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社会的路全被堵死”

　　新世纪周刊：大学生与其他群体相比，其就业有什么不同？

　　唐钧：对大学生就业，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这种恐慌是人为的。对大学生就业难，目前存在很多说法，但有的说法值得商榷。比如说“他们就是普通的劳动者”。从人格上说，对的，大家都是劳动者。比如说让大学生去农村，下基层，应该为三农做贡献，没错。但从社会分工上来讲，大学生与没上过学的劳动者还有所区别，因为这个群体应该将所学知识用于服务社会。但现在我们总回避这个问题。

　　新世纪周刊：就业难问题究竟出在哪？

　　唐钧：主要问题出在政策。按理讲，大学生的服务岗位应该是事业单位，用专业知识为社会服务，因为他具备一定的专业素质。但目前，事业单位的大门被堵死，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不进人。在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时，政府有一大批人进了事业单位，所以现在的事业单位用人是饱和的。这第一条路被堵住了。

　　第二条路，社会对于专业服务是有需求的，国家应该对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的大门打开。事业单位以前是让国家包的，现在应该打开让社会来办，但现在出于对这一领域有这样那样的担心，又把它封闭了。

　　第三条路，很多学工科、学理的大学生，本来是该去搞研发，但目前大部分的大企业不搞研发，所以又没有地方可去了。

　　第四条路，把大学生培养成了硕士、博士，本应回到大学里教书，但是，与大学扩招20%相反的是，教师的人数并没有明显增多。甚至目前有很多高校把教师当劳动力、当纯粹的教书匠来使，一个顶几个用，拼命地给他们压课、打分。

　　于是，能用所学知识来服务社会的路子几乎都被堵死，大学生就业才成难题，这是由政策导致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新世纪周刊：与前些年相比较，当下的大学生就业有怎样的特殊性？

　　唐钧：计划经济下，因为统一分配，大学生就业不是难题。但现在已变成市场经济，就业变成了双向选择，大学生找单位，单位找大学生。在这种市场背景下，有一部分大学生在几年之内不能定下来工作，这是正常的。但媒体一轰，政府害怕了。

　　越是强调恐慌，越使大学生就业更难。尤其是在双向选择的前提下，企业都觉得大学生就业很难，它们可挑选的余地就更大，于是便抬高用人门槛。

　　新世纪周刊：现在的一些缓和就业压力的措施是否有效？

　　唐钧：一些缓解措施也有问题，比如说，让企业给大学生提供实习岗位。我很怀疑，这些岗位有多少是新创出来的，它是不是本来就应该有的就业岗位？而且你对刚毕业的大学生要工作经验，这本来就很扯淡。

　　大学生根本就没有工作过，他上哪去有工作经验。况且，你的教育体制不允许大学生有工作经验，而政府又去迎合这种东西，它本来就是错的。

　　现在推行100万个实习岗位，在将来，如果体制不改变，就会变成用人都需有一两年工作经验以上，你实习一年根本不管用，因为你本来就是个借口，中国的大学生是体制造成的没有工作经验。

　　政策上对创业限制太多

　　新世纪周刊：这个时候，政府应该怎么做？怎么去解决问题，该迎合怎样的政策？

　　唐钧：中国社会有很多的需求还处于冷角，比如对老年人、残疾人服务，政府应尽快把第三部门社会服务的大门打开。尤其是把有实际的服务对象、服务机构的大门给打开。这一领域会给大学生新创造出来很多岗位，让他们也可以去自主创业。

　　曾有一个调查，说大学生在制造业领域的创业，成功率非常低，只有0.61%，但如果大学生选择这种服务型创业，或者发展新型的服务机构，我觉得成功率会提高很多，大有改观。

　　新世纪周刊：大学生就业难，是不是与经济结构有关？

　　唐钧：第三产业没有充分发展。一个国家越往前走，它的第三产业要配套发展起来。比如一个大学教授，如果工资很高，他也可以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可以雇佣司机、保姆，甚至还需要一个管家。

　　第三产业本身就有一种再分配的性能，会让服务性能变多。当个人和家庭有能力去买这种服务时，这实际上就产生了很多的工作岗位，而不一定是要你政府去安排就业。社会是有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能力，只要你别那么多限制就可以了。

　　可以想象，政策放开后，很多大学生也会很快改变思维，就不会再是越赚钱的地方越是哄抢，他们会选择做有意义的工作，比如公益和环保，这对社会发展有长远好处。

　　很多难题，应该由社会自己来解决，自下而上地去解决，产生创造力，不是说你几个专家关起门来讨论一下，就解决真正问题了。

　　新世纪周刊：那为什么第三部门的政策迟迟不放宽？

　　唐钧：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心。似乎第三部门发展了，然后就会怎样怎样了。可以这么讲，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实际上是因为有着私营企业的力量支持。

　　4万亿解决不了多少大学生就业

　　新世纪周刊：中央政府提出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这对大学生就业会带来多大的缓解？

　　唐钧：解决不了多少。4万亿会投向哪些领域，这是首要问题，比如修铁路，主要还是用农民工。修地铁，机械化程度非常高，造就不了多少针对大学生的岗位。

　　在4万亿中，中央拿出来的只是1.8万亿，1.8这个数字不知道有多少是原本计划就要花的呢。真正新拿出来的钱，并不多。而在1.8之外的2万多亿，是要靠地方配套出，1.8万亿能像钓鱼一样钓到4万亿。

　　新世纪周刊：大学生就业难，跟学生心态有关系吗？

　　唐钧：心态是被吓出来的。你应该让大学生们从容地、平心静气地找工作，这个事没必要大肆宣扬。这几年稍微有所改观，前几年，当你7月份毕业，9月份以前你要找到单位，然后不管专业和单位是否适合自己，要先把档案在单位里落实下来，并把档案从学校迁走。这是不对的，也是舆论造成的。

　　按大学的设施设备，替学生们的档案再多保管个五年十年，又能怎么样呢？为什么追着逼着他们转移呢？何必人为地制造一些社会恐慌呢？

　　此外，每一年应届高校学生的就业数据，真不得了啊，今年是610万，加上去年的100万没有找到工作的，一共710万，不得了！但是再回头看去年的100万数字，可能只有30万、20万了，这就像一个过渡期，有的是当年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而不代表没有找到工作、找不到工作。

　　一些农村出身的比较贫困的学生，毕业后先找一份工作有饭吃。你问他，他可能会说没有找到工作，但这不是说大学生没有工作到已经饿死人的程度，所以人为恐慌占有很大成分。

　　新世纪周刊：在发达国家，它们在这些方面有哪些可以镜鉴的成熟经验？

　　唐钧：在国外，学生的假期特别长，比如美国，从5月放假一直到10月，大学生就利用这个时间找地方实习。美国有法律规定，所有大公司都必须有实习岗位。于是等他毕业后，与实习单位彼此都知根知底，就业就变的方便。这种模式可以引入中国，不一定是要到毕业前，才让他们去找实习岗位，而应该利用好假期时间。

　　不能逼大学生和农民工抢活

　　新世纪周刊：郎咸平在两年前提到，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难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经济结构产业链的问题，因为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我们在做低端市场，使用的也只是廉价劳动力。

　　唐钧：是的，现在的政策，就是逼着大学生跟农民工抢工作。几年前提出村官政策，目前又让大学生参军入伍，可以说，在没有新创出岗位之前，其他都是缓兵之计，大学生参军等于把以前农民参军的一个路子给取代。

　　这等于变相地按照大学生的成本来培养人才，就业时他们又被当成农民工来用。最后的直接结果就是：“读书无用论”的观念抬头。重庆市今年有一万多学生不参加高考。这种现象在浙江一带很普遍，不读大学直接做生意去。

　　新世纪周刊：就业难应不应怨扩招？

　　唐钧：确实不怪扩招。现在的大学生还是太少，在台湾的农村，随便走进一个家庭，很可能主人就是大学生。家庭主妇就是大学生。

　　新世纪周刊：教育制度方面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吗？

　　唐钧：要改革。基础教育，不能总围绕着高考来培养大学生。一流高校，可以理解为，是用最好的老师来教最会考试的学生，但培养出来的人还仅仅在考试上占有优势。

　　老师少有机会与外面打交道，而且老师多是从学校到学校再到学校，尤其是文科老师，接触社会更少。所以照本宣科的教师，教出的学生也缺乏实际能力，也在照本宣科。这是问题之一，第二，很多高校的学科安排，是根据有什么老师，然后开设什么专业和课程，而很少关注社会的需求。

　　中国要发展民办大学，现在是把民办大学都当成小老婆生的孩子来看待，这是不对的。

　　国外的人才培养，虽然也有问题，尤其是遇到经济危机，人才就业也成难题，但人家不逼迫就业。逼学校，逼老师，逼学生，效果适得其反。说实话，为什么叫博士后，因为博士找不到工作，所以大学就办一个博士后的点，让学生返回到学校。其实在国外，博士后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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