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梅贻琦执掌之下，清华从一所有学术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成为世界瞩目的、既有学术地位也有学术名气的名校。1941年清华在昆明庆祝建校30周年期间，西方如此评价清华的成就：“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

　　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综合报道

　　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

　　1948年1月1日，北平清华大学，新年里到梅贻琦校长住所祝贺的学生代表。右起：梅贻琦校长(右四)、褚士荃训导长(右五)、梅夫人(右六)、吴泽霖教务长(右七、戴眼镜)。

　　1909年9月13日，这天一大早，北京史家胡同内的游美学务处大院门口，许多留着辫子的考生围在一张榜单前。榜上有名者，将成为首次以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的幸运儿。

　　一个叫徐佩璜的学生后来回忆道，“我记得我在看榜的时候，看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也在那儿看榜，我当时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实际上，四十七位中榜者里，这个考生排在第六位，名列前茅。

　　他的名字叫做梅贻琦。

　　二十年后，梅贻琦以同样的从容，将清华大学引入辉煌。

　　寡言君子

　　1915年8月，刚刚从美国吴士脱大学毕业不久的梅贻琦，接受了清华校长周诒春的聘请，回归母校，教授数学和物理两门课程。相对于周诒春的“谆谆教诲、殷勤督责”，梅贻琦的温和气质显得颇为另类。

　　清华校友黄人杰回忆，那时梅贻琦住在清华园外的宿舍，走到教室所在的科学馆有一长段的距离，上课偶尔也不免有一两次迟到，于是有时一部分同学就提议开溜，大家一哄而散。梅贻琦到时已然变成一个空教室。但是他并不生气，下次再见面时，仍然一团和气。“既不点名，也不算走的人缺课，终使这一些顽皮的学生感化而就范。”

　　梅贻琦话少，素有“寡言君子”的绰号。他的夫人韩咏华回忆道：“我记得我们订婚的消息被我的同学陶履辛听到后，急忙跑来对我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我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

　　但是，伴随着这所学校的成长，梅贻琦沉静、务实的作风，愈发开始展现出他独特的价值。

　　1926年，梅贻琦被公推为清华学校教务长，“从此，月涵开始了他操劳忙碌的大半生，整日在办公室埋头于工作之中，我每天下午四点钟去给他送一些茶点，孩子没人带，就放在推车里推去推回。”韩咏华说，“那时的清华教授中，有博士学位的大有人在，为什么选中了他，我认为是出于大家对他的人品的信任。”

　　1931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一纸委任状，命梅贻琦接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在此之前，清华大学有三位校长因遭学生反对而被迫辞职，其时，南京国民政府正在着力推行“党化教育”，这是一个政治触手向各个领域蔓延的年代。显然，前几任都未捂热的清华校长一职，梅贻琦接得并不轻松。

　　“王帽”

　　“教授治校”是清华的“土制度”。事实证明，对于这个制约了校长权力的制度，梅贻琦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尊重，并发扬光大。

　　曾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和台湾“行政院”院长的刘兆玄曾说：“举凡校中施教方针，年度预算，规章细则，建筑设计，以及类似的重要事项，或则由‘教授会’议决，或则由‘评议会’商定。教授会每年只开会两次，评议会至少每周一次。评议会由校长主持，另由教务长、各院院长、秘书长及由教授会选出并有一定任期之若干位教授参加。梅校长在评议会中虚怀若谷，尽量听取同仁意见，而与会人员，正因校长谦虚诚挚，所以对其所持意见特别尊重。据说会议中往往争执甚久，梅校长一言不发，最后由他归纳结论，片言立决。”

　　于西南联大时期结识梅贻琦的郑天挺则说：“梅校长在工作中，对事有主张，对人有礼貌。遇到问题，总是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当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果不同意，就会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的好，或我看如果那样办，就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他从无疾颜愠色，所以大家愿意和他讨论。”

　　此外，国民政府教育部曾经为国立大学制定了一套统一的人事编制，梅贻琦嫌其机构重叠、冗员太多，国民党一再催促，他都没有完全遵照执行。抗战结束，全校两三千人的教务事项，教务处全部人员仅十九人。由此，效率办事反倒奇高。

　　凡此种种，清华校友袁随善曾说，“我们做学生的几乎不感到‘校长’的存在，觉不出他的‘威信’，看上去似乎是‘无为而治’。”偏偏这一切，让自由民主深入人心的清华大学顿呈活气。

　　梅贻琦曾将自己比喻成京戏里叫“王帽”的角色，“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宽容的制度，为治学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大师论

　　1931年12月3日，清华新任校长梅贻琦发表就职演说，提出了著名的“大师论”：“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后来他又提出，“吾人应努力奔赴之第一事，盖为师资之充实。”

　　事实上，梅贻琦与大师们的渊源，早已开始。做教务长时，他实际主持了国学研究院的院务，曾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王国维1927年夏在颐和园自杀，也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为了延揽人才，梅贻琦曾主动到陈寅恪府上商讨聘请中国文学教授事宜，陈寅恪当即对傅斯年加以推荐，只是后来未等梅贻琦下手，便被中山大学捷足先登；敢于当面与蒋介石对骂的刘文典被迫离开安徽大学，梅贻琦随即请他担任了清华国文系主任；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也是梅贻琦亲自邀请的。据说，抗战时，梅贻琦常到顾宅，并无需打招呼，顾如不在，他就自己做东西吃，宛如回到自己家里。

　　有所聘，亦有所不聘。清华教授徐贤修回忆，抗战前，清华总务长是梅贻琦的好友，是一位很有声望的“海归”，他要求梅贻琦聘他当教授，以“重”视听。但梅贻琦认为学校行政人员与教授对大学而言，司职不同，不可混为一谈，结果，惹得总务长拂袖而去。

　　为使教师免去后顾之忧，安心教学，梅贻琦大幅度提高清华大学教师的生活待遇。当时，清华教授每月最高可拿500元，这是极高的薪水。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还可以休假一年，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

　　从1927年到1937年，清华大学教授人数占到教师总人数一半以上。当时著名的教授有闻一多、刘仙洲、庄前鼎、 顾毓、钱穆、张岱年、冯友兰、陈省身、刘文典、吴有训、吴大猷等学者，可谓星光璀璨。

　　而对于教学，梅贻琦的核心理念是“通才教育”。

　　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

　　早在 1927年，梅贻琦在《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 一文中，就提出“今日社会上所需要之工程人才，不贵乎有专技之长，而以普通工程训练最为有用”。他说：“在中国工商界中，能邀致专家以经营一事业者甚少，大多数则只能聘一工程师而望其无所不能。斯故本校之工程学课中，以普通之训练较若干繁细之专门研究为重要也。”到了1941年《大学一解》一文中，他明确指出：“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实际上，这也正是英美学校中盛行的一种教学理念。

　　他曾经举了一个例子印证其观点。“有好几位在工厂界负责的人对我说，目前大学工学院的毕业生在工厂中服务的一天多似一天，但可惜我们无法尽量地运用他们；这些毕业生的训练，大体上都不错，他们会画图打样，会装卸机器，也会运用机巧的能力，来应付一些临时发生的技术上的困难；但他们的毛病在不大了解别人，容易和别人发生龃龉，不能和别人合作，因此，进厂不久，便至不能相安，不能不别寻出路。”

　　从1933年开始，清华规定大学一年级不分系，文、理、法、工学院学生在一年级都修习包括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的共同必修课，共占总学分近三分之一。

　　通才教育的另一项内涵，是学术自由的空气。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33年，冯友兰从苏联观光回来，大讲新生苏维埃政权的优越性，并说：“苏俄实为进步之国家。所谓唯物史观，吾等决不应轻视，因有绝对真理存于其中。”这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可谓石破天惊。而思想左倾的吴晗、闻一多，尽管并不被梅贻琦所喜，亦可以在校园内公开进行革命宣传。

　　教知识，更教做人。梅贻琦将学习的态度看得十分紧要。他非常反对学生好高骛远的风气：“要避免西洋人所谓的‘白领’的心理，要不让学生于卒业之后，亟于成为一个自高身价的‘工程师’，只想指挥人做工，而自己不动手。”

　　他还说过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我只希望大家有勇气做一个平凡的人，不要追求轰轰烈烈。”

　　在梅贻琦任校长的十余年中，清华园内人才辈出。文学院培养出了吴晗、钱钟书、夏鼎、张荫麟等“四才子”，物理系有钱三强、钱伟长、钱学森这“三钱”，数学系出了华罗庚、陈省身、许宝“三杰”。众多大师，多为学贯中西之通才，做人或治学，只见山高水长。

　　另据统计，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中，有近三分之一出自清华。

　　如此辉煌，使得1941年清华在昆明庆祝建校30周年期间，美国一所大学发来电文中的颂词，颇为令人信服——“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

　　但是，如何在乱世之中，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西土”显然没有多少现成的经验可以提供。

　　乱世弦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枪响，全面抗战爆发，1938年5月4日，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在昆明开课。梅贻琦是学校三个常委之一。

　　其间冷暖，恐怕只有梅贻琦自己才知道。

　　在一次会上梅贻琦曾说：“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

　　1947年，抗战胜利之后清华第一次校庆，在体育馆摆了酒席。由教职员开始，然后学生逐级向校长敬酒。那一天，梅贻琦足足喝了40多杯。当年10月10日，清华大学在故园开学复课。

　　然而，仅仅一年时间，形势再次突变。

　　1948年12月14日，北平围城开始，直到21日，梅贻琦才把一切事情安排妥当后，走上了南下的飞机。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

　　1955年11月，梅贻琦去了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款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并开始着手在台“复校”，为了选址，梅贻琦一共七次亲往勘察，才最终选定新竹县赤土崎。可是据说，他在世时，却始终不愿将研究所改称大学，他常说“真正的清华在北平”。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北。追悼他的祭文这样写道：“五十年来清华人才之盛，堪称独步，贡献之多，尤彰明而皎著。斯非幸致，实耕耘者心血之所倾注。”

　　他的墓地即在新竹清华校内，墓前广植花木，称为“梅林”。每逢盛开时节，草木不言，花香飘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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