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从西化回归本土
从1911至1929年，清华从一所由美国移植而来的学校，变成了一所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独立大学。
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综合报道
1909年6月，北京侯位胡同的一间民房里，悄然成立了一个专门向美国输送留学生的机构——游美学务处。日后，脱胎于它的一所高等学府，大名鼎鼎，它叫做清华大学。
这一切，都要从清廷驻美公使梁诚的一次外交活动说起。
肇建清华
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庚子赔款”赔付具体细节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商谈。梁诚恳切希望美方体谅“民间负荷过重之苦”。“海为动容，默然良久，乃谓庚子赔款实属过多。”
不经意的一句话，被梁诚听得真真切切。他立即把此语写在了致外务部的公函里，同时建议：“不如因势利导，趁风收帆，乘其一隙之明，藉收已失之利……诚当随时运动，遇便催办，务期早日议行，免致事久生变。”同时，建议退款用来“广设学堂、派遣游学”。
1906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致信罗斯福总统，他称中国是一个正在发生变革的国家，如果能够吸引正在变革的中国青年，以后将在精神和商业上得到巨大回报。詹姆士建议，用庚子赔款，让中国往美国派留学生。经过数年交涉，1908年7月，美国政府向中方致函，决定以庚子赔款的半数还赠中国，并且“俾贵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1909年1月，美国开始正式履行退款程序。同年6月，派遣留美学生的专门机构——游美学务处在北京成立。
从1909年8月至1911年6月，游美学务处一共考选了三批直接留美学生，共180人。其中，梅贻琦、赵元任、胡适、竺可桢等名字，将在日后传遍大江南北。与此同时，又增设“游美肄业馆”，作为留学生赴美之前的培训机构。其办学方针是，“延用美国初等高等教习，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以便熟悉课程，到美入学，可无杆格。”
就是这所“游美肄业馆”，做出了大名堂。
按照与美方的协议，游美学务处“自退款第一年起，前四年每年要派一百名学生留美”。不过，合格的学生，并非那么容易找到。
当时，虽然科举已经废除，但全国各地新制学堂设立不久，无法完全依靠这些学校提供考生。而游美学务处隶属于外务部和学部共同管辖，在选择学生的标准上，又往往存在相互攻讦的情况。据学部负责人范源濂回忆，当时甚至闹出过这样哭笑不得的事情：在两部评阅考卷时，“有一次外务部英文取第一之人，在学部竟一分未得；而学部取第一之人，则在外务部一分未得。谁去谁留，亦竟至争不相下。”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设立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长期训练，以便提供合格的毕业生。无疑，“游美肄业馆”还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1910年12月21日，“游美肄业馆”更名为“清华学堂”，学额定为500名，分中等、高等两科，学制均为四年，高等科毕业后须经过严格考试才能赴美，由此成了一所真正的留美预备学校。由于其坐落在北京西郊的皇家园林“清华园”内，故此得名。
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这成为清华百年历史的开端。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华为此停顿了半年之久，待到复课，已是换了人间。
国耻纪念碑
1912年5月，清华复课，校名由“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监督”也更名为“校长”。游美学务处被撤销，清华改由北洋政府外交部单独管辖，不隶属于中国的教育系统。大事小情，均须同美国公使的代表商议决定。庚子赔款为清华带来了充足的经费，也为美国人在这所学校奠定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当时，英语在校内是通用的主要语言文字，除了少数国文课外，大多课程均用英语教授，并使用美国教员编写的英文教材。学校的会议、布告，各种出版物、校长及学生演讲，大都也使用英文。
学校的课程分为西学及国学两大部，西学课程在中等科主要是英语训练，全部安排在上午学生精神最佳时。高等科则为美国大学的一些基础课程，例如“公民课”，讲述美国政府制度及变迁，有人后来回忆说，这种课的作用主要是教学生“爱美国”。另有诸多课程，对美国的大中城市、山川河流、风物出产、甚至重要人物的生卒年月详加讲解，并要求学生能够背诵。
而国学部则为国文、中国地理、博物等三四门课程，安排在下午学生困意正浓时。由于学校规定西学课程不及格，国学课程及格，不能出洋；而国学课程不及格，西学及格，可以出洋。因此西学和国学在校内，俨然“冰火两重天”。
有学生回忆说：“学生过了午刻，把西学课交代过后，便觉得这一天的担子全卸尽了，下午的国文课，只好算是杂耍场、咖啡馆。”上午紧张严肃，下午瞌睡连连，甚至嬉皮笑脸、恶作剧的情形，比比皆是。例如，学生们在讲台抽屉里放几只小青蛙、或是老师在课上讲“人比黄花瘦”时，自己在下面比对一句“猪如白薯肥”。有学生曾经回忆道：“一位教国文的叶老先生喜欢听京戏，一上堂，学生们就和他开玩笑说：‘昨天梅兰芳的戏好呵！’或‘你今天放我们的假，去看戏吧。’老先生只好哈哈一笑，或置之不理。”
由此造就的学生，有人认为“被人问而不知中国国民之常识，而背美国宪法，从首至尾者，真可耻矣！”
此外，中西教员的待遇，也是天壤之别。当时，学校为美籍教员盖了设备讲究的西式住宅，而国文教员只能住在陈旧狭小的“古月堂”里。另据1918年的一项统计，美籍教员的薪酬，是中国教员的3.1倍。
尽管西风压倒东风，但在庚款办学的背景下，“明耻”是那一代清华人的共同意识，有人将清华称为“国耻纪念碑”，认为“清华不幸而产生于国耻之下，更不幸而生长于国耻之中……不幸之中，清华独幸而获受国耻之赐。既享受特别权利，自当负特别义务。”一位学生回忆，1917年校长周诒春送他们赴美留学时有言：“希望此次同来美国之全体学生，学成后为国服务，并期望每人能创办一项新事业。假定一项新事业能使五十人有就业机会，如此则此次同来之七八十人可能为国家创造数千人就业机会”，殷殷期待，溢于言表。
同时，对于过分美国化，很多学生表示了反感，1912年入学的闻一多曾写道：“美国化呀！够了！够了！物质文明！我怕你了，厌你了，请你离开我吧！东方文明啊！支那的国魂啊！‘盍归乎来’！让我还是做我东方的‘老憨’吧！理想的生活啊！”
让清华“本土化”，这也是周诒春的想法。
从1913年上任伊始，周诒春便不仅仅满足于营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而一直寻求将清华改办为一所独立大学。他的考虑很现实：清华是以庚子赔款的基础建立的，一旦1940年赔款付清，学校将难以为继，不如早做打算，逐渐减少留美学生，以节省的款项作为基金，使清华永续发展。
为了实现该计划，周诒春任内首先修筑了四大建筑，即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大礼堂。1916年7月，周诒春在向北洋政府外交部的报告中，正式提出将清华改办为一所完全大学的建议，并很快得到了外交部同意的批复。
然而，正是大规模的硬件建设，引来了一场祸事。
1918年，周诒春被诬蔑以“妄糜巨款、营私害公”而辞职，清华随即成立了“清华学校基本金委员会”，由外交总长、次长和美国公使组成，后又在委员会下专设清华学校董事会，共十人，具体负责“稽核”清华经费的用途。“改大”之路由此受阻。1919年春，清华学校扩充预算便没有得到董事会核准。
1920年，清华董事会改组为三人后，权力大大扩充，实际上成为了美国人控制下的最高权力机关。同一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参观清华后说，“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
不过，变革的力量，早已潜滋暗长。
本土之路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吹皱了清华园的一池春水。
有学生回忆道，五四之前，“多数学生都一心到国外去学政法工商，为回国报效之唯一途径，思想方面，当然不甚重视……自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思想巨变，文学革命为其先锋。当时北大为运动之中心，各地应运蜂起，而清华似乎落后。”这种情形自然是学生们所不愿看到的。有人回忆，这一时期，“一跑到图书馆，看书的人很踊跃，埋头在教科书里的固然很多，但是看杂志的研究新思潮原版书籍的，也是不少。”同清华园外一样，校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高涨起来。
清华的“美国化”首当其冲，成为了众矢之的。一位学生在《清华周刊》上这样写道：“吁！吾清华学校非中国之学校乎！我等清华学生，非中国之国民乎！吾校造就我等，非为中国用乎？何于本国国文，轻视忽略，与日俱进，无时而已也。”
外界压力更大，梁启超在一次对清华毕业生演讲时说得中肯：“无论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他总要有他自己的精神。假如要丢掉本国民族的性格，换取外国的精神，结果只是把本国性格的好处丧失尽了，外国精神的好处还是得不着。”
西化太甚，1922年继任清华校长的曹云祥，也看得明白。在《清华学校之过去、现在和将来》一文中，曹云祥指出：“清华之设，原为养成游美学生，但决不能以此自囿。时势与社会，既有推移，学校之方针，宜谋适应。”
内外合力之下，清华本土化的道路，驶入快轨。
从1924年秋天起，清华开始停招留美预备生，改办大学的计划正式进入实施阶段。1924年4月，呈外交部通过《清华大学之工作及组织纲要》，决定将清华学校改组为大学部、留学预备部和研究院三部分。同月，学校通过《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决定依据“教授治校”原则，设置评议会和教授会。评议会“以校长、教务长及教授会互选之评议员七人组成之”。教授会“以全体教授及行政部各主任组织之”。这成为清华“教授治校”制度的发端。
1925年5月，大学部正式成立，开始招生，共报到93人，是为清华大学历史上的第一级学生。1926年，大学部改为四年制的正规大学，设立国文、经济、物理等17个系。
相比之下，研究院的故事，更有传奇色彩。
在1924年5月发表的《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一文中，曹云祥主张“融会中西”，而要融会中西，须先彻底了解中国固有文化，欲了解中国固有文化，又非设立高深之学术研究机构不可。设立国学研究院，在曹云祥的清华改建大学构想中，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1925年2月，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处正式成立，学校任命吴宓为筹备处主任。
为了延聘最优秀的教授，学校展现了最大的诚意。
1924年12月9日，校长曹云祥把印刷格式的普通聘书交胡适转给王国维。事后曹云祥觉得不够郑重，遂把毛笔手写的聘书寄给王国维，并附一封信，说明前事“殊欠敬意”。
1925年2月13日，吴宓以研究院筹备处主任的身份拜谒王国维。吴后来在其《自传》中写道：“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装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1925年3月6日《清华周刊》刊登招考清华学校研究院学员广告，其中说“本年先办国学一科，已聘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诸先生为讲师”。如此强大的阵容，在中国教育史上，空前绝后。
不难看出，此时的清华对国学之看重，较之从前判若云泥。诚如王国维所见，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20年代，一向以“西装革履”示人的清华，正在重新拾掇起一身中国的袍褂。
国立清华大学
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军进抵京津，奉系势力撤离北平，国民政府随即接收了清华学校，由外交部与大学院共管。8月17日，任命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的教育处处长罗家伦，接任已经去职的曹云祥为清华大学校长。
不过，9月18日，罗家伦在清华大礼堂宣誓就职的同时，清华校名变为“国立清华大学”。
罗家伦在1956年回忆道：“我在‘清华大学’四个字上面加上‘国立’两字，大学院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外交部用种种借口反对，一开口就说怕伤美国的感情。我当时严正地驳斥他们说：‘美国的赔款是退还中国来办学校的，这个钱本来是国库的钱，现在美国退还国库，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国立’二字？’这样才把国立清华大学这个名字称谓定了。”显然，这也应了着力推行“党化教育”的国民党的心意。
不过，这也引起了坚持旧制的清华董事会的不满。从1928年11月到1929年4月，董事会两次否决了清华评议会扩充大学的要求。罗家伦一度愤然辞职，“清华为教育、外交两部所共管，已有两姑之间难于为妇之苦，今更加以董事会，则一国三公，更有吾谁适从之叹矣。”
清华特殊的管理体制，已经成了其破茧成蝶的最后一道阻碍，而当校长、教师和学生的“废除董事会、专辖教育部”的诉求完全一致时，能量早已今非昔比。
很快，罗家伦的反击开始了。他首先向社会各界披露权威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清华基金的查账结果，其舞弊、贪污和流失的严重情况，引起朝野震惊。随后，他又为清华专辖教育部一事，直接向戴季陶、陈果夫，甚至蒋介石说情，得到了高层的支持。
仅仅一个月时间，伴随了清华十年的董事会走到了尽头。1929年5月10日，国民政府第28次国务会议决定将清华归教育部管辖，一个月后，又下令取消董事会。罗家伦后来曾说：“老于人情世故的人，开始就决不这样做。但是我不知道什么顾忌，人家对我的仇恨我不管，我为的是清华的前途，学术的前途。”
陈寅恪认为：“清华属于外交部时，历任校长都是由外交部指派的。这些人普通办事能力虽然有很好的，但对中国的学问大都是外行，甚至连国文都不太通，更不要说对整个中国学问的认识了。”而罗家伦“使清华正式的成为一所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
此时的清华园中，大学部蓬勃生长、留美预备部行将结束，至于国学研究院，由于王国维已经沉湖自尽，梁启超病逝，加之学生会希望节省经费，已经难以为继。不过冯友兰认为：“有了国学研究院这段过程，国学也已恢复到相当地位，不再受人轻视了”。
1929年6月21日，清华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罗家伦致辞时说，这次毕业共有3班，大学部有84人毕业，这是第一次；留美预备部有37人毕业，恰巧又是最末一次，而“国学研究院的同学，这也算是最后的一班”。
这所成立于晚清的学府，已经彻底跟“留美预备学校”的岁月挥手告别。接下来，崭新的清华大学将和民国一起，开始一段辉煌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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