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已在海里游泳了,现在为什么非得把他们拖回岸上?为什么非要让他们穿上衣服,再放到游泳池里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问道。如今,他不时回南科大为学子们举办开讲座。
他的发问是有所指的,今年5月份,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在记者会上,针对南科大的“办学自主权”,含而不露地指出,“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法,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即南科大的“45只小白鼠”必须参加高考。
此前的一个月,朱清时作为哈佛论坛演讲嘉宾,在美国宣讲南科大的改革创新。他已预感将有事来临,“只是没想到那么快,那么大”。
“消息一传出来,大家都非常反对。我们讨论的已是怎么应付,而不是参不参加高考了。”小李的同学郄博宇透露。
5月12日、14日,校方连续两天组织“动员会”“在一所教室里,我们一边做作业,一边听人劝说。”
平素即使再累再忙,一个月总会抽出时间与学生们开会交流、在食堂饭桌上与他们亲切交心的朱校长,却在那时不见踪影。
“他们明着在会上,对学生们说,参加高考是给你们上了一道双保险,你们还不干呀?你看看,教育就这样沦为一种庸俗的游戏。”而今说起,一向温和克己的朱清时不由痛心。
“他们一个劲强调出发点是为我们好。我们态度很坚决,我们来就已经选择好了,家人也同意了。如果你们真的是为我们好,就让我们回去学习吧!”小李说。
虽然懂得拒绝的“语言技巧”,但学生的思想毕竟单纯,眼里揉不进沙子。
他们反感并揣测说服者的动机。今年4月底,深圳市委组织部对外发布《关于公布推荐选拔南方科技大学(筹)副校长等领导干部的公告》,推荐选出的两名南科大副校长,职位将为正局级。此举曾激起一片哗然,有人直言,这是朱清时教改的耻辱,因为“去官化,去行政化”,正是南科大创建之初,许下的理念。
“是不是想拿我们当棋子,借此加官晋级?”一些学生将矛头直接对准主要说服者最早由市里从深圳大学派遣,参与建校的一位行政老师,也是政府公布的南科大副校长候选人之一。
虽然我们的副校长正在产生中,但是他若没有改革的高度和勇气,没有足够的才干和气魄,他将没可能胜任这个职位,希望我们的候选人们注意。
小李在信中率性呼吁。事后,有不明就里的行政老师向他打听,这位写信者到底是谁,需要做做“思想工作”。
“就算他们知道是我,又能拿我怎样?”电话那厢,他呵呵一笑。
“我跟学生们讲,不要把所有人当成敌人。其实没人强迫你们。你们也要试图理解行政老师,他们是由政府指派,由政府开工资,对于政府的命令,他们只能执行,不能反对。”校内,来自华中科技大,为学生们讲物理的李元杰教授说。
但对学生们的行动,他曾在教师会上第一个起身发言:“这件事足以证明我们的学生有独立思想。如果今天我们不主动,以后只能更被动。我们要尽量向深圳市政府反映,南科大暂缓执行高考。这对我们学校,对于市政府都有好处。”
然而,为使教改实验班的学生回归考场,深圳市政府特将高考报名截止日一再延后:5月31日,6月3日……
3日凌晨,郄博宇赶回了家乡成都。他粗算了一下,“已有二十多个同学请假离校。有的回到高中母校,为老同学作高考前的加油鼓劲;有的趁端午节放假,索性外出玩玩。留守校内的同学也决不会参加高考。”
到了6月6日,小李发来短信:“抱歉,我也回家和同学们聚一下。”
临走前,他言之凿凿:“今年,明年、后年,我都不会参加高考。南科大一旦降为‘俗物’,我没法受到一流的教育,我不会死磕。我会在别的舞台上,坚持我们创校的理念。”
“如果放弃这个机会,说不定教改又要等二三十年”
“道理很简单嘛,想想‘文革’是怎么回事?当年我们跟这帮学生一样,十多岁,每天不用上课,被教导学工学农,给老师写大字报,高兴得不得了。现在回头一看,才发现那时我们没有办法判断。”
6月7日,在深圳大学城附近的咖啡馆内,香港科技大学(微博)电机与机算机工程系教授李泽湘不以为然地大声道。
他大概怎么也未算到,南科大今天面临的局面。早在2007年以前,他、丁学良,还有香港科技大创校校长吴家玮,纷纷给深圳市领导写信,寄望这里能开办一所像香港科技大一样一流的高水准研究型大学。
“虽然我们人在香港,但是我们的学生都在这里创业、生存。我们非常希望这事成功,中国也需要一所这样的大学。深圳也应吸收香港科技大的办学经验,结合自身优势,将这所大学办得比香港更好。”他真心地说。
信件虽然没有得到回复,但他们相信官方肯定能够关注到。因为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上升势头,让深圳市政府颇感压力。前些年,深圳也办起了北大、清华、哈工大等名校的研究生分院,储备了一定的人才。但这座城市始终没有属于自己的名牌大学。
“所以,它需要办一所高起点、高质量,能带动其他学校发展的新大学。”李说道。果然,2007年3月,深圳市第四届人代会第三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决定筹建南方科技大学。及至2009年4月,明确该校选址南山区西丽塘朗山区,总建筑面积63万平方米。
硬件已然敲定,“核心软件”亟待开发。正如丁学良当初给市政府的建言中所说,这所尚未起名的新大学,不但需要一个好体制,而且要创造使这个体制能发挥力量的领导团队。
2008年7月,深圳市政府成立南科大(筹)创校校长遴选委员会,采取委托一家在美猎头公司搜寻、校长遴选委员会评议评审、按照干部任命程序确定的方式聘任南科大(筹)校长。
按朱清时自己的话说,南科大这次选校长的方式,中国60年来从没有过。具体操作是,猎头公司与同行专家同时筛选推荐名单,择优形成10人名单后,交由遴选委员会投票决定。该委员会成员绝大多数为专家学者。
其中便有日后说服朱清时重新出山的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老校长刘盛纲、中科院老院士陈国良。
此时,62岁的朱清时已卸下中科大校长的重任。他在中科大任校长的10年,正赶上中国经济高速运转,各地高校大兴土木,大搞扩招。
圈内圈外热火朝天,他却异常冷静顶住压力,中科大不建新园区、不圈地、不扩招;
“大学像官场”他甚至反感行政主导的高校教学评估。在中科大的迎评会上,不见鲜花相迎,讲堂上,供评估人员听课、坐的椅子也不设。
即使后来,他到了南科大,要依从深圳市政府的财政安排,“一台电脑,两个月才能申请下来”、“学校修房顶的计划一拖再拖”、“一个好朋友想以企业挂名的形式,参与自助南科大”。骨子里,他依然不想让金钱进驻校园。
因此,他深获学界的尊重。他直言,在学生心目中,他是中科大的象征。
内心的遗憾,惟有自知,“我刚做校长时,雄心勃勃。想把教学水平提高上去。我在国外很多大学工作、学习过。我认为中科大、国内很多大学,跟国外大学最大差距是教学内容太落后了,所以我派很多人到全世界调研,组织新的教材。但没能成功,因为老师没有积极性。改一门课,使用新的教材,需要他们下很多工夫才行。可掌握新教材,他们既不能发表SCI论文,不能获成果奖,也不能评职称。”
他实施过第二项改革,“从全世界引进人才,建一流的教师队伍”。
“到校长任满时,我发觉还是不行。在国外,这些引进的人才按国外的规则运行。回到国内,他们很快适应了国内的规则。我认识到,高教搞不上去的关键在于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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