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评论专栏作者 熊丙奇 

　　浙江2009年普通高校招生政策加分考生名单公示后，考生家长发现，公示只是一份约4516名考生的报名序号、姓名与分值的“超长”表格。“这叫我们监督什么，怎么去监督呢？”家长章先生说。记者的调查显示，拿体育加分来说，此次公示只有报名序号、姓名、体育竞赛获奖者、加分值4项，而2008年公示的信息则为姓名、性别、报名序号、地区、中学、具体体育项目、具体获奖赛事、竞赛级别(国家、省、市)、加分值。(京华时报6月21日)

　　客观上说，2008年的公示信息，尚有不完备之处，但所公示的信息，可以让加分者接受监督，而2009年的公示信息，既无学校名称，也无具体比赛项目，根本无法让人知道，谁获得了加分。这种公示，几乎就是没公示。

　　令人不解的是，在今年高考之前，媒体已经曝光了浙江省高考加分中存在的权势交易，按理，针对媒体的曝光，当地政府应该高度重视，即便不能因为质疑就取消某些加分政策，也应该回应质疑，让加分“阳光化”。而目前的公示做法，显示了权力的傲慢，是无视舆论的监督，甚至走到监督的反面。

　　为何会如此？根本上说，这是权力缺乏监督所致。如果存在对权力的有效监督，早在加分中的权势交易被曝光之时，当地人大就应该启动调查、听证、罢免程序，对执行加分政策的相关官员实施问责，可是，我们没见这样的举动。如此一来，在对加分进行公示时，政府教育部门“强势”地删减公示信息，也就在情理之中。

　　推行教育公平公正，不能寄希望于政府部门和学校的自觉，而需要建立权力制约机制。首先，应取消政府主导教育决策的机制，建立教育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新机制。教育决策程序应该是：就一个教育政策，由不同机构、部门设计多个方案，让所有方案提交人大，由人大对这些方案进行讨论、听证、审议，最后吸收各方案的优点，推出具有广泛民意代表性的教育政策。

　　其次，调整上级政府部门问责下级政府部门的单一问责机制，发挥人大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作用。人大对政府部门工作的监督，这是人大本身具有的权力，对于政府部门工作的失误、违规，人大应及时履行监督权、罢免权，而不能让上级问责下级变为“官官相护”，近年来，地方政府不履行《义务教育法》的事件频频发生，可鲜见政府官员被问责，被免职。

　　再次，改革学校治理结构，在中小学要增设可参与决策、监督的教师委员会和家长委员会，在大学，建立大学理事会、教授委员会和学生自治委员会。通过这些机构，平衡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不能任由学校领导说了算，而将学校领导的权力置于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学生自治委员会的监督之下，对于办学者的违规行为，各委员会有权提出不信任案、罢免案。(作者系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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