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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及21世纪高考专业特点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6月17日 16:49   新世纪周刊

  九十年代:外贸热

  1991年,轮到陈家老三陈思高考了。她是全徐州市保送进一中的12名学生之一,在高考前夕还参加了江苏省的青少年摄影比赛。这种放松的状态被他的父亲解释为“我们从来不给孩子压力,这是源自老北大的自由民主精神”。

  高考前她甚至不考虑报什么专业,因为她哪们功课都喜欢,并相信自己什么都能学好。然而,高考一役却爆出了意外,就像她在高考前获奖作文的标题《意外》一样,只过了三本分数线。经验丰富的父亲决定在这种失利的情况下,一定要选择地点和专业了。地点当然是北京,出了两代北大人的陈家,对这座城市格外热衷。专业上,在90年代初有几种最热门的可选项:对外贸易、金融和企业管理。这个年代,急需的是经济方面的人才,人们更加注重应用学科的选择,主要还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

  于是,陈思的父亲为她选择了北京轻工学院(今北京工商大学)工业外贸专业,陈思入学后发现,她们班上有30位同学,而且是大陆上的省份每省一个名额。这就是90年代初,中国刚开始培养外贸人才时的一个切面。

  陈家老二老三都有高考失利的经历,他们的父亲认为是他们临阵没有发挥好,但陈思认为“也不是不会应试,我们在学校里平时的成绩都非常好,但是高考这种制度,可能使我们心里有潜意识地反抗。因为我和二哥都属于全面发展的、有素质有能力的学生,对于考试这种形式,根本就不会在意”。

  但是,他们同代的千军万马,却很在意“一考定终身”——因为脚下是一根独木桥。

  21世纪:远离中国高考

  陈家的第三代出生了。

  陈钟与妻子郭颖忠是北大计算机系先后同学,他们的女儿1992年7月4日早晨出生在北大临湖轩不远处的校医院,起名叫“陈晓轩”。

  现在读高二的陈晓轩,正赴香港参加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的考试,SAT现在考三门课程,用中国式的说法是“语文”、“数学”和“作文”,此三项成绩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名校学习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

  她的心理素质看上去比她的姑姑陈思还要好。陈思曾经问过她:“你怎么会觉得外国大学更好一点呢?你的决定有没有错?”陈晓轩的回答像个成年人:“既然决定啦就不管啥对错了,我还是比较喜欢英语环境。”陈晓轩小学时期先后跟着母亲和父亲在新加坡和美国上过几年学,一度英语比汉语表达还要好。

  即使小时候没有在国外上过学,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每年也有不少中学生直接考到国外上大学,见报的一般是某市高中生被哈佛这样的名校录取了。但更多的中学生考入了美国其他知名大学,只是并不见报。2008年的统计表明,仅北京就有1万多高中生参加了SAT考试,全国SAT考生就有两万多名。

  到国外上大学读什么专业,陈晓轩目前还没有想好,而美国的大学,能够把大一大二两年的时间交给学生去体验和思考,自己到底适合学什么专业,到了三年级才由学生决定到底学什么专业。一二年级时虽然有了“系”的差别,但是有些“系”分得并不“细”,而是相当地粗。

  陈晓轩的父母都有在国外学习或工作的经历,所以他们支持孩子到国外上大学的想法。他们认为,高中毕业就到国外上大学,孩子的成长之路可以更为国际化一些。陈晓轩的父亲陈钟,曾被中央教育电视台请去谈大学生就业专题。他强调社会发展形势、专业走向是选择大学专业和就业方向的依据。这对父母在今后的专业方向上给过陈晓轩建议而非指导,他们只提出法律或经济类可供选择参考,至于最终她学什么专业还是由她自己决定。父母是放权的。这种家风,比她祖父家的“自由和民主”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6岁正值多梦时节。陈晓轩一入北大附中,就参加了10多个校内社团组织。她是全校乒乓球赛个人亚军,还带领她们班的篮球队打成了全校冠军,也练过跆拳道,还想当乒乓球运动员。高二课业忙起来以后,社团活动虽然打了对折,但在频频闪烁“理想”的少女时代,她尝试多种计划:曾想当作家、用英文写过剧本,在学校导演过英语话剧,好像什么都要实践一番。

  70后和90后有“代沟”,陈思特意向《新世纪周刊》提到,一位85后男孩对她说“我是不能受累的”。“异曲同工”的是,一位90后小姑娘告诉她“吃苦和我是没关系的”。  

  一家之长陈立柱不无感慨:“现在的青年人跟我们50年代的时候是大不相同了,他们的学习生活条件太好了,都不愿吃一点苦。”他在庆幸儿孙们赶上好时代的同时,还希望孩子能自觉地承上启下,自觉地去磨炼自己。

  就在接受采访的这天晚上,陈晓轩在MSN上对姑姑陈思说:“人总会长大,然后走出去的啊。”

  唐钧:大学生就业难是政策失当

  唐钧下楼时,把身上全部零钱都给了那个自称是“找不到工作、一天没吃饭的女大学生”,如果她不是骗子,那今年和她一起找工作的,还有611万人

  ■高胜科

  今年611万毕业生,成了2009年的一根敏感的神经。

  采访结束后,记者与唐钧一同出门,被一名20出头的女孩拦住。她腼腆又准确地表达了一点希望:能为她买些吃的,“一天没吃饭了,明天我家人来北京接我”,她说自己是个从安徽刚来北京找工作的大学生,花光了积蓄。

  唐钧把身上的零钱全部掏出,转身和记者分析这位女孩子说话的真实性。如果是真话,那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是假话,说明该女孩认识到大学生就业难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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