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 1916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等。

　　日前，任继愈先生在国家图书馆分馆“文津讲堂”发表了“今天看科举制度”的演讲，梳理了科举制度的优劣。在演讲中，他还针对当下人才培养的缺陷，提出吸收科举制度的优点，改变原来的考试方法，同时设立国家博士，承认自学成材的人，让社会教育发挥起来，不一定走学校教育一条路。

　　科举弊病在内容，不在制度

　　科举制度的考试内容随时代有所不同，唐朝考诗赋，看文学水平如何、字写得如何、语言是否得体、相貌是否端正等；宋朝主要考议论时政；明朝开始，皇帝的权威进一步提高，我们看历史上汉朝和唐朝，君臣讨论问题都坐着，有个成语叫“坐而问道”就是从那儿来的。到了明朝以后，臣子站着都不行了，得跪着，也谈不上坐而论道了。

　　科举考试不再考对事情的看法，就指定几种书，答案范围也指定了，必须按照程朱注解四书的观点来作答，叫八股文。

　　明清时代科举考试考八股的内容，考程颐、程颢、朱熹对四书的注解。八股不许有自己的思想，题目出得也很怪，最初题目就是从四书里面出一段，几百年就那么几本书，题目出完了，就出对答句，上一句的半句接下一句的半句。

　　科举的弊病在于考试的内容，而不是考试的制度。考试的制度是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国家制定标准，大家按照标准来做，这是个有效的可取的做法。在名额分配上，长江三角洲多一些，贵州云南等边远山区少一点。这种全国范围内的定期考试使人才不间断，增加了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要提高人的素质不能只靠学校教育

　　辛亥革命以后，我们的教育制度从最早学欧美，后来学日本到解放后学前苏联，自己传统的制度被废止了。只走办学校一条路，小学、中学、大学走下来，延续到现在。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大学难考，考试越来越难，人数越来越多。教书育人，教书不是目的而是方式，目的在于育人。现在学校制度的问题在于育人面窄了，考上名牌大学的人很少，考试的内容也窄，只考学校教的内容。

　　我看我们国家

　　我认为一个大学生将别人的成果拿来自己用也是一种知识的贪污，若是将来当了官，对别人的利益是不是也要贪？

　　所以要提高人的素质只靠学校教育是不行的。教育有三条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这三个来源，现在只剩下学校一条路了。有的家长是双职工，成天见不到孩子的面，家庭教育几乎没有起到作用。社会教育现在也没有行动起来。

　　科举制度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在于它始终把自学放在第一位，当时也有国子监、太学，各省也有书院，但是人数很少，多数是半工半读，用自学的方法达到国家要求的水平，这种方法和道路值得开辟，让社会教育发挥起来，不一定走学校教育一条路。比如我们国家规定中学生的课程，社会应该办相应的博物馆、图书馆和科技馆，要广泛地设立。

　　机械化生产不合格博士

　　还有培养高级人才，研究生和博士生的问题。过去我自己也培养过博士生，一个导师最多带一两个学生，很少有带3个的，属于师傅带徒弟型的。

　　当时我在西南联大，老师带学生就一两个，朱自清、闻一多、金岳霖和我的老师汤用彤都是好几年一共才带三四个。

　　用手工生产培养大量的人才是不行的，我们现在有的导师每年带20个学生，3年有五六十个，老师跟学生有的都没见过面，有名气的老师分给年轻助教帮着带等现象都存在。研究生必须写论文发表在某些刊物上才能毕业，我问有的学生怎么沉不下心来学习呢，他说没办法，头一年要学外语，第二年要写论文，第三年要联系发论文还得找工作，没时间学习。

　　博导、博士后也是引进来的误区。在外国，博士后不是学位，博士后是博士毕业后没有工作，找个博士站落脚待业，2年为期，但是在中国，博士后就是个学位。在中国，你是博导还印在名片上，外国没有人印在名片上的，人家想你不能带博士生怎么可能是教授呢？因为在中国，博导、博士后和住房、工资待遇都挂钩。

　　要给自学的人同等竞争机会

　　我们现在提倡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必须靠自学为主创新能力才能发挥出来，光背书和背讲义没办法创新。得首届科学奖的金属物理学家黄昆说，我先不看人家的结论，怕影响我的思路，我先自己想想，抄来抄去出不了人才。数学家丘成桐也说数学竞赛对学生没有好处只有坏处，做题能力增强了，却减弱了独立思考能力。

　　怎么改变呢？我初步的设想是要承认自学成材的人，要给他同等学力的证明，不一定入学，只要达到这个水平就行。特别是外语和语文，更要自学，大学上的课基本用不上，文章要写得通，外语要说得好，光靠课堂讲怎么行。所以要给自学的人同等竞争的机会，并且不受年龄的限制，人才教育方式放宽了，人人都能发挥自己的长处，能干什么的自然就都有了。现在社会上普遍发现高等技术人才少了，能动手的工人少了，念书的多了。

　　设立国家博士培养金字塔型的人才

　　有的学校为了找平衡，要设立博士点，能力不够，凑也得培养博士。同样的博导，差的和好的差得太远了，有的差的给好的当学生都不够资格。

　　但是职称上大家都是博导，毕业生都是博士，这样很不正常。

　　有的名牌大学，学生之间互相说：“你真傻，就像个博士似的。”那个说：“你才像博士呢！”就好像博士是贬义词似的。

　　我的设想是培养国家博士，国家博士首先要具备中国现代人必须具备的知识，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现代科学知识、现代语文知识、外语知识以及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

　　另外，我设想我们以后硕士和博士考试要分两次，初试不考专业课，就考应该有的知识，语文外语政治等，必须要及格，基础要打稳，第二才考专业，又分两层考，一层考广义的专业领域内的知识，另一层考专业知识。两次考试要分开，第一次考试不合格的没有资格参加第二次考试。现在一些细竹竿型专家，只在专业领域研究很深，专业以外的什么都不懂，这不行。

　　设立国家博士首先要培养金字塔型的人才，基础要广，还要有高度，基础巩固，适应能力也强。现在有的人分配认为专业不对口，其实真正基础广的人很快就适应了，不用专业对口上来就能做。

　　国家博士不应有年龄、种族和信仰的限制，甚至不受国籍的限制，爱国华侨也可以报考。唐朝李白的朋友晁衡，就是日本人阿倍仲麻吕，在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还考取了。这样定期考试，三五年一考，照顾地区差异，结果向全国公布，自学成材的大门向社会敞开，13亿人，什么人才没有啊。学校的培养方式是硬性要求，达不到就毕不了业。培养人才又不是蒸馒头，拔尖的人不是完全一样的，数学不及格不代表不能当音乐家，文科和理科也一样，钱钟书数学很不行，照样上清华，按照现在的制度，根本进不来。

　　现在从小学到大学要20来年，真正自学成材的人用不了20年。

提问

　　“自学考试只是开了一个头”

　　任继愈：自学考试只是开了一个头，博士、硕士不能自考，高学历人才实际上还是走学校一条路。

　　新京报：您提出吸收科举制度自学的优点，并提出了新的考试方法，新的考试方法的目的是什么？

　　任继愈：我提出的初试考语文、政治、外语等，首先是把基础知识打牢，语文和外语只有自学才学得好，学校学不好。像西南联大，除了基础课之外，选课非常自由，学生的视野就广阔多了。新的考试方法实际上是为了培养金字塔型的人才。

　　反过来说，我们的大学生选课的自由太小了，这主要是受前苏联的影响，欧美也不是这样的。

　　新京报：您认为竹竿型人才的局限在哪里？

　　任继愈：先天不足，当时用得上，爬高了就不行了。

　　新京报：如果您的想法落实，国家给一些自学成材的人授予国家博士，国家博士由哪个单位颁发？

　　任继愈：国家博士学位应由国务院颁发。

　　新京报：但也有一个评审机制的问题，我们如何认定哪些人可以获得？如果有人有一点学术成果，但不足以获得这个称号，但他认识某个评审人，借此牟取到国家博士怎么办？

　　任继愈：只要有学术成果的自学者都可以申请，一些学术权威人士也可以提名。评审机构应当吸收有学术界权威人士参加。另外，加强评审过程的监督，使整个评选过程公开化，透明化。对于营私舞弊者引进司法机关介入。只要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具体的方法总是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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