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晓波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29日在“国际人才高峰论坛”上作了“人才培育与教育创新”的演讲，炮轰我国现行教育中的三大“病症”，即过早的文理分科、教育行政化以及民众的阅读能力下降。对于其中的后两条，笔者也是深有同感，教育的行政化是导致一些知识分子无心做学问，从而引起学术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民众的阅读能力下降，人均阅读量太小，也确实严重阻碍了国民素质的提高。同时，对于中学教育中的文理分科现象，笔者以为，似乎不能简单地将“人文情怀缺失”的账都记在文理分科的头上。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高中阶段就进行文理分科，可能是中国教育的“特色”之一，对这个现象，有必要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去认识。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文理分科的“前因”是什么。依我看，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为了提高学生们考上大学的概率。二十多年前笔者考大学时，“重理轻文”的社会风气甚重，家长和老师们大多相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理科基础不好的学生因为担心自己考不上好的理工科专业，才被迫去学文科；文科生当中，大多数不是因为喜欢文科或者天赋在文科方面而选择文科。那些本来爱好文科或者天赋在文科方面的学生，如果理科成绩也还不错，则宁肯放弃爱好与天赋，而去学那被认为更有实用价值的理工科。这其实是对人才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近些年来这种“重理轻文”的情况有所好转，趋向于文理平衡，可是新的问题又出来了：考试题目越来越难，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一个学生若想完成这样的学业，学校要想保持自己的升学率、重点率，就必须令学生忍痛舍弃一头，要么弃物理化学而学文，要么弃地理历史而学理，否则时间、精力、体力恐怕都难以承受。因此可以说，文理分科，实际上是在现行高考制度的重压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策略。

　　有这样的“前因”，其“后果”也就不难想象。我们经常感叹，为什么很多一流的自然科学家，往往也有非同寻常的人文素养？像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小提琴、普朗克和海森堡的钢琴，都是专业演奏家的水准，数学家罗素甚至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时，从莱布尼茨到维特根斯坦，从马克思到凯恩斯，这些一般认为是哲学家或经济学家的人物，为什么都是数学高手，甚至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数学大师呢？一方面西方自古就有“通才教育”的传统，另一方面，就是在其求学成长的过程当中，个人兴趣、才能、天赋取向，是决定其献身于哪个专业的主要因素，而不是为了考试、为了升学率。我们中国也不乏这样的人才，像王竹溪、华罗庚、竺可桢等老一辈科学家，个个也是能吟诗填词、出口成章的“秀才”。不知他们受教育的时候，是否也如当今中学生一般课业沉重，什么都是被迫的。

　　人文情怀的缺失，与文理分科肯定有关，但又不是必然结果。如果不改革招生制度，那么即使行政主管部门下令“严禁分科”，恐怕学生们的人文情怀还是照样培养不出来。我相信绝大多数青年学生都是兴趣广泛的，都会是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音、体、美的天然爱好者，但是其中的一多半爱好，是被应试教育给渐渐磨灭或扼杀掉的。文理分科，仅仅是这种磨灭过程中的小小一个环节，远远不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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