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文东茅博士，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教育制度与政策、高校管理。　

　　对话动机：11月5日，他跟其他10名北大教授联名致信北大校长和北大招生委员会，提出要改变北大现有的招生政策，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北大有关人士也透露说，北大正在讨论在部分省份试行这种录取的可行性。

　　动机

　　“高分学生中分数无意义”

　　新京报：为什么要写这样一封联名信？

　　文东茅：这种想法不是现在才有的，每一个参加招生的人，包括在大学教书的人都有这种感受———有些好的学生靠考试招不进来，一些只会考试的学生想推出去又推不出去。

　　其实最高分数段学生群体之间的差异没有实际意义，现在的学生往往用大量精力去追求那几分，优秀的学生也是如此，这是极其有害的。

　　尤其是今年北大清华关于状元统计的事情，这对两个学校而言都是很丢脸的事情，再多状元也不是一件多光彩的事情。其实状元有很大的偶然性，高考前100名的学生一般学习能力没有什么差别。

　　新京报：你们11人的学科背景都不一样，怎么达成共识的？

　　文东茅：我们11人中不少是院长，平时我们碰面的机会很多，在不同的场合都会涉及到招生的问题。酝酿联名信有很长时间，议论也有半年时间了，然后起草、传阅。

　　焦虑

　　“孩子被过分训练化了”

　　新京报：信中说“怀着对北大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焦虑和期盼”，有哪些焦虑？

　　文东茅：有两点。第一，感觉现在的孩子都很聪明也很勤奋，但他们被过分训练化了，能很快地找到唯一正确的答案，这就是高考训练出来的。其实真实世界中的问题往往是没有标准答案，或者有很多答案的，或者始终没有正确答案的，他们缺乏求异思维和独立判断。

　　有老师说，学生只对高考关心，他们对其他的不关心。如果学生缺乏基本的忧虑和关怀，就没有持续追求的动力，就没有大的志向。

　　新京报：第二个呢？

　　文东茅：再一个是深层次的忧虑。人首先要有健全的心智，不仅能创造生活，同时还可以享受生活。现在的学生为了应付高考，身体和精神压力增大，身体素质下降。在美国，中学发展目标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学会享受闲暇生活。而我们的高中生没有闲暇，也没有人告诉他们怎么享受闲暇。

　　新京报：联名信给北大校长是期望北大能有所突破？

　　文东茅：其实不仅希望北大能这么做，至少是优秀的高校都参与这么做。

　　世界上那么多一流大学都是在考试基础上加面试环节，香港的高校在内地面试之后甚至都可以不要状元。

　　困惑

　　“高校不能拒绝一个人”

　　新京报：联名信中说，你们是不同程度地参与过招生工作的老师，招生中有何感触？

　　文东茅：其实招生不是高校在选学生，而是在争分数线的高低，是为了争状元。花了很大的力气却没有太大价值，发挥不了老师的作用。

　　新京报：这就是你们在联名信里所讲的那种“拉生”、“求生”活动？

　　文东茅：不仅仅我们学校，全都这样，这是不正常的。招生本来应该是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选学校，根据自己的培养目标选学生，现在只有一个标准，高考分数。高校没有选择余地，高校不能拒绝一个人，分数决定一切。

　　新京报：就是说，只看高考分数不仅害了学校，也把学生给害了？

　　文东茅：确实如此，比如说有些学生为了上北大，如果觉得分数有点悬，就报一个所谓的冷门专业，或者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根据我们的调查，到了大学之后30%以上的学生对自己的专业不感兴趣。

　　新京报：那遇到过不想要但又不能不要的情况吗？

　　文东茅：肯定有的。有一年我去招生，有一个所谓“裸考”状元，我们见了面之后，半天说不出话来，但为了学校的声誉也得招，过了两年之后这个学生退学了。

　　高考

　　“要以高考成绩为基础”

　　新京报：你们主张的方式，跟自主招生、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一样，依然没有否定现行高考制度？

　　文东茅：我们主张在高考基础上的增量改革，不是否定高考。我们提出，一定要有相当高的分数才能进入面试环节。高考还是能考察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包括学生的记忆力，毅力，细心等。

　　但有很多能力是通过高考考不出来的。比如考古、国际关系、军事、古文。

　　新京报：除了知识和兴趣爱好无法测量，还有哪些是高考无法涉及但可以在面试中弥补的？

　　文东茅：如对社区的了解，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考试书，就是要通过这种面试来引导他们关心社会，关心弱势群体。

　　面试

　　“不简单看重唱歌跳舞”

　　新京报：联名信中说，“唯高考分数论”的招生体制下，面对略低几分的优秀农村考生也爱莫能助。如果按你们的设想，能保证农村生源的公平吗？

　　文东茅：其实按照纯高考分数来录取，已越来越不利于农村孩子，我做过这方面的统计，北大清华等重点高校的农村生源比重越来越小。

　　面试对农村孩子并不是一定不利。很多教授对能力的考察并不简单看重唱歌跳舞。我曾参加过一次自主招生，有一个农村孩子，个子不高，普通话也不好，长得黑黑的。当时的问题是遇到井喷事件之后，该怎样制止造成的危害。这个孩子反问了我们一句，“周围有没有人？”

　　事后我们一致给这个孩子很高的分数。因为有人之后的办法是不一样的，科学家必须以人的价值为最高价值，而不是首先想到节省成本。这种思维方式是我们很看重的。

　　新京报：但你们的设想仍要以高考分数为基础？

　　文东茅：考试方式本身不是为了解决农村生源比例下降的问题，我们的建议对农村孩子可能会有利。入围条件降低，增加了入围面试的孩子，农村孩子进入的可能性会增加。

　　腐败

　　“北大自主招生几无腐败”

　　新京报：除了公平问题，这个过程中环节更多，主观的因素更多，招生腐败问题如何预防？

　　文东茅：社会公众对社会的信任程度比我想象的更低，对积极的东西缺乏信心，我个人觉得至少也应该给北大做出尝试的机会。不能因为可能出现的包括腐败等问题而不去改革，不去尝试。

　　从实践情况看，北大开展自主招生这么多年，严重的腐败问题几乎没有。

　　另外也有很多机制来规避，如不提前公布名单和去向，实行省籍规避制度，湖南人不到湖南省面试等，这就避免很多腐败的机会。不可能因为可能出现腐败问题就不做了，这样社会就不会进步了。

　　就整体上而言，目前我校实行的始终还是一种“唯高考分数论”的招生体制，并且被动地接受数量有限的高分考生的挑选。

　　以简单的一两分差别作为判断录取与否的硬性尺度，而不问学生的素质如何？专业理想如何？对于本校热爱与否？这样的录取必然给以后的培养带来太多困难。

　　——联名信

　　其实状元有很大的偶然性，高考前100名的学生一般学习能力没有什么差别。

　　我们的高中生没有闲暇，也没有人告诉他们怎么享受闲暇。

　　面试并不是对农村孩子一定不利。很多教授对能力的考察并不简单看重唱歌跳舞。

　　——文东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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