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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针灸治疗
http://www.sina.com.cn 2005/10/20 11:34  EF英孚教育

  春节过后,我给自己布置了一个小小的任务,就是去看中医。 很久以前我就想去试试, 但是那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的汉语不够好, 应付不了去看中医的情况。 就在那个时候也还在为这种情况担心。 但是我得开始,想做的事一定要做不能总是往后拖。

  在西方,去医院看病是一件非常自我的行为。在医院里你只 接触一个人,那就是医生。 当然到医院后你要挂号,在候诊室等待,直到叫到你,这都与中国相同。但是在西方一般是由医生将病人叫到自己的诊室,然后把诊室的屋门关上,医生面对你一个人开始问诊。此时在他的诊室里是不允许第三者进入的,甚至连护士也是不被允许的。

  可是,当我第一次跨进一家北京的中医医院时,我因不知怎样才能见到医生而惴惴不安。那时我还从来没进过中国的医院。之所以去看中医是因为我同一些西方人一样,对中医和针灸抱有极大的兴趣,并想亲自尝试一下。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阳光明媚,我花了很长时间终于找到了那家医院。很快我就要体会到第一次在中国扎针灸的感觉了。在瑞典虽然有中医,但大部分都是瑞典人。洋人扎针灸,我总觉得他们不那么地道,可能也不那么优秀。针灸毕竟是从中国来的,最好的针灸应该在当地,对吧?而现在我就要接受真正的、地道的中医了,心中既紧张又兴奋。

  我找到了我要就诊的那栋大楼。排队,挂号,然后按人们指点的方向走进了另一个房间。那儿根本不是一间小诊室,也不只是医生和我。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偌大的房间,除了几个护士和一个年老的医生以外,还有许多病人,更让我惊奇的是在那房间的靠墙处摆着一张张的床,床上躺着病人。那些病人不分男女,有的裸露着大腿,有的裸露着肩膀,有的裸露着臀部,在他们裸露的部位扎满了针。

  当我被眼前的情景吓得目瞪口呆时,房间里也因为我的出现而突然变得安静了,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身上。我呆立在那儿,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浑身不自在极了。我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期待已久的中医。我怎么能和那么多人一起看病呢?真可怕啊!

  一位护士指着一张床示意我坐下,我按她的意思坐到了床上。那位老中医在稍远一点儿的桌子上写着什么,突然他转过身来冲我大喊到:“您贵姓?”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不得不张口说话。那些人看我要回答大夫的问题了,都静静地等待着。我突然觉得比原来更不好意思了。“我姓李”,我紧张地说。大夫大声地重复着:“哦,姓李。”众人也异口同声地重复说:“哦,姓李。”

  “你叫什么名字?”老中医继续问。“我叫琳”我说。“Lin?”老中医用疑问的语调问我。屋里的人们也随着用疑问的语调重复着:“Lin?”我试图向他们解释是哪一个“Lin”。可紧张之下我却把“王”字旁说成了“玉”字旁,老中医纳闷地问:“什么? 女字旁?”别人也纳闷地跟着嚷:“女字旁?”我连忙纠正说:“不,不是女字旁。”我在空中用手指比划着“王”字。老中医恍然大悟地应声到:“哦,是王字旁!”众人们也随着大声说:“王字旁!”我确定地说:“对,是王字旁。右边是森林的林,我叫李琳。”老中医说:“哦,她叫李琳。”马上能听到所有的人也大声叫着:“哦,她叫李琳。”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原本我只是想偷偷地溜进医院,只让一位大夫知道我的病情,给予治疗。现在可倒好,我仿佛成了电视节目里一位奇怪的、没有做任何准备的嘉宾!

  我一下子觉得很后悔,心想真不该那么冒冒失失地到这儿来。我不喜欢这样引人注目。我现在该怎么摆脱这个尴尬的场面呢?没有时间让我再想下去,我的思绪被一个人的问题打断了。在我的旁边突然有个病人大声说:“你哪儿不舒服了?”听到这个声音我顿时感到天塌地陷。在西方,一个陌生人是不可能向一位病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更不可能用那么大的声音嚷出来让所有的人都能听到。有关身体方面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是绝对的个人隐私,因为这是一个有可能使人难过或是让人感到难为情的话题,所以如此敏感的问题是根本不能提及的。

  此时此刻,当一个陌生人突然问我这样的问题时,我怎么可能回答他呢?我当然不愿意让全世界人知道我的身体有问题,但我被他们包围着。我该怎么办?所有的人都在等待我的回答 —— 我说什么?我开始浑身出汗,脑子里一片空白,无言以对。可当我看到众人期待的目光时,又不得不迅速地应了一声:“我肚子疼。”人们跟着议论说:“她肚子疼。”接着又听到有人问我:“你是哪国人?”“我是瑞典人”,我说。人们又重复着说:“她是瑞典人。”

  我的感觉更不舒服了。那时,我的汉语说得还不太好,本来就担心自己听不懂大夫的话。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们又那么仔细地听我说的每一个词、每一句话,在那种场合下要说好汉语,难度是可想而知了。

  那时的情景比我想像的还糟糕。我感到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我的身上游走,所有人的耳朵都竖着,挑拣着我说出的每一个错处。我真搞不明白,我个人来看病的事怎么那么简单、那么随意地就变成了一件公共的事情?一个病人怎么会突然变成一个被公众关心的人物呢?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我从没有觉得去看病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身体的问题只有医生了解,但是在这儿好像我个人的事情得和每个人有关系。我糊涂了,也觉得很害羞,简直无地自容。

  “李琳,该你了”护士说,轮到我看病了。老中医让我躺到一张床上,我躺下了,感到注视我的目光减少了一些。因为我特别注意干净,我告诉老中医用我自己带来的一次性用针。这件事更让我觉得和别人不一样了,因为他们都是用医院的针。老医生好像并没在意,他只嘟囔了几句什么就开始给我用了一个比较厉害的方法扎。我很痛苦并开始出汗,但没有办法。他扎完了以后就走了,我如释重负,闭上眼睛在那儿假寐,渴望人们看腻了。我不敢看他们,我想我自己不面对着他们,人们也会觉得看我在这儿睡觉没有意思。我估计这个计划比较成功,就一直坚持闭着眼睛。差不多半个小时后,护士来了,把针都拔了出来,说:“你可以走了。”我终于慢慢地放松了下来,其实真正的放松是当我跨出那间诊室的时候。嗨! 我深深地喘了一口气,终于结束了第一天看中医的过程。

  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周去一次医院, 但每次我的感觉都和第一次是一样的。 我真讨厌那样详细地被人关注,特别是在那样一个地方。如果我在大街上有人盯着我,我总还是可以走过去的。但是在医院里我能往哪儿跑呢?同时,让我感到更奇怪的是那位老中医对我的病似乎并不在意,我在他那儿似乎不是一个病人,而是一个不得不按顺序叫到的号。因为他自始至终几乎没问过我治疗后的感觉,是不是好一些了或是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第一次看病时,他就根本没问我有什么症状,只是浮皮潦草地看了看。有关治疗的情况他也不对我说, 而每当我向他询问我的病情该如何治疗时,他总是露出一副不耐烦的神情。

  最终我知道了中国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医务工作者认为如果你不是一个学过医学的人,对你解释治疗的方案,无疑是对牛弹琴。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医生不会详细地告诉你他们的治疗方案的原因。与此相反,我们西方医务人员的观念是一定把患者的病情讲清楚。医生当然会用容易让患者听明白的方式把病情讲给病人,医生和同事们讲的话和对病人讲的话使用的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他给你解释的时候,你随时可以说你没听懂,他会马上会再给你解释。他会告诉你治疗方法的长处和短处,吃的药有没有副作用等等。患者也永远有选择同意哪种治疗方案或不同意哪种治疗方案的权力。

  如果你身患疾病,自然要为此而担心。大部分的医生会试着安慰你,但他一定会直截了当地、不向你隐瞒病情地告诉你真实情况。我们觉得关于自己的身体你一定有权利知道全部,如果医生说得清楚就意味着病人可以自己考虑自己的选择。虽然他得到的消息可能非常糟糕,但他依然有权利知道。我们觉得瞒着人的事情是不诚实的,也是没有用的。如果他的病到了晚期,无论你告诉他还是不告诉他,结果都是死。如果病人周围的人都知道事实,那么病人自己也可以感觉到要面对现实。在西方你一定能知道自己病情的全部情况,有时候这也是一个抓紧时间的机会。一些病人身体可能还可以,在他们还来得及的时候去做他想做的事,说想要说出来的话。不仅如此,医生还要根据你的病情与你商量所有可能的治疗方案,供你参考。在医院,患者是最重要的,你可以问任何一个你想知道的问题。当然,在医生的诊室里也只有一位医生面对你一个人(在你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允许亲人在你身边)。

  在西方,哪些东西是“我的”,哪些是“你的”,界限分明。比如某一个东西是我的,或这是我的房子,或我的空间,这让人比较容易把握。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你的”,一定不要弄混了。“私人”和“公共”要有清楚的分界线,对我们来说这不算难。我们都知道某一个问题是私人的、不应该问的, 或某一间房子是别人住的,不应该随便进去看看等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第一次在中国看病觉得惊心动魄并不那么奇怪。

  本文选自瑞典记者李琳《金发碧眼看中国》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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