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社会观察》供稿

　　文/欧媚 刘源浩

　　“你们看我的形象和其他人不一样吧？我是搞核武器的！”国防大学著名教授吴玉琪大校说。全场顿时静了下来。吴教授没有一根头发，穿着军装站在清华大学三教的讲台上，下面坐着200多个清华大一新生，“我给将军们讲，也到其他大学讲，但在清华大学讲核武器不一样！23个‘两弹一星元勋’，清华占14个！”场下掌声雷动。

　　这是2010年9月，吴教授在清华讲军事理论课的开场白。清华大学和“两弹一星”的确有特殊的关系，不仅钱三强、邓稼先、钱学森、朱光亚、周光召、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屠守锷、陈芳允、郭守怀、王大珩、杨嘉墀、王希季等这一批杰出科技巨擘出自清华，“两弹一星”的很多基层技术骨干也出自清华，几代清华人共同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在新疆核试验基地，先后10多位司令员中有5位是科技人员，其中3位是清华校友。在基地所属西北和技术研究所先后11位所长中，8位是科技人员，其中5位是清华校友。在西北核试验基地，亲身参加1964年首次核试验现场工作和试验任务的就有27位清华校友。

　　其实最初，中国曾想依靠苏联发展原子弹。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全部撤走。清华人在此时扛起了国家和民族赋予的重任。

　　清华人请命造原子弹

　　那一代科学家有着最朴实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只是知道祖国多灾多难，祖国需要他们，他们就回来了。

　　黑白交错，像巨型围棋棋盘的长桌边上，坐着头发花白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老人，他曾经带领周光召等访苏科学家请战造原子弹。

　　这次，作为清华校友，他专程来清华大学，和师生聊原子弹。

　　何院士说：“我最初是在上海交大读化学，美国原子弹爆炸对我影响很大，对我们一代青年都影响巨大。我们整天想着打日本鬼子，但不行，美国两个炸弹就一下摧毁了日本的两个城市。造原子弹要学物理，我就在1947年又考到了清华物理系。要造原子弹，是我们一代人的愿望。”

　　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前夕，为了安全，清华全校师生集中在比较坚固的二教过夜。“有一天晚上，我们发生了激烈的讨论，关于中国的前途问题。”何院士回忆，当时大部分人都认为共产党要执政，建立新中国，建国之后自己要做什么，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有的学生说要做这，有的说要做那，最后清华大学物理系系主任钱三强突然说：“建国之后，中国要有原子弹。如果造原子弹，你们这些人，全都给我也不够！”

　　第二天，北京和平解放。

　　“那一代科学家有着最朴实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只是知道祖国多灾多难，祖国需要他们，所以他们就回来了”，清华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党委书记庄茁教授说，“像钱三强、邓稼先、钱学森他们那样朴实的爱国情怀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庄茁教授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回国的，当时国内一个月工资五六百，而国外是五六百英镑。“当时什么也没有想，觉得读完书就应该回国”，庄茁笑着说。

　　与早已回国，并参与核事业的邓稼先等不同，何祚庥院士在中苏关系破裂时，正访苏学习，“我们都不去想我知道多少，而想中国人知道多少。不像现在，自己知道点什么，生怕别人也会。那时我们都是集体奋斗，互相学习。”

　　得知中苏关系破裂后，他带头与周光召等请战回国造原子弹。“之前国家是想让苏联专家培养农民和工人，我们是不行的。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光召有两个姐姐，一个中统，一个军统。”何老回忆，鉴于周光召的出身，负责“两弹”的钱三强也没有把握，只好再往上报，最后还是二机部(核工业部)刘杰部长拍的板：“我们是有阶级成分论，不是唯成分论，既然业务和表现都很好，那就可以用嘛。”何老说：“这是一个转变。”此后，他们和邓稼先等一起，共同为实现“一代人的愿望”奋斗。

　　钱三强、邓稼先、钱学森回国像朴素的赤子，何祚庥、周光召等回国又别有一番滋味，相同的，是清华人的爱国之心。

　　艰难困苦压不倒报国热情

　　当时用的老式旧电动计算机，即使噼噼啪啪敲个不停，每秒运算能力也不超过10次。

　　邓稼先便和研究所里的同事们一起用计算尺和算盘辅助计算。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6级李贞说：“其实我们都是清华最普通的毕业生，只是我们投身到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中，仅仅因为我们把自己的理想追求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才体现了我们自己的人生价值。”她是新中国的一位女将军。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核物理研究所食堂的饭碗由大碗变成小碗，每人每天嚼一颗“大力丸”，这就是“特供”。邓稼先手下带的青年们开始浮肿，常常在紧张的运算之后，有气无力地呼喊：“老邓，我们饿，我们好饿！”不一会儿，邓稼先就会从街上拎回一包高价饼干，慰劳一下大家饥肠辘辘的肚子。那时除了凭票供应的商品外，其余都是高价商品。再以后，邓稼先就再也办不起这样的善举了。一次，钱三强副部长来看望大家，给大家“改善”伙食。所谓“改善”，其实就是每个人有一小盘炒白菜，上面顶着一块手指头那么大的罐头肉。

　　当时科研设备极少又落后，研究所的人们只有拼力气。他们三班倒着上机，做到“人闲机不闲”。当时用的老式旧电动计算机，即使噼噼啪啪敲个不停，每秒运算能力也不超过10次。邓稼先便和研究所里的同事们一起用计算尺和算盘辅助计算。于是，在研究所的那栋灰楼房间里又发出噼噼啪啪的算盘声，几乎昼夜不停。随着科研的进展，计算使用过的草稿纸装满了一麻袋又一麻袋，那些麻袋堆满了一个房间又一个房间……

　　何祚庥院士说：“以往人们有个误解，认为我们从原子弹到氢弹，用时很短，其实早在原子弹爆炸成功前我们已经开始研究氢弹了。”

　　“美国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爆炸第一颗氢弹用了7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苏联不到4年，法国是8年零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这是最常见的宣传，有的历史课本上也这样写，当时戴高乐还因此发怒。事实上，2年零8个月是指原子弹与氢弹爆炸成功的时间间隔。

　　邓小平后来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在苏联陈兵67.5万于中苏边境，美国入侵越南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两弹一星”更是具有特殊的意义。

　　清华作为大学参与了研制过程

　　不仅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清华大学作为一所大学也参与了“两弹一星”的研制。

　　“一所大学的生命力，归根到底是由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来决定的”，清华大学王大中校长在清华90年校庆的讲话中说到。其实，不仅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清华大学作为一所大学也参与了“两弹一星”的研制，进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迸发出旺盛的活力。

　　1957年初，尖端工业的科研部门负责人林爽来到清华，建议与清华合作。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钱学森与蒋南翔校长签署了合作协议，确定清华的自动控制专业与计算机专业同他们配合，为其培养人才，并派骨干教师参与研制原子弹的工作。同年9月，为了满足尖端工业的人才需求，国家从全国10所高等院校抽调了287名四、五年级学生，到清华自动控制系学习，为五院(航天工业部前身)和二机部(核工业部)对口培养，这批学生在1960年到1962年陆续毕业，成为我国尖端工业的第一批技术骨干。

　　清华大学不仅为“两弹一星”事业培养出大批人才，自身也为“两弹一星”做出了重要的科研贡献。清华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座屏蔽实验原子反应堆；完成核燃料后处理提取钚萃取法的实验研究，并成功用于我国的核工业；开创了我国离心法分离铀同位素的研究等。这些科研成果不仅对当时“两弹一星”的研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我国其他领域的研究与发展也有重要作用。

　　新中国在蘑菇云腾起的那一刹那，就无言地向世界宣告一个大国正在崛起。这一段历程，也是清华从“国耻”到“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如今，清华“两弹”的印迹依旧明显，工程物理、工程化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等院系与“两弹一星”有着讲不完的渊源。

　　借“两弹一星”，实现工科腾飞

　　清华借“两弹一星”工程的机遇，大力发展与高技术相关的专业，为清华工科的兴盛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东南大学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客座教授王步高说：“清华的再生能力特别强，这点我很佩服。院系调整时分给北大那么多院士，清华现在慢慢引进加自己培养，达到69个了，又超过了北大。”

　　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变成多科性工业大学，后几经变化，到1956年底，全校仅剩25个专业。1965年，清华大学已经重新发展壮大，拥有12个系40个专业。

　　“国之衰则学科衰，国之弱则学科弱。清华大学的学科建设紧密结合着国家的命运，与时俱进地满足国家对各类人才的需要”，庄茁说。 

　　清华大学雄厚的工科基础与“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密不可分。可以说，清华大学为“两弹一星”提供了技术和智力的支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清华也借“两弹一星”工程的机遇，大力发展与高技术相关的专业，为清华工科的兴盛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1955年9月初，为了研究和解决我国高等学校中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干部培养问题，国家高教部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和学习，由当时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为代表团团长。经过对苏联几所学校的考察，蒋南翔回国后便开始着手创建新技术专业。

　　“新技术专业要适应国家重点尖端工业和科研部门的需要，主动去配合国家这方面的部署”，蒋南翔校长强调。《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发布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等学科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也为清华设立一批与干技术相关的新专业提供了大的社会背景。由于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清华很多学科都被调整出去了，但是清华借着研制“两弹一星”的发展机会又重建了许多学科，并且一步一步发展成为国内甚至国际一流的学科。

　　如今，走进清华园，除了那些早年仿美的建筑提醒着人们，这曾经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外，再也感受不到那个屈辱的起点留在清华园和清华人身上的印记。

　　爱国主义精神在清华延续

　　在多数毕业生渴望在大城市找到待遇丰厚的工作的今天，清华还是有那么一批人，选择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在清华一所食堂里，工程物理系大四学生谢顺钦将盘子收好放在一边，望着来来往往的人群说：“我们班有19个人，毕业后都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有人会觉得我们很苦，很划不来。其实我们都已经很淡定了，不嫉妒不羡慕，因为这是我们在志愿书上签下名字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要离开繁华的大城市去西部的研究所。”谢顺钦也即将离开北京，到四川绵阳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去做研究生，从事曾经也是现在一部分清华人所从事的核物理研究。

　　“爱国主义没有写在脸上，也不是讲出来的，就看你怎么行动，像邓稼先、钱学森们一样，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去爱国”，庄茁教授说，“我们学院(航空航天学院)每年都有毕业生主动报名去酒泉、西昌工作，学院有60%的人选择了三航(航天、航空、航海)和国防单位，以他们的能力完全可以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找一份待遇非常好的安逸的工作，可是他们却选择了条件艰苦的地方。”

　　“在清华你能时时刻刻感受到你所从事的工作与国家和民族息息相关，能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国家的日益强大有自己的一份力量在里面，这是我在其他大学学习和工作没有的感受”，庄茁教授说，“这也是为什么在清华培养出来的精英人才中有一部分人放弃优越的待遇到自然条件艰苦的西部地区搞科研工作的原因。”

　　在人人都渴望在大城市找到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的今天，清华还是有那么一批人没有追随“主流”，他们在毕业后选择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清华百年，镌刻着中华民族从危难之际到解放之日，从振兴之时到复兴之日的发展历程。从“庚子赔款”到“两弹一星”，是清华走向学术独立的历程，更是中国崛起的缩影。就这样，一所大学，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三者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起点开始，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危急或重要时刻，清华都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为国家为民族书写辉煌灿烂的篇章。承载这份丰厚的爱国精神遗产，走过百年历程的清华，必将继续而且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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