学，尤其急需高质量的中国社会语言学。”[21]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一支扎实的学科队伍。早期的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曾经给人一个印象，它只是从语言的角度谈“一些社会上的事”(引自一位同仁给我的信)。一些人认为是做不好本体研究的人才来做社会语言学研究。随便谈谈的做法在初创阶段或许是不得已而为之，要使中国社会语言学上新台阶，必须做好学科建设研究。应该考虑设置系统的课程，编写适用的教材，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或许应该有一本专门的社会语言学杂志。这也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社会语言学的重要任务。

　　(二)语言关系

　　语言关系的研究是迫切需要中国社会语言学关注的问题。其中又分为几个不同的方面。

　　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语言间的关系的研究本来就是一件重要工作。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边境贸易关系的频增，少数民族语言也面临这机遇和挑战。处理好各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保护民族语言，加快民族语言立法等都需要认真地进行研究。

　　其次，汉语内部方言分歧严重，直接影响到各方言区之间的语言沟通。随着普通话推广工作的深入开展，方言间的沟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同时也出现了各地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也摆在了社会语言学工作者面前。

　　第三，近年来全球一体化趋势不断升温，语言间的争夺战初露端倪。英语的扩张片刻没有停止，而汉语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也正在走向世界。有人已经提出“英语的霸主地位还能维持多久”的问题[22]。在中国国内，如何处理好汉语和英语及其他外语的关系，无疑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要任务。例如，能够推行所谓的“汉英双语教育”吗？能够不分行业，不分需要开展全民性的英语教育吗？如何抓住社会机遇，扩大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影响？类似这些问题需要认真地研究。

　　(三)语言的变化和变异

　　语言的变化和变异问题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重头戏。西方一些语言学家似乎已经有以它取代社会语言学的倾向。语言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语言的变异是绝对的。新的语言形式不断出现，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交际环境等都会导致语言变异的产生。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现象？以非汉字词的使用为例。近年来，语言生活使用非汉字词的情况越来越多，是把它看作“文化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的结果，还是看成语言接触中互补的产物还是其他？这些语言形式是否是汉语的？语言运用中出现这些语言形式会对汉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社会对这些现象的心理认同如何？只有系统全面地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我们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进而促进汉语的发展。

　　(四)语言规划

　　如上所说，前一时期对语言规划的研究显得有些薄弱，而社会对语言规划的要求却越来越高。中国新时期的语言规划的一大贡献是语言文字工作的立法。但随之而来的是，立法的后续研究能否跟上？再者，规模浩大的“全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结果出来以后，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数据，从中发现不少问题，这些无疑会推动我国的语言规划的研究。但是我们的语言国情自此是否已经非常清楚？恐怕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除了语言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外，语言教育规划问题应该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我们正面临一个重要挑战——进行母语教育的时间越来越少；然而，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应该以大量牺牲民族语言教育为代价，尽管一些代价是必须付出的。我们应该而且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语言教育规划。还有一个与之类似的问题。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主张学好文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现白话和文言的关系？此外还有如何对待国民的语言权利，少数民族的语言立法，以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与经济发展、文化保护的关系问题等等。

　　社会语言学的论题非常多，拙著曾从不同的角度列出了20个方面的课题[23]，今天看来仍然是适用的。我们觉得，只要目标明确，方法正确，踏实肯干，未来中国的社会语言学一定能够为中国语言学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附注

　　[1] 社会语言学这个术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采用前一含义。

　　[2] 此书1979年曾在香港出版，但对大陆影响不大。

　　[3] 高一虹(1996)说是1982年，误。

　　[4] 高一虹《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现状及问题》，见许嘉璐等《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

　　[5] 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6] 周庆生《语言与人类——中华民族社会语言透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

　　[7] 应该说明的是，在所谓的自发阶段，也有自觉的大家。如罗常培50年代初就出版了《语言与文化》一书。关于这一点，请参郭熙(1999，页29)。

　　[8] 高一虹(1996)。

　　[9] 郭熙《世纪之交的中国语言学：危机与机遇并存》，《语言文字应用》，1996年第4期。

　　[10] 陈建民、陈章太《从我国语言实际出发研究社会语言学》，见《语言·社会·文化》，语文出版社，1991年。

　　[11] 于根元《编写〈应用语言学概论〉的重要参考——读郭熙的〈中国社会语言学〉》，见《汉语学习》2000年第6期。

　　[12] 邢福义，《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13] 同5。

　　[14] 蔡富有《社会语言学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见《语言·社会·文化》，语文出版社，1991年。

　　[15] 胡明扬(1983)《关于北京话语音、词汇的五项调查》，见《中国语言学报》第一期。

　　[16] 沈炯(1989)《北京话合口呼零声母的语音分歧》，《中国语文200期纪念文集》，商务印书馆。

　　[17] 侯精一(1991)《山西理发社群行话的研究报告》，见《语言·社会·文化》，语文出版社。

　　[18] 陆俭明、张楚浩、钱萍(1996)《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见新加坡《南大语言文化学报》第1卷第1期。

　　[19] 周清海、萧国政《新加坡华语词的词形、词义和词用选择》，见陈照明主编《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新加坡华语问的现状和未来》，联邦出版社(新加坡)，2000年。

　　[20] 郭熙，《华语与普通话》，马来西亚《光明日报》2001年4月12日—13日。

　　[21] 刘丹青《一本好而切题的〈中国社会语言学〉——读郭熙著〈中国社会语言学〉》，《语言文字应用》，2001年第3期。

　　[22] 【美国】祁桦《英语的霸主地位还能维持多久》，见《青年参考》1999年5月14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