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人简历：

　　龙桂鲁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982年在山东大学获得理学学士学位，1985年、1987年在清华大学分别获得理学硕士、博士学位。1987年12月至今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工作，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89年3月—1993年3月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作博士后研究工作。清华大学物理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99年当选英国物理学会高级会员(fellow)。现担任中国物理学会常务理事，咨询委员会主任，北京市物理学会副秘书长，北京高校物理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国家纯物理与应用物理联合会物理与发展委员会委员，《科学通报》执行副主编，《中国科学》编委等。

　　龙桂鲁老师曾获第一届、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九届、第十届研究生“良师益友”荣誉称号。

　　2、典型故事：

　　“每次有疑问的时候，我都很冒失地去敲龙老师办公室的门，或者是给他打电话。龙老师都是想尽办法挤出时间来给我解答疑问。记得200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发现可能可以用单光子态实现量子直接通信，我兴奋地给龙老师打电话说明我的想法。然而，我完全忽略了他因感冒已经休息了。让我很惊讶的是，大约过了一刻钟，龙老师居然披着大衣从家来到办公室找我讨论，我看了看表，已经是夜晚十一点多了。我内心又感激又愧疚，也再一次感受到一名真正的学者的学术风范，对学术的执着追求。经过深夜的讨论和随后几天的完善，我们的研究成果在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了，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普遍好评，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被引用了近百次。”

　　----学生邓富国 《永远的良师益友》  作者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3、新闻报道：

　　永远的良师益友

　　——记我的导师龙桂鲁教授

　　古语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他是一位严师，严中有宽，严中有道。

　　他是一位慈父，平等交流，关怀入微。

　　一生之中，能够遇到无论严师还是慈父，都是一种幸运，是一生的财富。

　　遇到一位严师，学将有所成；遇到一位慈父，德将有所成。

　　儒雅的学者，严慈的良师，体贴的学长，真挚的朋友。

　　2001年我有幸成为了清华大学物理系龙桂鲁教授的博士生，也由此改变了我的人生。他三年对我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非浅，也成为了我永远的良师益友。

　　由于硕士期间我主要学习核物理实验，对龙老师课题组正在从事的量子信息相关研究领域所知甚微。在硕士近两年的核物理实验研究中，我勤奋努力地学习、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迷漫，感觉自己付出比别人多，可不知道出路在何方。由于受国内实验条件的限制，总感觉自己有劲没地方使，对科研的自信在逐渐地消失。在2000年的一次春节物理会议上，偶然听龙老师介绍了量子信息，在朦朦胧胧中一时冲动就选择了去读量子信息方向的博士。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决定是那么的轻率，没有任何期盼，只是想脱离原来的研究方向，就像在逃荒一样。也正是这次冲动，经过三年的学习，我找回了对科研的自信，找到了自己的兴趣，也磨练了自己坚强的毅力，学会了怎么样成为一名合格的科研工作者、一名优秀的导师。这一切收获都饱含了我的导师龙桂鲁教授的心血与汗水。

　　记得2001年9月入学后，在龙老师的办公室，他跟我的第一次谈话。龙老师和蔼地告诉我，我的硕士生课题指导教师(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老先生，著名的核物理实验学家)希望我继续跟他做核物理实验研究，相信以我的能力和拼搏精神一定可以做出两三个不错的工作，不存在毕业问题。同时，龙老师告诉我，如果我选择做量子信息，只要努力，相信毕业也没有问题，并把最后的决定权留给了我。由于对国内核物理实验条件的亲身体验，我毅然决定选择了量子信息。龙老师对我的信任，使我内心充满了感激。同时，也给我增加了不少心理压力，唯恐愧对他的信任。然而，由于太多的杂事，开学近两个月了，我对量子信息还因为当时我对这个方向可以说还是一无所知。2001年10月下旬，龙老师上完《高等量子力学》课后与我一起去中关村购买打印设备，由于时间原因，我们在一个小店吃饭。龙老师一边吃面包，一边在餐巾纸讲解最原创最著名的几个量子通信模型的物理原理。虽然这一次详细的讲解并没有让我全部掌握这一些原理，可大大激发了我的兴趣，同时也领悟了一点学术的真谛，即时时刻刻思考一些有趣的学术问题，让自己的学术思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越来越熟悉自己的研究领域，也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人指点。每次有疑问的时候，我都很冒失地去敲龙老师办公室的门，或者是给他打电话。龙老师都是想尽办法挤出时间来给我解答疑问。记得200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发现可能可以用单光子态实现量子直接通信，我兴奋地给龙老师打电话说明我的想法。然而，我完全忽略了他因感冒已经休息了。让我很惊讶的是，大约过了一刻钟，龙老师居然披着大衣从家来到办公室找我讨论，我看了看表，已经是夜晚十一点多了。我内心又感激又愧疚，也再一次感受到一名真正的学者的学术风范，对学术的执着追求。经过深夜的讨论和随后几天的完善，我们的研究成果在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了，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普遍好评，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被引用了近百次。

　　当然，在三年的学习中，也少不了我与龙老师的争论。我是一位不迷信权威的人，也是喜欢寻根问底的人。龙老师的为人风格正给我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环境，也让我懂得学术自由的重要性，这在我的现实执教中获益多多。其中让我记忆犹深的一次争论发生在2003年夏天。一天下午，我找他说，我可以用空间量子态完成安全信息传输编码。我很为自己的“得意”发现高兴，于是就去敲门找龙老师讨论。我满怀喜悦地告诉他我的发现，结果得来的一盆冷水。由于本能的抵触情绪，我反对他的看法。我列举了我的理由，我认为对光子态的测量都会导致光子的消失，哪怕是测量它的空间本征状态，因此对光子的测量是一种破坏性的测量，需要能量。龙老师听完我的看法，告诉我光子的空间本质态是可以测量而不被破坏的。由于我强烈的实验背景出身，我无法理解，也根本不接收，与他争论不休。他耐心地告诉我非破坏测量的物理原理，可我固执地认为那一些理论不符合实验。在我原来的实验研究中，从来都是光子通过光电效应变成电信号了，原来的光子怎么还存在呢。虽然龙老师的解释很详细，但固执的我并不接受，坚持认为龙老师的理论解释是错误的。直到后来详细学习了量子非破坏测量理论与实验实现才真正接受。现在想来很汗颜，自己真把“无知”当“无畏”了，还“无知”得那么理直气壮。当然，偶然也有在争论中我获胜的时候。通过平等争论我得到最大收获并不仅仅是澄清了一些学术上的错误观念，而是学习到了一种学术态度。与龙老师的平等争论，让我真正明白了学术的灵魂来着于学术的平等、学术的自由与学术的包容。这让我在研究生培养工作中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以权威自居，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耐心聆听学生的观点与想法，要包容他们一时的错误想法，鼓励他们继往开来、在失败中成功。

　　在清华读博士的三年，是在课题组师生融洽相处中度过的快乐的三年。除了学术问题，龙老师也很关心我们的健康与家庭。他尽力给我们提供体育锻炼的器材，鼓励我们坚持锻炼，保持健康身体。其中让我们铭记在心的事情发生在2003年非典时期。从2002年末广东发生非典以来，很多人对这一流行性怪病都充满着迷漫与恐慌。龙老师自得知这种流行病后就经常督促我们坚持锻炼，让办公室门窗通风透气，并自己出钱给我们准备了大量的预防这种流行病的药物，稳定了人心。他对学生家庭婚姻问题的关怀就更多得不计其数。龙老师这种细腻的关怀，得到了课题组兄弟姐妹的普遍尊敬，也给大家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2004年7月，我毕业参加了工作。虽然在时空上我与龙老师有了一定的距离，但在情感上仿佛还是处于在龙老师课题组攻读博士学位的时代。我依然经常回清华找龙老师讨论问题，虽然主要是有关学术的问题，但也包括健康问题、生活问题，甚至偶尔还会讨论文化问题，仿佛与朋友之间讨论问题的方式完全没有差异。龙老师对我的言传身教，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他对学生的关怀像太阳一般温暖，春风一般和煦，清泉一般甘甜。他不仅是我学术上的导师，更是我工作、生活上的最真挚的朋友。龙老师这样的良师益友是我精神上的一笔很丰富的财富，我以拥有这样的导师、这样的朋友为荣！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邓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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