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院：以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
存在四年，录取74人，却培养出五十多位举世公认的知名学者——清华国学研究院创造出的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神话，如同它所在的那个时代一般，难以复制。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综合报道
1927年，毕业于清华的著名教育学家邱椿在《清华年刊》上发表文章《清华教育政策的进步》，写出母校当时“最令人注意的”变化：“课堂内师生谈话，都用国语了。从前清华学校，最不注重中文，现在居然设立国学研究院了。”
“这真是清华的再生！”邱椿感叹道。
设立国学研究院，清华并非先行者。早在1921年与1923年，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已经成立了各自的国学研究所。
清华却是顺应潮流者。彼时，新文化运动刚刚结束，在古老中国第一次全面向西方学习之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成为众多学者反思的焦点：统统否定的做法是否正确？一棍子打死是否过于偏颇？
清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以现代科学方法重新研讨整理国故”，不单要顺应学术潮流，也要顺应时代潮流。曹云祥在国学研究院开学典礼致辞上说：“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加中国考据之法，希望研究院中寻出中国之魂。”近代以来，欧美思潮汹涌而来，中国有心之人常思中西融会，古今贯通，“寻出中国之魂”既符合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因此，曹云祥需要学贯中西的一流学者来研究院任教。他请26岁就“暴得大名”的胡适来研究院主持院务，可胡只做顾问不做院长，并建议校长要根据中国学界的优秀传统，采用宋、元时代的导师制，兼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云祥深以为然，胡的建议后来一一实现。
同时，胡适谦虚地向校长建言：“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
后来，陈寅恪成功入主国学研究院，与梁启超、王国维和号称“汉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成为了令后世广为流传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四大导师的出现反映了清华国学研究院“重学问而不重学历”的用人理念。“四大导师”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拥有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梁、王、陈三位均无博硕头衔，陈寅恪甚至连学士学位也未拿到。从更深层次来看，此举意义不仅是破格用人，更重要的还在于重视新学问，兼采西学。
为了得到优秀的学生，清华国学研究院制定了严格的考试方法。为防止作弊，试卷采用了科举制的“糊名法”，录取与否全凭成绩；被录取者的名单，连王国维也是张榜前一天才知道。由于王国维、梁启超等人声名显赫，投考者甚众，不免有人请托，如与王国维交往密切的马衡、唐兰就介绍过何士骥。何则因成绩不佳，列于备取，后因有人未到才得以补缺入学。
解放后，叶企孙和人说起国学研究院成功的经验，主要是两点，一是经费充裕，二是慎选师资，宁缺毋滥。
可惜的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好景不长”。开设一年，最初的主持人吴宓先生因不能实现其设想而引退，1927年以后王国维自沉、梁启超因多病继而辞职，研究院失去两大“台柱”，规模也大体处于不断畏缩的状态，盛况大不如前。
1929年，时任校长罗家伦在毕业典礼上致辞：“这次毕业共有三班，大学部有84人毕业，这是第一次；留美预备部有37人毕业，恰巧又是最末一次；而国学研究院的同学，这也是最后的一班。”
实际上，这宣告了成立仅四年的国学研究院的正式结束。梁启超的“我院如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言犹在耳，研究院已成往事。
四年间，清华国学研究院共招收四届，录取74人，实际完成学业68人，如徐中舒、王力、吴其昌、高亨、陆侃如等等，绝大部分成为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中坚力量。最终成为中国学术史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难以复制。
西南联大：艰难中的辉煌
奇妙的是，一所学校与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命运开始展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比如，迎接他们的都是八年艰难但却恢宏的时光。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综合报道
故事开始的地方叫做洞庭湖，时间是1938年早春。
1947年11月1日，北平清华大学周末摄影社在同方部举行影展，庆祝西南联大10周年校庆。
1944年，联大中文系教授在昆明联大新校舍合影(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资料图片
建于昆明的西南联大纪念碑。资料图片故事开始的地方叫做洞庭湖，时间是1938年早春。
那年的2月19日，一群身着黄色军装、打着绑腿的年轻人，出现在了洞庭湖。早春时节，洞庭湖的风，已有些许暖意，不过，这些年轻脸庞上并没有春风拂面的喜悦，即使出发之前，他们的团长——一个由张治中将军派遣来的中将黄师岳，说这次“行军”的重大意义，可与历史上的张骞通西域、玄奘游天竺和郑和下西洋相比。
相反，从长沙出发、目的地为昆明的这个黄昏，更多的是被历史裹挟的某种沉重意味。
仅仅在大约半年前，“七七事变”爆发，硝烟弥漫的北中国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来自清华、北大和南开的他们，奉命千里南下，来到长沙，于11月1日，组建长沙第一临时大学，即西南联大的前身。
现在，身处异乡的他们，将兵分三路，从异乡奔赴异乡。其中一路、也是最危险的这一路，就是从洞庭湖出发的湘黔滇旅行团，直下益阳，沿着湘黔公路，进行一场“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
这一年的春天，整个中国也开始了一场大迁徙。因躲避战火而汇成的人流，一股又一股涌向西南。
清华教授闻一多是三校迁徙中的一员。从湘江之岸到滇黔的盘肠大山，一路上，他画了很多素描，来纪念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闻一多的素描应该在1938年4月28日停止：湘黔滇旅行团的297名成员，在经过68天的跋涉之后，顺利到达昆明。团长黄师岳拿出花名册点名，点完之后，把花名册交给前来迎接的第一临大常委梅贻琦，说，“我把你的学生都给带来了，一个都不错，一个都不少，我交给你了。”
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在战火硝烟中正式开学。
与此同时，5月17日，在陕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中共领袖毛泽东写下了关于这场战争的著名文章——《论持久战》，他向世界指出中国人的抗战是持久的，而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奇妙的是，一所学校与一个国家的历史和命运，开始展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比如，迎接他们的都是八年艰难但却恢宏的时光。
“只剩下几个空箱子可卖了”
偏居一隅的昆明并没有躲避得了当时席卷全国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自1941年以后，特别是到了1945、1946年，昆明的物价在西南后方城市中是仅次于居于首位的贵阳。由于昆明没有两湖和川西一带富庶，又加上巨量外来人口的压力，米价始终居于高位。昆明市所谓公米是有价无市的。
据报载，到1943年下半年，昆明物价为抗战初期的404倍。而联大教授薪金则为原薪金的10.6倍。联大教职员多次向重庆当局呈请按市价发给米贴，按当地物价上涨指数调整薪金，均遭拒绝。
教师们生活的窘迫，可以从闻一多教授1944年公开挂牌治印后写的信中窥见一斑：“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从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闻一多留下了1400多方印谱，可见其治印之勤，更可见其家庭经济状况之窘迫。
不过，闻一多早年曾经赴美留学专攻西洋美术，方能刻章治印卖钱，而这条道路对于一般人还是行不通的。
为了补贴家用，有的教授只好把从原校仓促离开时舍不得丢掉的书籍廉价出售。吴晗教授被迫把若干有关明史的藏书出让给云南大学图书馆。可是，书总有卖完的一天，正像生物系教授沈家瑞的自嘲：现在只剩下几个空箱子可卖了！
迫于生计，连梅贻琦夫人也不得不与另外几位教授夫人一起，合做一种叫做“定胜糕”的米糕，由梅夫人挎着篮子，步行四十多分钟提到老字号“冠生园”寄卖。由于路走得远，鞋袜又不合脚，有一次梅夫人的脚还因磨破而感染，小腿全肿了起来。有朋友路经昆明来看望时，吃晚饭，梅夫人总要亲自捧上一盘“定胜糕”，说“请再尝尝定胜糕，我们一定胜利”。这时大家一起起立致谢，齐称“一定胜利，一定胜利！”
住房也是一大困难。1938年，结束剑桥大学进修的华罗庚，来到西南联大任职，可是一家人无处可去，恰好闻一多要移居昆明西郊，便邀请华罗庚一家同住。闻一多一家八口，华罗庚一家六口，两家人用一床布帘子隔开。虽然两家有儿女住校不回家，可仍然拥挤不堪。华罗庚写下四句诗记述这段难忘的生活：“挂布分居共客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无奈之下，华罗庚只好出去租了个农民的牛圈楼。牛住下面，一家人住上面。臭气熏人不说，牛痒时便在柱子上蹭来蹭去，整个楼便晃动起来，一家人便觉得如地震一般。华罗庚自嘲：“清高教授，呜呼：清则有之，清汤之清；而高则未也。”
从高楼到茅草房
就像教授需要住房一样，来到昆明的西南联大，最紧要的事情就是拥有最基本的物质存在——校舍。
当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恰好到了昆明，梅贻琦决定请他们夫妇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梁思成夫妇欣然同意。不出一个月，夫妇俩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所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
可是，这个设计方案被毫不犹豫地否定了，因为根本拿不出与之相匹配的经费。此后两个月内，梁思成夫妇的设计稿改了一遍又一遍，高楼改成矮楼，瓦顶成了草屋。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
最后一稿交出时，建设长黄钰生无奈地告诉他们，校舍委员会研究决定：除了图书馆和两座食堂，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之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砖头和木料使用再削减二分之一。
梁思成忍无可忍，他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砸在梅贻琦的办公桌上：“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不是每一个中国农民都会盖的吗？要我梁思成干什么啊？”
梅贻琦把梁思成扔在桌子上的图纸一张张收好，望着他，说：“思成，国难当头，你就不能谅解一下吗？”
梁思成的心软了。清华大学是他的母校，梅贻琦是他的师长，可是现在的联大和昔日的清华园相比，可谓云泥之别。
最终，除了图书馆、两座食堂和部分教师办公室是砖木结构之外，其余一律是土坯墙、铁皮顶的平房。在施工过程中，白铁皮也买不齐全，学生宿舍只得改用茅草做顶。1939年4月竣工，下半年即交付使用。这些房屋被称为西南联大新校舍。
这座建在120亩荒坟地上的新校舍，泥土松软，下雨时到处烂泥。路上大大小小的水坑，一双鞋子穿一个雨季就烂了。同学们诙谐地称鞋底磨穿了是“脚踏实地”，称鞋尖鞋跟通洞叫做“空前绝后”，也自有一番乐趣。
到了1944年4月，学校常委会讨论通过，将办公室屋顶的白铁皮400余张，转让给重庆建中实业公司，得款200余万元，除去购买茅草屋做屋顶的费用，余下的正好弥补学校预算的赤字。
此后，新校舍除了图书馆和东西食堂是瓦屋外，只有教室留下了铁皮屋顶。一旦下起大雨，铁皮屋顶上会有叮叮咚咚的雨声，压过教授的讲课声。对此，曾有一教授无奈而风趣地宣布：“现在停课赏雨。”
炮声中的恢宏岁月
雨天可以“停课赏雨”，可是仪器设备的缺乏和简陋，让许多理工科的教学和实验无法进行，开展科研很困难。
联大师生并没有怨天尤人，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一方面校方集中资源，尽量通过各种渠道，从上海、香港以至国外购置必需的仪器设备，一方面自己动手制造设备。物理系吴大猷教授，把三棱镜放在简易书架上，拼凑成一个最原始的分光仪，可试做“拉曼效应”的研究；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将学校附近的碉堡改建成气象台，供学生实习观察；航空系的教师把一间旧土房改造成风动机实验室，做实验时经常把墙上的土震下来……
这样一来，联大理工各系几乎都能开出一些实验课程。一般来说，在战时的大学中，能具备理工科的教学设备条件的也是不多的。
除了教学上遇到的困难，联大师生面对的还有日机不时而至的轰炸。1940年代初期，昆明经常遭受空袭。最严重的一次轰炸发生在1940年10月13日，23架日机重点轰炸联大和云大，校院全毁。然而，吴宓教授仍打算趁月明之夜继续他的《欧洲文学史名著》中“柏拉图”一课的讲授，就在轰炸第三天，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晚7—9时至校舍大图书馆外，月下团坐，上《文学与人生理想》，到者五六学生。”
大轰炸过后，教授们不得不迁到远郊居住。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是在昆明东南郊的呈贡魁阁，写出了《禄田农庄》、《内地农村》等著作，他的大女儿也诞生于此；优生学家潘光旦则在村舍里写出了《优生原理》，编译出版了《性心理学》，填补了中国人文科学的一项空白；华罗庚则在昆明郊区的几度寒暑中完成了自己的成名之作——《对垒素数论》的中文稿，在1941年教育部学术评奖中，此著作获得自然科学类一等奖……
其实，从1941年到194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门举办了五次学术评奖，内容涵盖文学、哲学、自然科学等八大类，参评成果数千项，不过各个学科一等奖总共十五项，这其中，西南联大一所学校就占了七项，多项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开创性贡献。
教授们恪尽职守，学生们亦“救国不忘读书”。由于经费困难，图书购置不多，每次阅览室开放前，门口都是黑压压的一片，排起了“长龙”，以便抢先进去借一本书或者占个座位。可是粥少僧多，排不到座位的同学便到附近的茶馆温课读书，不少人的论文和作品都是在茶馆里“泡”出来的。林语堂1940年代初出国路过昆明作演讲时惊叹地说：“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正是这样，炮火中的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短短八年时间里，联大共培养了2522名毕业生，加上投笔从戎以及各种原因中途辍学者，进联大受过教育的学生共达8000余人，其中不少人成为了蜚声中外的第一流的科学家，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两弹”元勋邓稼先，著名化学家唐敖庆，著名力学家、地球动力学家王仁，著名数学家严志达，著名气象学家叶笃正，著名物理学家朱光亚……可谓群星灿烂，人才济济。
另一种“难”
联大之难，并非只有一校存与废、兴与衰的个体存在意义，抗战之初，当时国民政府本想组成西南、西北和东南三所联合大学，其目的是为拯救沦陷区高校，更有“共赴国难”的象征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在西南联大苦苦支撑三年之后，东南联大已经胎死腹中，西北联大亦是先合后分。教育部乃至最高当局当然不会坐视不管，后来为西南联大追加预算数十万元，笼罩在西南联大上空的阴霾才逐渐散去，步入稳定发展时期。需要注意的是，这其中拨云见日的主导力量并非所谓追求自由价值的知识分子，而是设在战时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
可随着预算一起增加的还有国民政府的“掌控力度”，如先后实施审查教师资质、增设训导长管束学生、备案批复毕业生资格等项“紧缩”举措。像西南联大这种追求“自如，自由，自在”的高校明显不适应。
比“掌控力度”更甚的是“思想和组织上的‘统制’”。一大标志便是国民党的党、团组织开始进驻学校，并硬性要求西南联大各学院院长以上人员必须加入国民党。
联大之难，亦有内部“联”之难。众所周知，蒙自分校时期，北大师生即有“独立”吁求；1940年日军侵入越南，昆明告急，政府谕令联大迁移入川，在走留之间的争执中再度响起“分校”之声，可知联大体制最初并不牢固。
可是联大终能“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著名教育家傅任敢将其中一大原因总结为“梅校长的‘大’，他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
始于艰难，终于光荣。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昆明举行了最后一次毕业典礼。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西南联大宣告它的历史使命完成。
7月11日，最后一批离开昆明的清华学生去向闻一多辞行。当时，闻一多先生由于家眷众多，还没有筹集到足够的路费，暂缓北行。
4天之后，发表完“我们准备像李先生(李公朴)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演讲的闻一多，在回家的路上遭到了国民党特务暗杀，倒在西仓坡联大宿舍的家门前。
这仿佛是一个悲怆的注解。八年之前，他为“国破山河在”中的西南联大画下了最后一幅素描；八年之后，在清华离开的时候，他却永远地留在了这里。这个国家，这所经历了烽火洗礼的大学，又会有怎样的未来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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